书院芬芳育千年（下）——第五辑（2月4日）

书院芬芳育千年（下）

海宁古代书院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沉浮，兴衰成败间，起起落落时，我们不难发现总会有热心人士为之奔走，为之呐喊。他们为了书院建设捐赠财物，倾囊相助；他们为了书院教育广邀名师大儒，竭尽所能。最后，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坚硬的石碑上流芳百世。

手摸着冰凉的石碑，目光在那些不朽的名字上停留，仿佛感受到了一种热度。正是这些名字，共同搭建了文明传递的阶梯；正是这些书院，丰富了海宁的名人文化宝库。

如果把古代官学教育与民间书院教育的区别加以归结，那么这种区别即是教育理念上的区别，民间书院所坚持的是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而官学所实施的仍然是等级化教育的办学思想。

古代海宁书院所奉行的是一种“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育，换言之，学校教育并不是为生徒寻找和提供做官的捷径和跳板。书院教育为的是民众普遍地受到如何做人以及如何使人在家和国、社会关系中定位的教育。

审视当今教育现状，可作一番今古对照。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我们在回顾书院教育的历程中，是否可以受到些许的启发？

安澜书院

据《重修安澜书院碑记略》记载：清嘉庆壬戌年间，海宁州牧黄秉哲重修安澜书院。州中望族若查、陈、朱、胡、马诸家大力捐赠田产，捐赠银两，捐赠课桌椅，几年后初具规模。黄刺史离任之后，一时经费发生困难，一度停办。十几年后，易凤庭、鹿嗣宗相继担任海宁州牧，他们开始召集有学问的人来县衙讲课，并发放俸禄。从此，教学之风开始复兴了。黄君议在嘉庆七年八月重建安澜书院。在他离任之后，孙凤鸣继任。孙凤鸣开始大修书院的房屋，制定书院的规条，请当地大儒周令春担任山长。从嘉庆八年至十三年，书院兴旺，人才辈出。道光壬午秋，长安镇米商每年捐赠白银数百两给安澜书院。当时，海宁其他有识之士纷纷响应，纷纷捐赠。

据靳芝亭《重建安澜书院碑》记载，安澜书院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火，房屋大量烧毁倾颓。靳芝亭就任海宁知州后，开始大量集资建房。其中有开明乡绅董成其捐赠了大批银两，用以购买市集房屋，存典生息。积累下来的钱财，用作生童学习生活的费用。书院还重金聘任大儒萧山傅梅卿来讲课，从此文风蒸蒸日上。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日朱宝缙改书院为海宁州小学堂。

而今，在“金庸书院”奠基仪式上，金庸先生亲自剪彩并铲土奠基。未来的“金庸书院”就坐落在盐官古镇东南隅，其建筑布局参照清朝安澜书院建造。具备讲学、展示和藏书等功能，将全面地展示金庸学术成就，精心收藏其著作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场所。

仰山书院

仰山书院坐落于长安镇海宁中学内，是目前海宁仅存的清代书院建筑。

宋代时，这里是“曲沼栽莲，茂林植柳，真幽栖远俗之地”。明洪武八年（1375年）建义塾于觉皇寺。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许三礼创设长安书院于觉皇寺，聘黄宗羲等名士讲学，成为一时佳话。但由于缺少办学基金，许三礼升迁后，书院亦即停办。

清嘉庆五年（1800年），沈毓荪、陆鸣盛、陈光庭、倪善治等发起重建书院之议，并筹集资金，建书院于古三女堆东坡，嘉庆七年建成。浙江巡抚阮元闻讯，欣然以“高山仰止”之义，命额曰“仰山书院”。

公推沈毓荪为山长兼主讲。其后规模至占地4000余平方米，成为房屋幽深宽敞，高低相应，教学、膳宿完备的教育基地。整个建筑布置，从大门至主建筑崇雅堂，步步升高，其门室树木，均隐含义。周以修廊，中辟小园，环境上佳，吟诵之声往往不绝于耳。沈毓荪本系中产之家，建书院时集资不足三千两，由其填补费用之不足部分。开学后独自担负“延师课士”生员膏火之资，不到四年，以致家道中落，中年时节只得外出为人“幕客”，终老于上饶灵山书院。仰山之人怀念他，立牌于“崇雅堂”之侧位祀之。

嘉庆十一年，聘钱塘沈飏侯为山长。嘉庆十四年，于头门两侧设“蒙泉义学”以培养书院的初级学生。嘉庆十七年，清乾隆庚子恩科进士张骏为山长。清道光二年聘萧山高凤台为山长。时知州王寿榕，请得杭州府允准，将长安米商的厘金之半，拨给仰山书院，保障了书院一切开支费用。清咸丰初，本镇举人陈方坦为山长，太平军起，投笔从戎。嗣后由本院学子，嘉庆丁丑进士、署江巡抚陆元琅归家任书院院长。同治四年，本镇盛炳奎（举人）修理了劫后尚存的书院，重新开课。光绪十四年原发起人陈惟德的孙子陈方坦，回乡省亲，出资三千两又五百千钱币再修仰山书院，并筹集“岁需经费”的基金。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令，改书院为高等级学堂，称“海宁州立第四小学”。

光绪三十一年朱宝缙创立“海宁州中学堂”。海宁州学堂系嘉兴地区仅有的两所学堂之一，如此这般，仰山书院又因教学革新而载入海宁教育史册。海宁州中学堂仿西方学制和教学内容，学制五年，另设预科。学堂有从上海、杭州等地请来的教师，开设修身、国文、法制、历史、英语、算学、博物、财政、体操等课，还一度请日本人教日语，教师中有留学生，更有如钱玄同、王国华（王国维之弟，英语教授）等名家。

“戊戌变法”时，仰山书院从主讲到学子，“意气风发地攻读时政知识”，《新民丛刊》成为必读课本。“戊戌变法”失败，仰山人首先追随孙中山先生，倾向革命，沈山寿等成为当时海宁州里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时张步青任学校校长。民国时期，汪培三由镇长兼任校长。由于仰山书院一贯对教师资质要求很高，所以人才辈出，清代有陆元琅、许梿、许楣、何国樑、陈方铨等名人、官员。后有朱定一、沈鼎三、韩维邦、陈慰堂、谢培康、冯朱棣等科学家、工程师。朱定一于1987年在美国对沈鼎三的夫人应芬林说：他们这一辈“仰山学子”在美国的有十多人，他们总以是“仰山学子”自豪。正因仰山教学质量闻名于当时，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先生的父亲，当年特意让查济民住于曹振麟家，就读于仰山书院三年。

崇正讲舍

崇正讲舍，在元东乡诸桥（今丁桥镇诸桥），清光绪十八年（1892），邑人张宝华等人创建。光绪二十八年有张宝荣、祝鼎、邹师谦、张渠清、虞秉璋等，改设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冬以费用短缺停办。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呈准改设初等小学堂，教员有张渠清（堂长）、马承铭、林新民等，资金为地方公款，学生五十余人。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撰写《崇正讲舍碑记略》：且夫学校之美善，非一人一校之力所能为也。必教育之系统完全无缺而后可，先有小学中学美善之豫教，不能有美善之大学，小学中学既美善矣，非有美善之大学，则好学之徒亦无由以进修高等之学问也。以力之不赡，人之不得，教学系统之未成，师资书籍之未备，故言兴学数十年，而完全无缺之学校，予盖未见也。往者，邑人张宝华有志于学校之事，岁癸巳辟崇正讲舍于城东，制艺之外兼课士下经史大义及时事等，既而将大有兴作，会戊戌党锢事发未果……今崇正讲舍之建九年矣，邑人将树碑记其事，而以辞属国维，国维窃惟讲舍之成，张君之功为多，顾张君之志，宁遂如斯而已乎，以兴学之艰如彼，又以时兴势之不至，而姑为此，亦张君之所不得已乎。今天子下兴学之诏，时兴势殆将至矣。兴学之艰虽不可避，然心诚求之当必有完全之一日者。后之君子有能继张君之志者乎？予将乐观其成焉……记在光绪二十七年邑人王国维譔，德清俞樾篆额，邑人陈典常书。

此碑原立于讲舍内，其中提到的俞樾，乃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平伯曾祖。陈典常，乃晚清书画家，现代作家陈学昭之父。可见，崇正讲舍当时名头也不小。

书声琅琅

除上述书院外，在袁花镇东市，曾有一所建于清同治九年的龙山讲舍，后废于战乱。嗣后由里人张葆恩等集资购民房重加修葺，先后聘请儒士徐元勋、海盐张鼎为山长，琅琅之声又闻。至清光绪二十八年遵章龙山改为学堂，并新建平屋两楹，楼屋五楹，辟体操场于后（此仍我市最早见载于籍的体育场）。

千百年来，作为民办的书院秉承着“以德育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学生无任何身份性限制，平民子弟均可入学。无论什么生员都必须进行道德人格和品性的塑造，不存在任何例外权。

历史已经证明，书院历千年而不衰，在古代社会具有生机与活力，对现在的教育体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究其根由在于它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

图片均摄于仰山书院

文/俗 子

摄/王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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