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智库 | 隋唐大运河汴河是隋炀帝和宋徽宗的悲剧之河
作者介绍
牛士中，安徽临泉人。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媒体撰稿人，文化学者。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宿州市隋唐大运河研究会会员，宿州市白居易研究会理事。在《今古传奇》《名家名作》《华东理工大学周报》《江淮时报》《新安晚报》《拂晓报》《阜阳日报》及《新安晚报网》《天下时报》《百度头条号》《皖人春秋作家群》等报刊网络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书评、人物专访、文史文章等五十余万字；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农村经济与科技》《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等期刊及论文集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三部。
自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开凿通济渠，至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金熙宗天睿二年（1139）前后，汴河淤塞失去航运功能，作为隋唐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汴河沟通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三大水系，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因为它是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必经之河，是南北物质交流和政治经济互补融合的关键渠道。
纵观隋唐大运河存续年代和历史功能，我们可以发现其功能效力主要体现在大唐北宋，当然在隋朝就已显现端倪，其中有些功能贯穿整个汴河通航期，有些功能显现朝代特色。探讨安徽段汴河功能价值基本能体现隋唐大运河功能特点，本文主要从史志记载、文人诗文以及现代考古几方面来研究安徽段汴河在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自我需要方面的功能价值，以一观隋唐大运河的总体功能之一斑。
通济渠汴河以及其他运渠的开通，在当时极不发达和极不舒适陆路交通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方便舒适的交通选择。“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通典》卷十“漕运”》）在方便舒适的转输方式成为现实选择情况下，统治者膨胀的内心欲望借汴河等运渠得以释放。
隋炀帝是为了满足感官欲求还是为了客观上沟通南北、加强中央集权，人们观点不一，有部分声音认为客观上沟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各地物质交流，但多偏向隋炀帝穷奢极欲、巡幸江南之享受欲求，有关史志记载也无形中暴露了隋炀帝的内心想法。
“大业元年三月辛亥（三月二十一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四月初一日），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撰，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凿通济渠，其后仅十天就派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即上仪同大将军、上仪同三司简称）于士澄到江南采办巨木，营造龙舟、凤甗(音yǎn) 、黄龙、赤舰、楼船等，数量达到数万艘。四个半月后，即大业元年八月壬寅（十四日），隋炀帝兴师动众，浩浩荡荡，乘坐龙舟，率领内宫众多女人及一众官员幸游扬州。
“八月壬寅（十四日），上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舳舻相接，二百余里。”（[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撰，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船船相接，竟然长达二百多里，可见，隋炀帝游幸江都（今扬州）排场之大，场面之盛，而皇家及文武百官之用度又是一笔浩大的支出，相比修建通济渠所造成的百姓疾苦与伤亡及民力透支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这样耗费民力透支民心的游幸活动隋炀帝爱此不疲，“（大业）六年春三月癸亥，幸江都宫。”（[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 撰，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七年春二月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 撰，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
隋炀帝将沿通济渠游幸活动当成家常便饭，不惜劳民伤财，置江山社稷于不顾，通济渠终成隋朝灭亡之河。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幸江都途径东都（今洛阳），大醉赋诗：“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美人吟诵再三，隋炀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欷歔”。至江都，复作五言诗：“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撰，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七五行上）天下乱象已成，汴河为叛军阻断，隋炀帝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长安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十二年春正月甲子，幸江都宫，”（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下）隋炀帝在江南繁华地迎来他生命终结之际是否想到他曾经的疯狂和远离他视为草芥的子民？
隋唐大运河之开挖，多出于隋炀帝个人骄奢淫逸和游幸之需要，这种开挖消极倾向居于主导因素，不能淡化。作为隋唐大运河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徽段两岸人们经受苦难可谓深重，至今两岸尚有相关传说故事以及相关考古印痕，诉说着曾经的历史风霜。
而在北宋，前中期统治者对汴河漕运极其重视，及时疏浚与管理，保障了汴河漕运的顺畅，对于维持其封建统治起了关键作用。而北宋末，统治阶级利用汴河满足私欲则造成北宋民心凋零以至走向灭亡，最终导致隋唐大运河之汴河的废弃湮灭。
“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宋史，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徽宗皇帝听信权臣方士谗言，在东京开封之东北建艮岳以改善都城之风水，为彰显艮岳之皇家苑囿气派，广收天下花竹奇石，兴起“花石纲”，挤占汴河漕运渠道，“自政和（七年，1117）讫靖康（1126-1127），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楼台亭馆，虽略如前所记，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宋史，志第三十八地理一，京城京畿路京东路京西路）
上有所好，下必投其所好。“徽宗颇垂意花石，（蔡）京讽（朱）勔语其父，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延福宫、艮岳成，奇卉异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朱勔）蔡京为讨好徽宗，暗中授意朱勔及其父，将江南珍异通过淮河、汴渠运至京师开封，到政和年间盛况空前，以至舟船相接，形成漕运专项——花石纲，还在苏州设置应奉局，专营花石纲，并借机套取国库金银无数，同时，“家本贱微，庸于人”的朱勔竟得以升迁，东南部郡守多为其亲近之人。
朱勔极力讨好徽宗，在江南及汴河上横行无忌，天下人敢怒不敢言。“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花石纲横行汴河，拆水门，凿城墙，甚至破坏粮饷运送，任意征用商船，严重骚扰汴河交通。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朱勔终于迎来当头一棒。陈遘（gòu），字享伯，性情耿介，孝道友好，为人宽厚，忠于职守，徽钦时期朝廷重臣。“朝廷方督纲饷，运渠壅涩，遘使决吕城、陈公两塘达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纲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系其人，而上章自劾。帝为黥勔人，进遘徽猷阁待制。”（宋史，列传第二百六忠义二，陈遘） 时任发运使的陈遘，费尽心机引水疏通漕路，输送军饷，而气焰嚣张的朱勔打着皇帝的旗号满载花石纲拥堵汴河，陈遘的官船不能通过，本来与蔡京之流针锋相对的陈遘，逮捕朱勔，并向徽宗请罪。徽宗不仅没有责怪陈遘，还提升其官阶，并对朱勔处以黥面之刑。然而，徽宗此时的似有所悟已经迟了，暴乱反抗之势风起云涌，北方草原民族的强势碾压已无力翻转。
作为北宋花石纲遗迹，宿州市灵璧县娄庄镇古汴河两岸大石，则是汴河花石纲运的有力证明。
南宋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二日，跟随舅父汪大猷使金贺正旦的楼钥途径灵璧，见“（灵壁汴河）两岸皆竒石，近灵壁东岸（虞姬墓在古汴河西岸，汴河出灵城后渐而转向东南，笔者注）尤多，皆宣政花石纲所遗也。”（[宋]楼钥撰，北行日録上，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攻媿集卷一百十一）此时距北宋操办花石纲仅四十多年，楼钥所见所言，应该确实可信。无独有偶，其在诗文集《攻媿集》卷一中有诗佐证：
灵壁道傍怪石
饱闻兹山产奇石，东南宝之如尺璧。
谁知狼藉乱如麻，往往嵌空类鑱刻。
长安东南万岁山，搜抉珍怪穷人间。
汴流一舸载数辈，径上艮岳增孱颜。
当时巧匠斲（zhuó）山骨，寘（zhì，安排，放置，同“置”。）之河干高突兀。
干戈动地胡尘飞，坐使奇材成弃物。
君不见黄金横带号神韵，不数台城拜三品。
只今零落荒草中，万古凄凉有遗恨。
木人漂漂不如土，坐阅兴亡知几许。
行人沉叹马不前，石虽不言恐能语。
诗中提及万岁山、艮岳、汴流等北宋典型风物，更提到灵璧奇石，徽宗金带披挂灵璧奇石而动之往事，金灭北宋，以及流露出北宋亡国后显赫一时的花石纲之奇石沉寂荒草间的凄凉和感伤。
其后，明朝灵璧娄庄人王守谦亦在《楼子庄大石及两岸奇石记》言：“楼子庄东半里许，岸南有大石屹立。高一丈，厚居三分之一，俗传以为神物诞也。石以东，两岸奇石相续。尾其后，有刻‘丁邑戊君’字者，则知为灵璧凤凰山所产，而朱勔所领故物，偶遗于此者耳”，（[清]吴嵩，顾勤墉，纂修，康熙《灵壁县志》卷八，艺文志）从石上刻字“当地县城武姓人所献”及文中描述，朱勔运送花石纲与陈遘相遇被抓，应该与灵壁古汴河两岸花石纲遗石联系不大，即灵璧古汴河两岸遗石未必是陈遘捕系朱勔并将其所运花石纲奇石掀翻至古汴两岸之奇石。灵璧古汴河两岸奇石可能是当地承担的花石纲之一部分，挖之于当地山上而运送至汴河两岸，以便运送花石纲船只来搬运，至于遗留汴河两岸，乃因诸如徽宗醒悟冷落花石及朱勔等时事变故原因不再搬运而遗留。从此还可知道，灵璧汴河两岸“花石纲”遗石，应该采运于古汴河南北两岸，如南岸楼子庄之齐眉山、窑山、龙山、虎山等山，北岸凤凰山、磬云山、九顶山等山。
至于日常杂用之物，统治阶级更是不厌其精，竭尽民力，通过汴河从南方运送至京，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这可以从现代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而见一斑。在淮北， 1999年、2012年柳孜遗址两次发掘近3000平米，除出土唐代沉船8艘、宋代沉船1艘外，河道出土唐宋时期瓷器、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等文物7000余件。2010年在濉溪大隅口和百善老街发掘河道约200平方米，出土唐宋瓷器数十件。在宿州， 2006年，市区西关步行街发掘运河遗址600平方米，出土唐宋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琉璃器、玉器等各类文物标本1400余件。2007年，宿州市环城河老城区发掘运河遗址500平方米，出土隋唐宋元陶瓷器2300余件。在灵璧，娄庄镇二墩子运河遗址，发掘面积约300平米，出土瓷器、陶器、骨器、石器、铁器、铜器等文物200余件及大量瓷片。2015年，在娄庄镇小田庄运河遗址，发掘面积约1600平米，出土瓷器（占出土文物70%）、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等文物300余件。在泗县段， 2012年，分别在泗县曹苗、邓庄、刘圩、马铺、朱桥、宗庄6地对运河遗址发掘，出土唐宋陶瓷器等大量文物。隋唐大运河遗址安徽段仅仅发掘极小部分面积，就出土大量隋唐北宋文物，这一方面显示隋唐大运河通航期船运繁忙，另一方面反映运河南北物质交流的频繁。如果说，众多物品为普通人家日用，那么更多一部分则为贵族阶层使用，可想而知，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作为贡品通过运河运送的瓷器、金器、铜器、丝绸等奢侈用品更是不可胜数。
汴河，从满足封建统治者私欲意义上讲，是隋炀帝和宋徽宗的悲剧之河。他们不恤民力，个体主义膨胀，将一条关涉国计民生的汴河当成自己肆意个人喜好的池塘，终酿成旷古苦果而为后世扼腕长叹。
参考文献：
1. 《通典》卷十《漕运》；
2. 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隋书·帝纪第三炀帝》；
3. 《宋史·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
4. 《宋史·志第三十八地理一·京城京畿路京东路京西路》；
5. 《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九佞幸·朱勔》；
6. 《宋史·列传第二百六忠义二·陈遘》；
7. （宋）楼钥：《北行日録》，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攻媿集》（卷一百十一）；
8. 明朝灵璧人王守谦《楼子庄大石及两岸奇石记》，[清]吴嵩、顾勤墉，康熙《灵壁县志》卷八，《艺文志》；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泗县文物局、灵璧县文物管理所:《泗县、灵璧段运河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
10.全国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政协安徽省宿州市委员会:《运河名城宿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濉溪县文物事业管理局、淮北市博物馆编著，主编宫希成,《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报告》（上中下三册），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第一版；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濉溪县文物事业管理局、淮北市博物馆编著，主编宫希成、闫红，《汴水蕴物华——柳孜运河遗址出土文物》，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第一版；
13.杨建华：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古陶瓷研究概述，《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九期，第14-19页。
来源：运河网
实习编辑 王伟
制作 曹宇
责编 肖东
审稿 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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