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丘大运河文化带的思考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上，河流颇多，大江大河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很重要的元素，我们经常提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也好，黄河也罢，都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史。那些发端于山川的河流，是大自然之于人类的恩赐，先祖傍水而居，水让村落有序存在，不同水系孕育了不同的文明，每一条河流都是文化的象征。
其实，除了大自然的杰作——传统上的河流之外，在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开创了伟大的水利工程——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
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组成，全长2700公里，跨越京津冀鲁皖豫苏浙八个省、市，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发挥着经济、文化、航运、交通等职能，随着历史的演进，隋唐大运河在南宋终止了其使命，元定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登上历史舞台，浙东运河地位渐渐弱化，明清两朝皆定都北京，对元代大运河进行扩建，建国以后对大运河进行部分恢复和扩建，与南水北调工程结合，保护农田和人民财产安全。从三大运河体系来看，国家政治中心变迁多与大运河命运相关，大运河对沿岸的农田水利、工业生产、文化经济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尤其京杭大运河贯穿了南北交通，至今也在发挥着作用：“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目前，大运河部分河段保留完好还在发挥运输功能；有些已经建为运河公园，成为城市生态一部分；还有一些河段则成为垃圾场，存在一些问题，运河保护刻不容缓，尤其是大运河2014年6月申遗成功后，大运河成为中华民族奉献给全世界的宝贵遗产，与大运河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相关部门的头等大事，共建大运河文化带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运河文化对商丘的价值分析
隋炀帝修建了利在千秋的大运河，大运河北段是永济渠，南段是通济渠，南段自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以下也称汴河、汴水，唐宋人称为汴河，南宋以后，宋金划淮为界，通济渠不再通航，后逐渐湮废。
由于大运河复杂漫长的时空演变过程，大运河只能作为系列遗产进行申报，把大运河全部线路进行申报，在全球无先例，在中国更无可能。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只能对申报对象进行遴选，以遗产点段组合的方式来申报，最终确认27段1011公里河道以及58个遗产点入选，已经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城市以及大运河具有独特的价值。
白居易在《隋堤柳》中用“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的诗句赞美汴河隋堤遍植烟柳的胜景，这种胜景如何印证？如果没有商丘，淮北三处河道考古遗址的发掘，我们可能无法见证1000多年前的运河真容。这几处遗址，为隋唐宋时期运河的巨大规模、精湛的夯土工艺，以及独特的堤岸形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与历史文献完美印证。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通济渠商丘南关段（码头）遗址位于商丘古城南约2.5公里，通济渠商丘夏邑段位于夏邑县南约15公里的济阳镇，它们都是通济渠沿线重要的河道与水工遗址，展现了隋唐宋时期通济渠夯土驳岸的形制与工艺，以及通济渠巨大的河道规模，反应了河道历史的线路与走向。商丘南关码头遗址是目前通济渠沿线发现的规模较大的一处河道、驳岸遗址，为真实了解隋唐宋时期通济渠河道变迁、疏浚的历史以及河道的筑建方法、加固方式、加高过程、用料选择等提供了考古实物资料。通济渠商丘夏邑段是通济渠宏大水利工程高超水平的直接见证和考古证明，印证了史书中关于大运河堤外为官道的记载，为我国古代交通史研究提供了考古资料。
显而易见，商丘大运河文化遗址具有很大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是研究隋唐宋时期商丘的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现象的重要窗口，大运河文化同样哺育了商丘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下，商丘应该重视大运河文化世界遗产，按照国家对于大运河文化保护开发政策来完善本地的遗址保护工作，并在做好保护基础上，进行创意性开发，让大运河文化煜煜生辉，闪耀中原。
漕运对经济变迁的影响。漕运对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意义重大，这也是理解中国经济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可参考价值的方向，它便利了南北财物往来及文化交流。隋唐时期的商丘，大运河的通航，粮商、盐商、茶商、丝商等均集聚于此，极大地促进了商丘的商业活动，使之成为闻名遐迩的商业大都市。当时，商丘是东方商业重镇、交通要道，已经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北宋定都开封，黄淮平原成为朝廷重点开发的区域。但是，五代十国时期，因战乱饥馑，中原城市几成僻壤，因此从南方漕运物资就显得尤为重要。北宋水陆交通尤重汴河（汴河亦是通济渠，流经开封、永城、宿州、泗县、扬州），汴河是宋朝的生命线，也是国运所系。每年经宋州从江南运往京城开封的粮食就有五百万到七百万石之多（宋州，今商丘，宋朝龙兴之地，1006年，宋州升格为应天府，后升为南京，作为北宋陪都）。在此集散的其他土特产，手工业品数量之大，更是临近几个城市所不能匹及的，应天府（今商丘）成为了仅次于都城东京开封的经济中心。由此可见，商丘作为大运河节点城市，在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维系着国之命脉，天时地利人和，无愧于“江淮屏障”。
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商丘文旅的重要价值。据公开资料介绍，商丘意欲打造运河文化遗址公园，通济渠商丘南关段与古城文化、华商文化、火文化等景区连接，形成旅游立体线路，如此，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隋唐宋文化、运河文化，对传承华夏文明意义重大。世界文化遗产公园和运河博物馆的营造对于商丘城市形象和文旅潜能方面影响深远，这也是增强商丘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有效方案之一。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看，世界文化遗产公园及运河博物馆对于大运河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它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公众教育功能，伴随着文创经济浪潮，开发出具有商丘大运河文化气质的本土文创也是可期待的。
同时，大运河通济渠商丘南关段和通济渠商丘夏邑段申遗的成功经验，对于商丘古城后续申遗工作具有借鉴意义，无论从申遗的流程、法律程序上来说具有可参考性，同时对标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对商丘古城进行保护，也是有深远影响和价值的。
商丘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千年运河，举世瞩目。大运河文化带能够成功申遗，表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认可。商丘拥有隋唐大运河两个河段的世界文化遗产，足以说明商丘是运河经济的繁荣都市以及水上交通枢纽之地，一如当下，枢纽经济也成为商丘的重要标签之一，古今历史，起承转合，大运河经济繁荣已成为过去，留给商丘的是运河文化遗址遗产，让后人去凭吊，去感叹，去思考。
说起隋唐大运河，不得不提发生在商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商丘曾经是宋王朝的龙兴之地，宋高宗赵构也是在南京应天府（商丘）正式登基，国号仍是“宋”，史称“南宋”，据说宋高宗南下也是走的水路，那么，商丘南关码头便是高宗惜别古商丘南下之处，就是今天商丘大运河遗址的南关段，宋高宗和大运河相互成就，注定要在商丘留下这段悲悯而又壮观的历史，可以说，宋高宗南下改变了王朝以北方为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历史，南北差异肇始于此。从文化遗产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史视角来看，商丘大运河遗址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变迁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家层面政策支持力度来看，大运河等文化遗产已经上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商丘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首先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为依托，按照大运河遗址的特点精准施策。
我们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对各类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其次，在保护基础上，立足大运河文化创意方面的衍生开发也非常值得探索。利用文旅融合发展契机，对大运河文化遗址，进行文化研究，文化创意设计，将大运河文化遗址与商丘文旅融合起来，以世界文化遗产的知名度提升商丘整个文旅的影响力。
如何活化大运河文化遗产
近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全网风靡，已经成为王潮歌的又一现象级文化创意作品，为什么王潮歌在中牟一个县城里面凭空造城，造一个河南各地市文化合集，就成爆款，让中牟火了起来？为何文化底蕴深厚的商丘，却没有一个风靡全国成功成熟高品质的有深远影响力的文旅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
无论从历史传承还是文化创新方面来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付诸实践的事情，这种建设一方面包括了沿线运河、古村落、物质遗产等基本硬件的保护和传承，同时还包括一些民俗、歌舞、美食、非遗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故宫文创是活化中国文化遗产和文化复兴的标杆，围绕大运河丰富的文化遗存，充分挖掘大运河的底蕴，活化大运河文化遗产，利用创意的手段使得大运河文化遗产可以进入现代人生活场景当中，使之活化，使之复兴，这也将是坐拥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地域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活化大运河文化遗产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成立大运河保护运营专项基金，做好资金保障。大运河文化遗址是展示运河文化历史，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依托，也是今人凭吊古迹，了解大运河文化的窗口，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商丘南关段和夏邑济阳段是商丘在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中所书写的浓重一笔，商丘是所处隋唐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重要的节点城市，对当时朝纲稳定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可以成立大运河保护运营专项基金，专人专管，专款专用，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
提高大运河文化基础研究水平。文化基础研究力决定了城市文化软实力，它体现在城市建设的各个细微之处。大运河申遗的成功是大运河文化研究的起点，对于沿线城市而言，在地性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我们要珍惜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加强基础文化研究，同时，要将学术研究与考古挖掘、遗址展示、景观规划、文化旅游结合起来。以专业研究赋能文旅、文创经济，逐步培植大运河文化创新力。
借鉴大运河沿线城市成功经验。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对沿线城市而言，可以说都有关系，截至目前，商丘的存在感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应该借鉴大运河文化遗产运营比较成功的城市的经验，为我所用，结合本土文化，搞出商丘特色。据悉，杭州建设了智能化的“运河书房”，方便群众阅读，还有各类运河美食；还有些地方围绕大运河打造了大运河歌舞剧、书法绘画、戏曲曲艺、风俗文娱等。商丘遗产段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应该找到自身在大运河中国的地位，并与运河沿线地区加强互动交流，这样，商丘大运河文化遗产便鲜活了起来。
融入科技智慧创新元素。重点规划和深度挖掘，将曾经的运河经济文化繁荣之历史通过某种科技或者创意手段来复兴，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结合大运河文化遗址的保护开发方案，发掘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文旅价值，进而带动商丘大运河文化遗址持续的影响力。
现在看来，要实现大运河文化的产业化发展，需要文物部门、旅游部门、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市场第三方创意企业、甚至是民间个人与团体共同参与其中，是群策群力而又专业分工的大事。文化遗产资源活化为产业经济增长点，是所有坐拥文化资源的区域重点研究的课题，只不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商丘大运河遗产文化对于文旅的辐射力来看，仍需要持续发力，这也是运河文化活态化、可持续发展的使命之一。（谷 雨 ）
来源：商丘网—商丘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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