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2年03期 李夏廷 李建生
内容提要：
《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发掘报告将分水岭墓地分作五期，时代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一代并认为其间”有明显的缺环"，第一期”为晋国墓葬……，第二、三期为赵国墓葬，第四s五期为韩国墓葬"；其考古学文化”战国以前为晋文化地方类型战国以降为典型的赵文化，后来尽管有韩人活动，但就其文化面貌来说，并不会有变化"。本文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分水岭东周墓地是一个连续使用无间断的三晋韩氏墓地。
一 分水岭墓地概况
分水岭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区，当年探明约有600余座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墓，其中大多数为东周墓。1954-1972年期间，山西省考古工作者为配合基建在此做了多次考古发掘叫当时只选择性发掘了其中的164座东周墓。2010年新出版的《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以下简称《墓地》）仅发表了其中25座铜器墓和86座陶器墓，共计111座墓。铜器墓中，被判定五鼎以上或积石积炭的大型夫妻异穴合葬”对子墓"为6组12座［2］。限于资料和篇幅，本文仅着重对这些大墓予以讨论。
先看墓地概况。下引墓葬总平面图为《墓地》原图。为说明问题，本文将6组大墓予以描黑，由此清楚地看出：6组大墓基本呈一线排列，周围多有中小墓，其中有铜器墓也有陶器墓，大墓组里的M26/M14旁边还附带曲尺形车马坑1座（图一）。
从顺序上看，西边V区内M269/M270为第一组，向东山区内M126/M127为第二组，M26/M14为第三组，M25/M12为第四组，1区的M35/M36和M20/M21分别为第五组和第六组。
《墓地》称第一组时代属春秋中期，第二组以后分属战国早期和中期，并说”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时间跨度大，有明显的缺环”即缺乏春秋晩期的铜器墓资料叫
我们再把注意力回到墓地总平面图上：《墓地》发表的总平面图中III区最东边有一个M273，但却没有发表该墓相关资料。然而在长治市博物馆陈列馆展厅和以往未发表资料里，确有分水岭M271、M272、M273三座墓号相连的墓葬所出铜器资料，其中所见M271有列鼎1（失盖）、M272有列鼎3、M273有盖鼎1和敦1。这些铜器都非常完好,估计还应该有属于这3座墓的未修复铜器存于博物馆库房，也就是说，其中M272用鼎数目应该不止3鼎。而且这3座墓的铜器时代相同，墓号相连，因此，很可能在III区和V区之间还应该有一组包括M271、M272、M273在内的中型以上墓葬组（是否为"对子墓"已无从知晓）。从平面图看，M273尺寸不大，抑或是一个陪葬墓？M271、M272应在其左近。如是，则该墓地应该存在不少于7组的同一等级的墓。下面我们姑且将其合为一组,并由西向东逐组分析。
二 大型"对子墓"分析
分水岭墓地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墓地》称：出土铜器总共1985件，其中青铜容器共300余件、乐器63件，"但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分水岭出土材料散失多地，能确定地点的就有14处，……发掘资料多有阙如，原始底图凌乱，出土器物也没有很好的保存，而如今破碎以及易损的文物已经面目全非，多数根本没有修复的可能，在长治博物馆整理部分器物时，由于有些发掘编号被馆藏文物号覆盖，因此没有整理它们,整理时按缺失对待"叫出于上述原因，《墓地》所发铜器资料就非常有限，如铜容器,发表资料不足出土总数四分之一，因此上述M271-M273铜器资料缺失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墓地》公布的墓地总平面图是”通过整理，选出要发表的墓葬再重新绘制……剩余墓葬的位置没有在平面图上体现"[51。鉴于此，本文只能依据《墓地》现有资料，并参考早年发掘简报，再适当补充个别馆藏资料进行粗略的研讨（表一）。
1,第一组（M269/M270）
这是已知诸组中唯一没有积石积炭的5鼎大墓（这个时期的积石积炭仅见于诸侯以上大墓）。其西南三米处还有马坑2个（《墓地》平面图未标出），内各殉马2匹>61；东西两边还有中小型铜器墓，其中东边的M53有5件列鼎（该墓似乎不是"对子墓"，且规模较小）。M269/M270是已知6组”对子墓"中尺寸最小的一组，其中M269出土铜鉴（图二）与临猗程村M1002口、万荣庙前M1>81、辉县琉璃阁M55>91等墓葬所出铜鉴形制纹饰均极相似（图三），这种形制的鉴为春秋中期晋国特有器种之一。曾有人认为该组墓葬属赤狄典1,但史载赤狄于公元前593年即被晋国所灭，而该组墓葬时代绝不会早过这个时段。再从墓葬整体情况看，它无疑属于典型的晋文化，其年代下限不会晩于公元前550年。
2,第二组（M271-M273）
本组资料《墓地》未予发表，情况不详，但出土铜器在长治市博物馆展出并标有出土地点和墓号，山西省文物局曾于2002年对所有馆藏文物做过一次大规模普查，并做了文物信息档案，该组铜器照片即当时所摄（图四至图九））其中M272有3件列鼎均较完好,从器形和纹饰看，应属春秋中晩期之际。M273出土扁圆带盖铜敦更具断代意义，这种器形仅见于春秋中期至春秋晩期早段，故该组墓葬时代不晩于公元前520年。无论墓葬位置还是出土铜器，该组墓葬正可弥补分水岭铜器墓的时代缺环。
3.第三组（Ml26/MI27）
积石积炭墓,M126出土器物多达700余件。所出铜鼎因残甚，迄今没有其图像资料。当年简报仅将一种高浮雕饕饕纹器耳和“螭首”当做鼎耳和鼎的附件冋，但饕餐纹器耳应该用于盘而非鼎，如春秋晩期的太原金胜村M251和芮城坛道出土盘耳⑫即这种类型（图一。、一一）.至于所谓“螭首”，其实是晋式铜器常见的壶耳（图一二、一三）,如记述公元前482年“黄池之会”的“赵孟疥壶”就是这类壶耳（图一四）。M126岀土的错金盖豆常被作为战国铜器的典范（图一五），其实这种器物在春秋晚期就很流行,如太原金胜村M251出土错红铜盖豆就是这种类型（图一六）。金胜村M251出土盖豆上刻有“先”字，同墓还出有“先城戈”冋，均应系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90年期间赵简子在讨伐范氏、中行氏和先氏战争中的战利品。先氏本是晋国望族，文献多见记载，但此故以后先氏不见史迹，所以金胜村M251所出刻有“先”字的盖豆年代应该不晚于公元前490年，分水岭盖豆时代自然也应该与之相当。M127出土资料发表更少,《墓地》仅见车马杂器，但在以往未发表的发掘资料中确有一件M127所出铜鼎资料（图—七、一八）回，纵观该组墓葬时代，定为公元前480年左右的春秋晚期似更恰当。积石积炭大约也正是这一时期开始流行于诸侯级别以下的大中型墓葬。
4,第四组（M26/M14）
积石积炭墓。M26出土7鼎，除5件有盖球形素面列鼎外，还有2鼎很古朴（图一九），属于当时的百年古董。M14出土了一套7件列鼎，是分水岭墓地出土列鼎最多的墓葬。鼎器形扁圆，盖鼎有3个桥型纽，蹄形足短而粗，是典型春秋战国之际样式（图图一九二。）。另外该组是唯一具有车马坑的组墓，车马坑呈曲尺形，内陪葬车17辆、犬5只、马34匹。M14墓主系男性，墓内出土成组编钟编磬之外，还有一件疑似琴轸钥的器物（图二一）。此外该墓近旁的M104和M7也分别出有琴轸钥（图二二、二三）。这2座墓应该是M14的陪葬墓，死者应为仆从或女乐。主仆墓内同出琴轸钥邱，加之该墓豪华的礼乐器、排场的车马坑，反映了墓主生前声色犬马的一个侧面。墓葬时代约为公元前450年左右。
5,第五组（M25/M12）
积石积炭墓。M25所出立耳鼎属于战国初年式样（图二四），出土铜鉴的纹饰与河南辉县所出"智君子鉴"完全相同（图二五）。"智君子"被认为是晋国智伯，公元前453年在晋国内战中被韩、赵、魏联手剪灭，所以M25出土铜鉴也不会晩于公元前5世纪中吐M12出有刻纹匜、球形敦、方壶、错金舟、蟠螭纹鉴等，尽显战国早期特色，其年代大约与山彪镇M1相当。山彪镇M1出有一件"周王叚戈"，应该是周王赏赐山彪镇M1墓主的物品。"周王叚"即周敬王（前519—前476年在位），周敬王名"丐"，字"叚"。"周王叚戈"赏赐给山彪镇M1墓主时代应不晩于敬王逝世的公元前476年，所以受赐者入葬年代也不会晩于这个年代太久絢。综合分析，分水岭M25/M12年代大致，相当于公元前430年左右，其中M25早于M12。
6,第六组（M35/M36）
M35积石积炭，也是已知分水岭墓地唯一有墓道的墓葬。但该组墓曾经被盗，出土铜器并不多，M35仅存1件鬲鼎，与太原金胜村M251所出鬲鼎形制相同，只是没有纹饰（图二六）。另还有成组仿铜陶礼器。M36无积石积炭，所出鬲鼎饰六瓣花朵纹（图二七），这种花朵纹和该墓出土圆壶所饰双头凤鸟纹均见于侯马铸铜遗址晩期陶范上⑰；而该墓出土圆壶器形，与传世"令狐君嗣子壶"形制非常相同，"令狐君嗣子壶"共两件，学者考证铸于公元前416或前392年典1。推测该组墓葬时代约当公元前380-350年前后。
7,第七组（M20/M21）
M20被盗，尚余铜鼎1,鼎上纹饰（图二八）与侯马铸铜遗址晩期陶范纹饰（图二九）基本相同⑲。M21随葬陶鼎7,其中5件彩绘鼎。整体观察，该组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稍晩，即不晩于公元前300年。
三 问题讨论
上面简要分析了分水岭7组铜器墓，有以下几点看法：
1.《墓地》将分水岭墓葬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晋国墓葬……，第二、三期为赵国墓葬，第四、五期为韩国墓葬……，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时间跨度大，有明显的缺环,没有明显的延续关系我们认为：这一认识正是由于《墓地》自己所说”资料多有阙如"造成的冏。完整的分水岭墓地资料表明：该墓地始于春秋中期晩段，终于战国中晩期之际，前后沿用2。。多年，期间并没有间断，其中排列有序的大墓墓主极可能就是同一家族整个墓地出土青铜礼乐器以及兵器、车马杂器，其造型和纹饰几乎均见于侯马铸铜遗址各段陶范。侯马铸铜遗址使用时间大致起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春秋中期，终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战国早中期之际。春秋中晩期之际，晋国青铜文化在风格上发生过一次突变，黄铭崇先生说晋国青铜文化以春秋中期为界，之前属于"前新田风格"，之后属于"新田风格"["I。分水岭前两组墓葬(M269/M270和M271/M272)铜器正是前者的样板,从第三组墓葬(M126/M127)以后的各组铜器就属于典型的"新田风格"铜器，也就是人们习称的"晋式青铜器”所以说，分水岭青铜器只是同一文化的前后阶段的风格差异，而非"缺环"或文化类型不同。
2,《墓地》认为分水岭墓地考古学文化”战国以前为晋文化地方类型，战国以降为典型的赵文化，后来尽管有韩人活动，但就其文化面貌来说，并不会有变化"；又说”分水岭墓地164座东周墓葬中被打破的有22座，但全部被秦以后墓打破，东周墓葬间无打破关系"I23]。事实上，从墓葬平面图看：分水岭大墓以西早东晩大致呈一线有序排列，每组间隔约30-50年左右，四周分布着显然是经过规划的疏密不等的中小墓墓群。按《周礼•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其私地域。"结合该墓地沿用200余年，即便早晩期墓葬互有交错也无打破关系这一点看，该墓地显然是一个整体，使用期间应有专人管理，是一片包含诸多家族墓的"邦墓"区。而整个墓地的青铜文化面貌与侯马上马、万荣庙前、临猗程村、太原金胜村、长子牛家坡、潞城潞河、辉县琉璃阁、陕县后川、邯郸百家村、汲县山彪镇等晋国青铜文化面目毫无二致。更可贵的是分水岭墓地时间跨度相对更长，资料更完整㈣，其中突出的特色是广泛使用错金工艺和錾刻工艺，如错金盖豆、错金舟、错金带钩、错金剑、错金镰，以及刻纹匜、刻纹盘、刻纹鉴等㈣，具有强烈的晋文化时代风格。
3.墓向也是确认墓葬族属的重要依据之一。《墓地》称分水岭墓葬依时间早晩分属晋、赵和韩。又称墓地81%的墓葬均为南北向网。察两周贵族墓葬方向:凡姬姓，无论周原、丰镐、洛邑的周王族，还是各姬姓诸侯如郑公、卫公、晋侯、燕侯、魏王、韩王等其墓向无有例外均为南北；而一些非姬姓贵族，如赢姓的太原晋国赵卿墓、邯郸赵王陵、邯郸百家村赵氏墓地、河南林州大菜园赵国墓地，以及同为赢姓的秦王陵，还有南方的芈姓楚人墓，则无有例外都是东西向［271。典型的例子还有河南辉县琉璃阁墓地:其早晩期墓葬分别为东西向和南北向，这恰是因为早期墓葬（如甲乙墓、M80、M55、M60、M1、M75等）属晋国祁姓的范氏，晩期则属三晋姬姓的魏氏［28］。再看长治分水岭：81%的墓葬为南北向，若说它们是赵人墓，其可能性应该为零。《墓地》又称上党腹地战国时先属赵,后归韩。其实三家分晋时赵、韩共同瓜分了上党盆地，两国都设有上党郡，赵上党郡曾辖24县，韩上党郡辖17县，两国疆域犬牙交错、常有变化㈣。紧邻长治的长子县牛家坡春秋战国墓地，墓葬多为东西向，其中牛家坡M7为5鼎大墓，墓向东西，墓内有殉人3个，殉人位于墓主两侧和足下［3°］。这种墓向和墓内殉人的葬俗，同样见于太原金胜村M251、河南林州大菜园和河北邯郸百家村赵氏墓地叫应该是赵氏特有的葬俗。而分水岭墓地大墓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小墓葬为南北向，所有墓内均无殉人，这种葬俗则与郑韩故城的韩氏墓葬高度一致岡。由此可见:长治和长子东周墓地虽相距较近，青铜文化面貌也相同，但两地葬俗却明显不同，应该分属韩、赵二氏。
4.周代是宗法等级制社会，人死后不仅聚族而葬，而且会按照宗法等级关系排列墓葬位置。因此，分水岭墓地绝大部分呈南北向的中小墓葬当为姬姓的韩氏族人墓，大墓墓主则当为韩氏某支世袭"大宗"的贵族。韩氏出自晋国宗室，是晋国强宗大族，枝繁叶茂，春秋战国一代绵延不绝。史载韩上党郡战国时为韩国别都，至公元前262年才易手归赵，著名的长平之战就是因韩国上党郡郡守冯亭率郡归赵而引发，长平之战后该地才被秦人染指。总之，无论根据文献还是考古资料，分水岭墓地属韩都顺理成章。也就是说，分水岭墓地在三家分晋前属晋国韩氏，三家分晋后则属三晋韩国;就其文化面貌而言,虽然晋国后来一分为三，但整个三晋地区的青铜文化仍然是一个难以区分的整体［33］。
5.至于分水岭大墓墓主的身份，春秋时应该是受封于此的晋国韩氏贵族，并可能兼有本地地方长官和采邑领主双重身份。战国时则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战国时期确立的郡县制使得原来的采邑领主未必就是当地地方长官；另外，战国时期的士大夫可以自由奔走于列国之间出将入相，如吴起、苏秦、张仪范雎等故事。再则，周代已经有官僚退休制度，即"致仕"、"致事"或”告老还乡"，《春秋公羊传》注"退而致仕"即”还禄位于君"，意指官员到特定年龄须交还权力给君王。文献记载晋国”祁奚举贤"的故事叫也可窥见当时官僚退休制度之一斑所以，战国时期的分水岭大墓墓主无论是官僚显贵还是地主富商，分水岭毕竟是其家族莹地所在，他不管生前身在何处，死后归葬祖莹都理所当然。反过来说，战国时上党地区的地方长官也未必非韩氏莫属，史载韩国上党郡郡守名叫冯亭即是明证。时人也许今天是寒士，明日就可能拜将相，但其官职与贵族身份却不能等同，因此,若认定大墓墓主为上党郡郡守自然也不靠谱。总之，从墓地排列分布、墓葬规格演变等因素分析，大墓墓主应该是大夫级世袭贵族，其墓葬经历的由竖穴土圹到积石积炭、由五鼎到七鼎㈣、由铜鼎到最后岀现陶鼎，可以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墓葬演变的一个缩影，其中不同组别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多寡变化也折射岀这个家族的兴衰和社会变迁。
分水岭墓地发掘是上世纪50-70年代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当时的发掘工作就不够系统和规范，加之后来岀土文物和图文资料的散失和损毁，所以给研究工作造成巨大困难。以往学界对分水岭墓地属韩已几无异议，本文只是在补充部分资料的基础上重申这种观点而已。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当年分水岭墓地资料整理工作负责人张德光先生的多方指教,他还为本文提供了部分宝贵资料腕，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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