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贤寺摩崖石刻初考​

栖贤寺 “宋大中丞留带处”及“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处”

摩崖石刻初考

2021年10月17日拍摄

2020年8月22日拍摄

庐山栖贤寺前有一潭，因潭边有宋代状元张孝祥书刻的“玉渊”二字，而得名曰玉渊潭，在玉渊潭边有一处一平方左右大小的摩崖石刻，其内容分为“宋大中丞留带处，双江罗牧书，南康守海（灌）城李元鼐勒石。”及“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处，姜恩泽书。”

2020年8月份，陪同上海朋友游栖贤寺，看到了这方石刻，拍了照片，一直保存在手机上面，今年因为写了《秀峰龙潭“壁公洗钵处”摩崖石刻的故事》而查了部分的资料，又对庐山山南的几外景点摩崖石刻做了一下梳理，结果发现栖贤寺下的“宋大中丞留带处，双江罗牧书，南康守海（灌）城李元鼐勒石。”这一方石刻和秀峰龙潭“壁公洗钵处”的石刻有很大关系。根据已有的史书资料，尤其是现庐山市，原星子县警官陈再阳先生所著《摩崖碑刻》的记录，查得栖贤寺下的“宋大中丞留带处，双江罗牧书，南康守海城李元鼐勒石”中所记载的“宋大中丞“为清代康熙朝名臣宋荦，是书写“壁公洗钵处”石刻宋至的父亲。这些发现，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兴趣，父子两人，在庐山山南处都有留下印记，这是很难得的，2021年10月17日，逢周日，拉庐山市民营企业家李红波先生，一起骑自行车至栖贤寺玉渊潭，又拍了这一方石刻的照片。

根据石刻内容，我查阅了陈再阳先生所著的《摩崖碑刻》一书，书中记录为“宋大中丞留带处 康熙壬申（1692年），大中丞宋荦移节江左，游栖贤，解玉带留寺。双江罗牧书，南康守海（灌）城李元鼐勒石。”

复又录小字：“款漶灭隐约可识。罗牧（1622-1706年），号宁都山人，宋荦于清康熙壬申（1692年）七月赴任江苏巡抚，初十日游栖贤寺。罗牧等9人随行，记宋留玉腰带事迹。李元鼐，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南康知府。李元鼐，李道泰之子。1”

“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处 姜泽恩书”

复又录小字：“宋灿，宋荦裔孙。大令官：古代县官多称令。姜泽恩，清光绪星子举人，曾书栖贤寺山门对联。2”

查询手头上1988年由姜南星主编的《星子县志》，在“风景名胜”章，玉渊潭词条中查得“在栖贤寺遗址东南约200米处，……又有罗牧‘宋大中丞留带处’题字……。3”又在其“文物古迹”章内摩崖石刻条中查得“‘宋大中丞留带处 双江罗牧书 南康守海城李文鼐勒石’在玉渊石壁。4”

复又查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庐山指南》一书，其中有记“栖贤寺玉渊 栖贤寺又名七贤寺，……及罗牧书‘宋大中丞留带处七字……释金龟宋大中丞留带诗，蠡湖秋日驻帆樯，冠盖相随到上方。古刹一经瞻色笑，业林从此挹清光，名题金井垂芳远，带镇山门留韵长。江左更看霖雨遍，皋双大业佐君王。5”

复又查台湾明文书局出版的吴宗慈《庐山志》，其文内有“……宋牧仲中丞施一赤金盘金匙为盛观舍利之用金盘乃被无赖僧易以镀金可嗤……6”

复又查清宋荦著《西陂类稿》，在一十二卷有“庐山诗壬申七月余自江右移节三吴放舟彭蠡抵南康初十日谒白鹿洞礼成遂过三峡桥游栖贤观玉渊潭明日经万杉至开先……得古诗六章同游者……宁都山人罗牧……凡九人……久旷山泽游，冲襟郁以积。山洞偕衲子，展眺意良适。溪攒芋叶青，篱缀豆花白。村农遮道周，儿童窥门隙。酒浆竞跪进，谁忍去尔迫。俄惊三峡桥，截涧卧千尺。断岸俨瞿塘，奔涛撼怪石。亭午炎威炽，桥下任投帻。飚回难久留，更振崖畔策。玉渊得一奇，深潭注寒碧。叶落鸟应救，中藏蛟龙宅。林际开宝坊，钟鱼震幽僻。讲堂倍寂寥，缅怀读书客。连蜷双桂树，攀条足晨夕。解带镇山门，佳话传自昔。我匪苏杨俦，一笑踵其迹。题名倩山人，颠米为辟易。须臾纤月明，松杪翻宿翮。呼酒劳徒侣，流萤点絺绤。”。四十八卷有“三十一年壬申余五十九岁三月重修赣州府濂溪书院……六月重建九江府濂溪书院十七日接部文奉特旨宋荦调补江宁巡抚……七月六日发南昌万姓遮留雨泣……停舟谒白鹿洞瞻御书与诸生麤陈讲义留金置学田出过三峡桥观玉渊潭憩山水画贤留玉带又过万杉开先至漱玉亭观瀑布回舟得古诗六章……7”

另因需查“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处 姜泽恩书”摩崖石刻的信息，又获得“前赐紫衣，后留玉带，遗泽千秋传不朽；面朝五老，背傍七贤，壮观万古并称雄。此联为清末星子人姜泽恩题栖贤寺山门，有署款为：“星诸姜泽恩谨识，光绪庚子岁（1900）腊八月住持德宗吉立”8的网络资料与书籍记载。

至此，基于以上资料，可以很明确的断定，玉渊潭边“宋大中丞留带处，双江罗牧书，南康守海（灌）城李元鼐勒石。”的摩崖石刻，所记载内容为清康熙年间进士、御史中丞宋荦于康熙壬申年（公元1692年）游栖贤，仿效苏学士东坡居士留带金山寺的故事而留下玉带（有可能还有玉盘）镇寺的佳话。

但是，该石刻旁边的“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处 姜恩泽书”石刻，经查了很多的有关庐山石刻的资料，如：康熙五十九年毛德琦编撰的十五卷本《庐山志》、民国吴宗慈编撰的《庐山志》、《星子县志》和陈再阳先生所著的《摩崖碑刻》，除了陈再阳先生所著的《摩崖碑刻》一书中有简短记录外，却一直找不到其它更明确的记载。但从石刻本身、网络和一些历史资料中，还是发现了一些线索。

从石刻本身内容上来看，其内容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文恪公的后代，一个名叫宋灿的知县，在这里补了一条玉带。”而其中的“文恪”，应该是这个叫宋灿的先祖的字号、别号、或是谥号，在有记载的而且是宋姓历史人物中，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历史上宋姓而字号、别号、或是谥号是文恪公应为明代国子监祭酒、文渊阁大学士宋讷。宋讷(1311～1390) ，字仲敏，号西隐。元末明初滑县（今属河南滑县牛屯镇南宋林村）人。元至正进士。任盐山府尹，后弃官归隐。洪武初年应征编礼、乐诸书，事竣，不仕归。后经杜荐，任国子助教。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改文渊阁大学士，再迁国子监祭酒。讷为学严立学规，治太学有绩，颇受明太祖赏识。年老告归。宋讷曾应诏陈边事，提出 “备边在乎实兵，实兵在尹屯田”的观点，认为设兵屯田，布列要害，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是长策，其言颇受重视。年八十卒。明太祖亲自为文祭之。又遣官祭于家，为治葬地。正德中。赐谥号文恪。而查阅记载，宋荦，字牧仲，号漫堂、西陂、绵津山人，晚号西陂老人、西陂放鸭翁，别名漫堂先生 、商丘先生，没有谥号，所以此处的“文恪公”应该就是宋纳而不是宋荦。

另从本石刻与“宋大中丞留带处……”石刻的距离很近的情形，以及石刻下署名“姜泽恩”的已知信息来看，“补带”，应是“补上玉带”之意。记录的应当是在“宋荦留带”以后的另一个“补上玉带”的行为。而这个“补上玉带”行为的人，就是一个名叫“宋灿”的“知县（大令）”。

如果仅仅基于以上，从石刻署名姜泽恩的已有信息来看，本条“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处姜泽恩书”石刻时间和所记内容应该是在清末民国这一段时间勒石的，至少在姜泽恩的生卒时间内。因为按一般摩崖石刻的规律来说，石刻内容中的记事，应当和刻石时间差不了多少，如同在庐山山南秀峰景区内王阳明的《记功碑》。但也有些例外，所记之事是已发生很久了的也有，如庐山山南白鹿洞景区“鹿眠处”等石刻，所记之事就是发生许久的。所以，这一石刻的刻石时间具体时间应该是在清末民国这一段时间，但是所记载的内容，“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的故事，只能推断应该是发生在康熙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92年“宋荦栖贤寺赠带”后至民国初这段时间的。

抱着谨慎的态度，笔者又在手头上的文字资料和网上资料中再次寻找了起来，这一次，就是找一找从康熙三十一年至民国时间内的二百多年历史中，是否有“宋灿”的记载。

首先，从石刻的内容中，知道了这个叫宋灿的人是做了知县的，故此去查阅一些清代资料，在清代余成龙（于成龙（1638~1700）为汉军镶红旗人，字振甲，号如山，谥襄勤，历史称“小于成龙”）所著的《抚直奏稿》中有如下记载：“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乃擢公（注，余成龙）直隶巡抚。三月朔，上御养心殿召对。。。。。。。十二月，请免水淹沙压地土钱粮。疏略曰：“任县地势低洼，为诸水会注之区，金滏河淤塞，内溢无从宣泄，致积水成泊，淹没地共七百八十八顷七十九亩零。成安县逼近漳河，屡遭坍没冲压地，共二百顷三十三亩零。臣巡历之时，至任安二县。亲履踏勘。或积水成泊，一望汪洋，或水冲沙压，无地耕犁。若责以包赔无地之粮，势必流离失所。仰皇仁将淹没沙压地亩钱粮准其豁免。俟水退可耕之日，即令当年起科。”上从之。复请免宁晋县水渰沙压地土钱粮，上从之。荐原任栢乡知县邵嗣尧、元城知县陈伟、邯郸知县宋灿，不允。……”

又在网上查得一些信息，一：“《天门政府志》内‘清道光元年至宣统三年天门县知县更迭表’条目内查得：‘宋灿，浙江山阴（人），光绪三十二至三十三年（任天门知县），监生（出身）’”。9。二：在《徽州大事记》查得“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徽州知府许月涵、歙县知县宋灿弃官逃跑。徽属各县相继光复”10。三：2020-01-29安徽江红波先生发表在网络上的《陶行知与屯溪华山起义》一文中，有“辛亥革命波及徽州，“宣统三年八月武昌革命军起，各省应之，徽州知府许月涵、歙县知县宋灿弃官去。……十月徽人开七县会议，知府许月涵、歙县知县宋灿皆弃官去九江。……”11

另又在网上一庐山景点的旅游词介绍中，发现“……宋灿，生卒年不详，号蓉塘、居庐山后更号为匡庐居士，室名翠微山馆、怀白楼。江苏苏州人。庐山小天池附近有其民国五年所建别业……”12。

其它，竟没有更多的信息查得。

故根据笔者已查到的“宋灿”先生的信息，以及“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处姜泽恩书”摩崖石刻书写人“姜泽恩”的一些信息，初步判定本石刻中所记录的“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估计应该是《天门政府志》，《徽州大事记》以及《陶行知与屯溪华山起义》中所记载的那位“宋灿”先生。而且这几处记载的“宋灿”应该是一个人，更有可能与庐山景点的旅游词介绍中的“宋灿”也是一个人。

故，姜泽恩先生所记“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处”一事，估计是清末民国初年的那位“宋灿”先生，旅居庐山后，游览栖贤寺，发现栖贤寺珍藏“八宝”之一的“玉带”遗失后，又依本家宋荦“留带镇寺”的故事，再补一了一条玉带吧。

“文恪公裔孙宋大令灿补带”之轶事，亦有可能就是发生在清末民国这一段历史岁月中吧！

辜以初考，以兹补益！

参考文献：

[1、2]：援引庐山市（原星子县）陈再阳先生所著的《摩崖碑刻》；

[3、4]：援引姜南星主编的《星子县志》（1988年版）；

[5] ：援引《庐山指南》（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6] ：援引吴宗慈《庐山志》（台湾明文书局台湾明文书局出版）；

[7] ：援引清宋荦著《西陂类稿》；

[8、9、10、11、12]：均援引自互联网资料（文内有注明）。

二零二一年霜降后一日于庐山南

补：

本文两张图片，均为笔者亲自拍摄，但仅隔一年一月余，该摩崖石刻的清晰度就相差了好远，如再经年月，石刻内容亦不可全睹矣！

期待尽快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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