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满天星斗 古蜀文明最为神秘

□卜工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前副所长，暨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卜工毕业于吉林大学，曾追随张忠培先生研读史前考古，长期致力于中国先秦考古与考古学理论研究，著有《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2007）、《历史选择中国模式》（2009）、《中国模式解读早期中国》（2011）和《中国DNA——早期中国古礼天下》（2014年）等系列专著，对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进程问题有独到研究。

对三星堆遗址的新猜想——

二号坑

很可能规格最高

5月14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年的第三次学术沙龙开讲。当天上午他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前一天卜工刚去过三星堆遗址，采访中他讲了对三星堆遗址的新想法。

中华文明有两套系统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惊艳世人，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点，出现的大铜立人、青铜树等器物“以前没有见过”，因而对三星堆的来源也有了各种猜想。

不过卜工告诉记者，不少学者都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在《山海经》中能找到相对应的记载。他提出，早期中国是古礼的时代，“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系统”。黄河流域系统的内容因为被正史记录，被人们熟知，而长江流域系统的内容则进入了《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变成了神话传说，一个证据便是：中华文明许多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都来自于南方。

卜工认为，两个系统在历史中互相磨合，考虑到在正史文献中没有长江流域系统的内容，因而人们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在面对三星堆遗址的时候便丧失了想象力，产生了各种猜想。 “古蜀属于长江流域系统，但它也包含了很多黄河流域系统的内容。”卜工说到了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通过器物坑焚烧祭祀——这个是北方系统的事物。但是，坑里面埋藏的器物则来自长江流域的传统。”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卜工说道。按照“满天星斗”的观点，古蜀文明是最神秘的一颗星。

猜想：大铜立人就是“王” 2019年卜工曾做客金沙讲坛。当时他曾提到，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的铜人头像“是一个祭祀队伍”，但这次参观后，他注意到铜面具呈现出一个比一个大的现象，尤其是祭祀区的三号坑中还发现了更大的面具。

“这一套应该称为列器，由小到大排列。”他提到良渚文化中的带节玉琮，“和军功有关，节的变化也反映出从底层到高级军事首领的过程”。

三星堆出土的大小有序的青铜面具，卜工认为很可能也与军事力量有关，类似爵位，“至于面具从小到大对应具体管理的内容，现在我还不好说”。

“二号坑中，最下面埋藏的是神殿、神坛、小型神树，第二层是铜立人、铜人头像、青铜机器等，第三层是67根象牙。”他认为，67根象牙是隐喻着一支队伍，“前面三根是导引，后面是八八六十四根象牙，与历史上记载的八佾舞相对应。”

《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卜工认为，二号坑中的器物应当是“两套人马、三个方阵、一支舞队”，即祭祀、军事两套人马，祭祀对象、祭祀人、舞队三个方阵，“前戈后舞”。由此，卜工提出一个观点，即大铜立人极有可能是“王”，“同时掌握祭祀和军事力量”。

二号坑或许是八个器物坑中规格最高的 目前，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在卜工看来，原来的两个坑是“线”，加上新发掘的六个坑，构成了“面”，活化了古蜀人的祭祀场景。

对八个器物坑，他提出了自己的推测。“观察可以发现，器物坑按北偏东的方向排列。”一号坑和四号坑是一排，二、三一排，接着是七、八……“形成了成排并且两两成对的关系。”而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二号坑都在中间。

“二号坑的规格很有可能是最高的。”卜工解释，一般来说考古遗址的中期都是最鼎盛时期。

此前卜工提到，长江下游的凌家滩遗址和良渚遗址都发现过“三件套”现象，而在三星堆遗址的二号坑中，出土过9件铜兽面器物，他认为是顶级的“三件套”，也与他提出的“规格最高”暗合。

教授卜工：

我为什么

这么痴迷

三星堆？

一场不落的追完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的直播，在成都开讲座的前一天还专门去三星堆参观，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说自己痴迷三星堆。

他认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能填补历史空白，恢复对长江流域文明的记忆。他对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翘首以待”，期望新发现能颠覆人们过往的认识。

“我为什么这么痴迷三星堆”

5月14日，卜工教授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为大家做《王权世界新象万千——牛河梁一号大墓初探》的讲座，不过讲座过程中他多次提及三星堆遗址，不得不多次提醒自己回到讲座主题。

这次来成都，就在办学术沙龙的前一天，他又去了三星堆遗址参观——其实，从2015年起，几乎每次来成都，他都要去三星堆。

“我为什么对三星堆遗址这样痴迷？因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能填补我们的历史空白，恢复我们对长江流域文明的记忆。”卜工说道。

“以前是两个器物坑，现在一共八个，出土的器物全球瞩目。”他直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极其震撼，并用八个字来形容：“精彩纷呈，震古烁今。”卜工认为，古蜀文明的背后，是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金沙文化的有序传承，“可以想象，在古代，古蜀文明也一定有现在这般的影响力。”

具体到发掘的方法，卜工认为是“精致发掘，前无古人”。他看到，新一轮考古发掘的科技含量非常高，从实验、到发掘、保护，“纵观世界，哪里有这样规模的？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新高度。”

“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从上级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讨论有了比较科学准确的内涵。”

卜工认为，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突破了文献的束缚，“文献只展示了‘黄河中心’，但是中国传统却不止这一个系统”。另一方面，这一认识也在专业上突破了史学的窠臼，并突破了狭义的考古学，“考古学不是纯物质的，也要讲规律、讲哲学体系、讲制度建设”。

期待新发现颠覆过往认识

今年3月，媒体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进行了多场直播，像年轻人追剧一样，卜工一场不落地看完了。

“新发掘的六个器物坑肯定还有很多惊喜。”卜工表示，自己翘首以待，他对一些器物坑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的七号坑和八号坑，“很怪很宽，或许会有车出土”。总的来说，他期待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能出现更多新资料，颠覆以往的认识。

继而，卜工谈到了古蜀文明。此前，成都平原发现了包括宝墩古城在内的8座古城，被学者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不过在卜工看来，宝墩文化时期古蜀已经出现了“王”，他也在关注“古蜀文明探源”，“还要找比宝墩更早的遗址，去寻找源头。”他建议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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