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家挖出一“木简”,神奇躲过日军封查,被列入“四大发现”

1930年,由中国瑞典共同组成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大西北的居延进行考古作业,重点是对古人生活的遗迹进行考察。

这天,瑞典一考古学家的一支钢笔落在了地上,当他俯下身子捡钢笔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了一枚圈形方孔的铜钱。他 “见钱眼开”,于是开始四下寻找,企图发现更多的铜钱。于是挖掘工作很快就开始了。不过,他并没有发现更多的铜钱,却发现了一枚窄窄的木简,而且木简上面还有一些文字。这个意外的发现让考古学家们激动不已,于是加倍努力地搜寻。居延汉简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居延汉简被发现以后,被运回了北京,存放在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院里。不过,这批居延汉简并没有在北京存放太久,因为这时中日战争爆发了。

日军占领北京城以后,控制了居延汉简。眼看这批汉简就要流失,北京大学的助教沈仲章站了出来。沈仲章深知这些简牍的重大价值,于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留在了北京城,想将简牍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根据日本人的换防规律,沈仲章等人趁着夜幕巧妙地溜进存放汉简的库房,然后用事先备好的麻袋装起简牍,并撬开窗户背了出来。他们花掉了四个夜晚,终于把这些宝贵的汉简全部转移到北长街的一个小庙内。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沈仲章的打算是要把它们带到上海

然而,日军发现居延汉简不见了以后,在城内展开了疯狂搜查,各交通要道都严密盘查。日军的搜捕行动,让沈仲章把简牍运到上海的计划化成了泡影。最后,沈仲章借助一家瑞土商行,才终于将这批简牍托运到天津。沈仲章又辗转将其转移到了香港,存放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中。

不过,香港也不是居延汉简的久居之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遭受到了日军的狂轰乱,居延汉简再一次陷入了危境之中。

居延汉简还需要再一次转移,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来在胡适先生的帮助下,居延汉简从香港大学里运出来,于1941年漂洋过海,终被运送到了美国华盛顿,暂存于国会图书馆中,避免了被毁灭的命运。在这以后,居延汉简在国会图书馆里安然度过了数载。

直到抗战结束后,胡适才找到机会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交涉,将这批稀世珍宝运回国家,存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居延简牍至此才结束了长达15年的漂泊生涯。

1976年间,考古队再一次出发去居延考古。与1930年发掘居延汉简相比,这次考察的范围要广得多,重点发掘的遗址全部严格按照考古规范进行。结果在这45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各式各样的简牍,有一些是文书,有一些则是储存的档案,还有一些木简与杂草混在一起,看来是要预备将其作为柴火烧掉。

这一批新发现的居延汉简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成册的公文居多。据初步统计,成册公文有340多个,其中完整的有46册,不够完整的有218册,残缺较深的有80多册。特别是在甲渠侯官衙第22号房舍遗址,面积不足6平方米,考古学家们却在其中发现了极具价值的900枚木简,而这些木简包括了从王莽天风到建武初年间约40余册公文册,而且这些公文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着实令人惊讶。

考古学家据此判断,

考古学家据此判断,甲渠侯官衙第22号房舍遗址应为当时的档案室,否则就难以合理地解释此地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保留这么多的公文册。这次集中考察,为期4年,共发掘出两万余枚汉简,令考古学家震惊不已,要知道如此庞大的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异常罕见的!

而居延汉简凭借其丰富的内容与极高的历史价值,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殷墟甲骨文、故宫明清档案并称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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