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主题月征文大赛”学术组一等奖|刘栋梁：河北曲阳田庄大墓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探析

编者按

经过本科多年级同学踊跃投稿、本科教学团队老师严格评审，首届“实践主题月”征文大赛圆满落下帷幕。从喀左到曲阳，从安阳到满城，时光氤氲中，不变的是梦想与脚步；漫漫征途里，沉淀的是思考和人生。我愿春秋笃学往，归来朝暮有诗文。接下来几周，历史RUC将陆续推送获奖作品，敬请期待。

作者个人简介

刘栋梁，历史学院2016级本科班学生，单身。

河北曲阳田庄大墓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探析

摘要：

河北曲阳田庄大墓自发现后，其墓主身份众说纷纭，迄今为止没有定论。本文依据现有考古资料，从墓葬的基本情况入手，获得对墓葬进行基本断代的证据，进而判断墓主基本身份，缩小研究范围，最终通过史籍资料与考古资料对比论证，对可能性较大历史人物进行考辩，最终得出田庄大墓墓主最有可能为唐义武军节度使李宝臣的结论。

关键词：田庄大墓；墓主身份；考辩

引言

田庄大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南15公里的羊平镇田庄村东，2011年5月被发现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至2012年12月基本完成。由于墓葬内部破坏严重，缺乏文字资料，发掘工作的完成并没有解决包括墓主身份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关于墓主身份，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其中认为墓主是安禄山的观点很有影响。

随着田庄大墓的考古资料的相继发布，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也进一步深入。但由于考古发掘报告并未公布，很多问题难以有定论。本文旨在通过对墓葬的基本状况、历史地理背景、出土文物以及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初步判断墓葬年代及墓主基本身份，并通过对有可能成为墓主的历史人物进行辨析，获得关于田庄大墓墓主身份的推测。

一、墓葬的基本情况[1]

1.墓葬构造情况

田庄大墓为长斜坡墓道的前后室带十侧室大型砖室墓[2]，坐南朝北。整个墓葬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南北全长118米。地上部分是长达55米的神道，地下结构由墓道、仪门、庭院、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构成中轴，10个侧室对称分列东西，墓室总数达12室[3]，南北总长约66米。

[1]本节有关田庄大墓墓葬具体发掘情况引自 张春长：《河北曲阳发现大型唐代砖室墓》，《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1日，第008版。以及魏曙光：《河北曲阳田庄大墓取得重要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年3月14日，第008版。

[2]墓葬立体构造情况可参见附图1田庄大墓三维侧视图。

[3]墓葬结构的具体分布可参见附图2田庄大墓平面示意图。

附图1

附图2

墓道两侧绘有大型出行仪仗壁画。墓道的北端东西两侧相向伸出一段翼墙，墙体端面各竖立一砖柱，东西对称。上部髹黑漆，下部髹红漆，象征一道仪门。砖筑的门楼、柱子及各种形制的斗拱等构件齐全，仿木结构的彩绘色彩鲜艳，据研究可能为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乌头大门”和“阀阅”实物构件，通过出土各种形制的筒瓦、滴水、椽子、飞子等，可以复原门楼的屋顶结构。

庭院底面平整，东西长8.6米、南北宽3.6米。庭院东、西两侧砖墙上有券门通往东、西两耳室。庭院北侧有砖砌漫道连接墓门，墓门上部毁坏，经测量原高度近6米，门洞宽达3.4米。

甬道的墓门内两侧各有一个大型壁龛，全部使用高密度的青砖砌筑而成。前室十分开阔，周围有6个耳室，主室与侧室平面均为圆形穹隆顶。

墓葬的后室为圆形仿木结构砖室，直径7.6米，顶部为青砖砌成的穹隆顶，地面用方砖铺砌，存放着被破坏的大型汉白玉须弥座石棺床和石椁。棺床四角发现有汉白玉托棺力士、位于棺床前的奈何桥和人物雕塑，石椁前部、后部残件上各刻有朱雀、玄武图案，还发现很可能是表现墓主形象的带鹖冠的武官雕像。石椁假门上施有彩绘，乳钉、铺首均有贴金。后室四角各一方形立柱，柱头铺作和部件铺作采用不同的形式，从后室残存的十二个莲花座断茬来推断，当原有十二生肖木石俑或石俑置于四壁上端。[1]

[1]后室内部结构及遗物分布可参见附图3。

附图3

2.枓栱形式

田庄大墓的砖仿木枓栱共发现三种。耳室枓栱的结构形式为单枓只替，柱头没有普拍方[1]。后室采用两种枓栱形式，后室四角方形立柱柱头的铺作形式，表现为枓口跳，柱头也没有普拍方，为明显的梭柱卷杀形式[2]，值得注意的是泥道栱延伸出去的墓砖，采用的是柱头方落于栌枓内隐刻泥道栱的特殊砌法；后室耳室门上方则采用另一种枓栱形式[3]，表现为把头绞项作。根据枓栱形式，大致可以判断出田庄大墓的年代在唐中后期至五代时期。[4]

[1]耳室枓栱的结构形式参见附图4。

[2]后室四角方形立柱柱头的铺作形式参见附图5。

[3]后室耳室门上方的枓栱形式参见附图6。

[4]关于对枓栱形式的分析，见爱塔传奇 新浪博客：“河北曲阳田庄大墓最全图文分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77d4d0102vs9m.html.

附图4

附图5

附图6

3.墓室用砖

田庄大墓墓室用砖均为绳纹砖，这种通过在砖的一个侧面压上绳纹，以增加和粘合剂的摩擦力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1]

[1]墓室用砖可参见附图7。

附图7

4.壁画

田庄大墓壁画精美，壁画起稿线复杂繁多，但有明显的未完工迹象[1]。墓道两侧的壁面没有完全涂抹，且东西两壁抹的白灰长度不一，白灰墙面南侧边缘不整齐。

从存有的墓道两侧仪卫壁画[2]来看，画面中的仪卫由一人领队，后有两队，各三人，头戴幞头，深目高鼻，络腮长髯，右手执仪锽斧，上身服圆领长袍，腰间系带，前襟撩起，足服黑靴，胯右侧斜挎胡禄。这是明显的胡人仪卫，通过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仪卫壁画相比较，两墓壁画在人物相貌细节、服饰、腰饰、配饰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绘画风格，可推知两墓所处时期相近。

[1]参见附图8。

[2]参见附图9。

附图8

附图9

5.神道

神道长约55米，两边原有石像生。出土石柱段、石柱础2件、石虎2件、石羊1件、石人1件。神道上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柱四组石刻，由北向南两两对立。石像生有被损毁后掩埋的迹象。神道东边出土数百枚碎石片，通过拼接发现是与碑座相接的底榫。

6.棺椁形制

田庄大墓后室发现的汉白玉石椁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棺形石椁。棺床南北长4.03米，北端宽1.95米，南端宽2.42米，高1.1米，上置一椁一棺。石棺床为莲瓣须弥座式，平面作梯形，上、下枋顶面上各有一周汉白玉勾栏，栏板上雕刻花卉并着红绿彩。上、下枋之间的四角，各有一力士作托举状。棺床束腰部壸门内雕刻有精美的人面，人面神态各异。棺床顶面内置木棺，棺外置石椁。石椁呈棺形，顶面弧曲，有贴金泡钉，前、后两侧有拱形堵头，椁盖前堵头浮雕朱雀，后堵头浮雕玄武。椁门位于椁室南壁，上有贴金门钉和铺首衔环。棺床前面有弧形踏道，踏道两侧有弧形栏板，踏道中间浮雕两人。[1]

[1]石椁复原图参见附图10。

附图10

7.出土文物

墓田庄大墓虽然经过历代多次盗扰，据勘察盗洞多达20余个，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以汉白玉造像和陶瓷制品尤为突出。

汉白玉造像有力士像和武官俑两种，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生动传神、衣纹刻画简约洗练，局部可见衣纹边缘彩绘贴金，展现出高超的雕塑技艺。此外，还有汉白玉莲花方座柱础一件、汉白玉八棱柱一件以及汉白玉石盆一件。瓷器是以白瓷为主的大量瓷器残件，部分为细白瓷，通过对器物的复原，可知器型有碗、盘、钵和执壶等，仿金银器的花口器数量较多。还有部分酱釉瓷器，可辨器型有执壶、双系罐等。墓葬所出遗物皆能体现当时当地最高的工艺水准。陶器主要有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两种，主要有罐、盆、釜等，以大型器皿为主，其中红陶罐和盆上有墨线勾绘花卉图案。

此外，墓葬中还出土有各种金、铜、铁、玉石等制品，其种鎏金铜门钉、鎏金铜锁、鎏金蝴蝶合页、鎏金开元通宝以及滑石浮雕带饰等珍贵文物。这些出土的文物，为田庄大墓的断代提供了证据。

二、对墓葬的基本断代及其证据

张春长先生根据田庄大墓的墓葬形制、仿木结构的原始特征、出土棺床形制和雕刻纹样、瓷器造型和壁画特点，提出将墓葬年代的上限定为中唐，约安史之乱以后，下限为五代时期观点。[1]再结合上文对枓栱形式分析判断，我对张春长先生的意见是赞同的。现将相关证据列举如下：

①墓葬形制。仿木结构墓室近圆形，耳室结构发达，体现出唐后期墓葬的时代特征。

②壁画特征。田庄大墓墓道两侧仪卫壁画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仪卫壁画风格相似，具有明显的唐中后期特点。

③枓栱形式。根据枓栱形式，大致可以判断出田庄大墓的年代在唐中后期至五代时期。

④用砖风格。田庄大墓墓室用砖均为绳纹砖，这种通过在砖的一个侧面压上绳纹，以增加和粘合剂的摩擦力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

⑤出土棺床形制和雕刻纹样。大型汉白玉须弥座石棺床以及残存的十二个莲花座具有唐中后期的风格，最晚不低于五代时期。

⑥出土器物造型。田庄大墓出土瓷器瓷器以执壶和花口器为主，这与唐后期墓葬的特征相符合。

[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人大史学讲堂再开讲田庄大墓引领师生梦回大唐” - http://news.ruc.edu.cn/archives/66121

三、墓主基本身份判断及证据

1.田庄大墓墓葬形制极其罕见和独特，在华北地区同期砖室墓中规模最大、形制最为复杂。墓葬规制超越一般勋臣贵戚。[1]神道上的四组石刻的其中一组使用石虎，而没有采用帝王墓葬常用的的石狮；田庄大墓，具有明显的僭越现象。采用圆形馒头状封土，而不是帝王陵墓通常采用的覆斗方上式；大墓中轴线上只是前、后室两重结构，而不是皇陵的前、中、后三室结构；石椁也未采用最高等级的庑殿顶。由此判断，田庄大墓的规制只是王公级别，并未上升到帝陵的高度。

2.该墓后室仅发现墓主一人的遗骸，不同于传统的夫妻合葬，具有明显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构造理念，墓主身份特殊[2]。

3.根据相关发掘报告，墓中出土了带鹖冠的武官雕像，这可能是墓主形象的表现。壁画人物有胡人仪卫特征明显，总体上具有浓厚的尚武风格，墓主可能生前担任武职，统帅军队。

4.墓葬未有迁葬痕迹，主室及其侧室的绘画均十分精美，但墓道两侧的壁画明显没有完工，而且根据相关发掘报告，墓道两壁的壁面并未完全涂抹白灰，东西两壁涂抹的长度不一样，南侧墙面的白灰边缘也不整齐，可见下葬时十分匆忙和草率，墓主可能是非正常死亡。

因此，根据相关发掘报告中有关大墓的规模等级、出土文物等系列证据，参考唐中晚期至五代时期的历史背景，墓主应当是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并且在位时间较长，有充足的财力建造大墓，并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至于为什么不将安禄山列入考虑范围之内，以下是我认为其不符合墓主身份的具体依据。

1.根据上文对田庄大墓墓葬规格的分析，田庄大墓只是王公级别。安禄山僭号大燕皇帝，不会只满足于建造王公级别的墓葬。

2.安禄山起兵范阳，定都洛阳，最有可能葬在这两地。并且史载安禄山应于“至德二载正月朔”[3]死于洛阳的伪燕王宫，安庆绪派人“掘床下深数尺为坑，以毡罽包其尸埋之”[4]。关于这一条，《旧唐书》《新唐书》《安禄山事迹》等史料记载几乎一致。但并没有关于安庆绪厚葬安禄山的记载。

《新唐书》记载乾元二年（759年）“思明改葬禄山以王礼，伪谥燕剌王”[5]，但史载至德二年（757年）十月，郭子仪收复洛阳后，洛阳始终掌握在唐政府手中，史思明无法得到安禄山的遗体进行改葬。这个疑点可以在《安禄山事迹》得到解释：“禄山不得其尸，与妻康氏并招魂而葬，所谓哀后者也。谥禄山曰光烈皇帝，降庆绪为进刺王”[6]而且改葬之事发生在史思明于相州杀安庆绪之后不久，因此改葬可能在相州进行。但真正的安禄山遗骨仍应该在洛阳。

据以上判断，安禄山应葬在洛阳，安禄山墓葬在曲阳的可能性较低。

[1]张春长：《河北曲阳发现大型唐代砖室墓》，《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1日，第008版。

[2]张春长：《河北曲阳发现大型唐代砖室墓》，《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1日，第008版。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百上列传第一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71页。

[4]同上。

[5][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列传第一百五十，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24页。

[6][唐]姚汝能撰：《安禄山事迹》 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四、田庄大墓墓主考辩

1.田庄大墓所在的历史地理背景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田庄大墓所在的曲阳县，在唐代中后期及五代时期属定州，先后归成德军、义武军节度使管辖。

成德军节度使，唐广德元年(763年)设立，唐末到五代时割据河北中部，治所在恒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起初包括恒、冀、深、赵、沧、定、易七州，义武军节度使设立后，只统辖恒、冀、深、赵四州，为河北三镇之一，后梁贞明七年(921年)撤销。

义武军节度使，唐建中三年(782年)设置，又称易定节度使，领易、定、沧三州，治所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辖境屡变，约当今河北太行山、曲阳、无极以东，涞水、容城、安国、深泽以西地区，后唐天成四年（929年）撤销。

根据第三部分对田庄大墓墓主身份的基本判断，依据《旧唐书》《新唐书》《唐方镇年表》等相关史料的记载，将在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时期担任成德军、义武军节度使的人进行排查，列出符合基本条件的七人，以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安史之乱后成德军/义武军节度使（在位五年以上）世系表

序号

姓名

生卒年份

在位时间

籍贯

民族

死因与卒地

墓葬情况

备注

1

李宝臣

718-781年

763-781年

范阳（今河北涿州)

奚族

被人投毒而死

恒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县）

未发现

安禄山养子，成德军节度使

2

张孝忠

730-791年

782-791年

奚族乙失活部

奚族

病逝

定州（今河北定州市）

未发现

李宝臣部将，首任义武军节度使

3

张茂昭

762-811年

792-811年

奚族乙失活部

奚族

病逝

长安（今西安市）

未发现

张孝忠子

4

王处存

831-895年

879-895年

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

汉族

病逝

定州（今河北定州市）

未发现

5

王郜

？-约904年

895-900年

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

汉族

病逝

卒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

未发现

王处存子

6

王处直

？-922年

900-921年

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

汉族

为王都所杀

定州（今河北定州市）

发现于河北省曲阳县

王处存弟，封北平王，

7

王都

？-929年

921-929年

中山陉邑(今无极）

汉族

兵败自焚而死

定州（今河北定州市）

未发现

王处直养子

根据上表的信息，基本可以排除王处直（墓已发现）、张茂昭（葬于京兆万年县的少陵原），此外张孝忠（史载生性节俭，且其子张茂昭迁家族墓葬于长安）、王郜（叛离定州，卒于晋阳）的可能性很低。剩下的李宝臣、王处存、王都均有成为墓主的较大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考辩。

2.田庄大墓墓主考辩

（1）王处存

王处存(831－895年)。京兆万年人，乾符六年（879年）十月至乾宁二年(895年)，出任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

依据：

1.王处存弟王处直的墓发现于曲阳灵山附近，王处存墓亦有可能在曲阳附近。

2.王处存之墓，据光绪版《重修曲阳县志》载：“唐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墓，在县北燕川村西北，元好问《续夷坚志》：曲阳燕川青阳垣，有人起墓得铁券，文曰敕葬忠臣王处存云云。是处存葬于曲阳矣，登燕川有冢，大数亩疑即其墓。”[1]查元好问《续夷坚志》记载：“王处存墓，在曲阳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龙碣。己卯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烬，得银百余星、一砚、一镜、唐哀帝所赐铁券；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其孙周臣说。”[2]据此反映出王处存之墓在可能在曲阳附近，而且可能已经被破坏。

疑点：

1.王处存忠于唐王室，屡次出兵镇压农民起义军以及对抗不尊王命的河北诸镇，史载“以勤王举义处存为第一”[3]，加之王处存为人谨慎，难以解释如此豪奢复杂的田庄大墓是由他所建。

2.王处存死后其子王郜被唐昭宗任命为留后，后任为全权节度使。父死子继，权力交接稳定，王处存之死亦无异象，难以解释田庄大墓墓主仓促下葬的原因。

3.王处存的弟弟王处直的墓葬在曲阳的西燕川，但其壁画风格与田庄大墓迥异[4]。田庄大墓是否与王处直墓处于同一时期仍有疑问。

4.《续夷坚志》作为志怪小说，其关于王处存墓记载的史料真实性存疑。史载王处存于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去世，而唐哀帝于公元904年登基，907年就被朱温逼迫退位，在唐王朝危如累卵的最后三年，为一个十年前去世的节度使颁赐铁券，可能性不大。而且从未有唐铁券刻字包含“赐钱”的记载，“其孙周臣”也未见于史料。《续夷坚志》此处记载应不可信。

（2）王都

王都（？-929年）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的养子，中山陉邑(今无极)人，本名刘云郎。被王处直收为养子后，官为节度副大使。公元921年，王处直秘密联络耶律阿保机，背叛李存勖，定州将领不愿联络契丹，推举王都杀害王处直，王都归降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存勖以王都为义武军节度使，于公元921-929年在位。

依据：

1.史载“都好聚图书，自常山始破，梁国初平，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5]。有财力建造豪华的墓葬，而且田庄大墓多达10个侧室，有可能是王都为了放置这些珍宝而建造的。

2.按照传统葬制，神道前应有后世人为墓主人立的神道碑。田庄大墓神道只有被砸毁掩埋的石像生而没有神道碑，可能是由于王都谋反兵败自杀，后代均遭难，未能刻立神道碑。

疑点：

1.史载“天成四年(929年)二月，晏球拔定州，时都校马让能降于曲阳门，都巷战而败，奔马归于府第，纵火焚之，府库妻孥，一夕俱烬”[6]若如此，则王都尸骨无存，而且后代皆遭难，不可能葬于如此奢华的大墓。

2.神道东边出土的碑座底榫碎石片，表明之前建有神道碑。但史载王都谋反兵败举族自焚，不可能有人为其树立神道碑。

3.王都的义父王处直墓在曲阳的西燕川，但其壁画风格与田庄大墓迥异。田庄大墓是否与王处直墓处于同一时期仍有疑问。

（3）李宝臣

李宝臣（718-781年），原名张忠志，安禄山部将。公元756年据常山驻军井陉与唐军对峙，后开井陉之道以纳唐军。763年拜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统辖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李宝臣在境内整顿武备，自置官吏，不向朝廷交纳赋税，对外则与幽州、魏博等诸藩镇联结，逐步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在河朔三镇中实力最强。

依据：

1.李宝臣自763年任节度使至建中二年(781年)去世，经营成德军近20年，“宝臣以七州自给，军用殷积”[7]，完全有时间与财力建造豪华的墓葬。而且田庄大墓的10个侧室，可能是李宝臣用来放置大量财物的地方。

2.李宝臣割据一方，被朝廷封为司空兼太子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王等显职，可谓位极人臣。“宝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专贮异志”[8]，建造显赫复杂的墓葬完全有可能。

3.史载李宝臣晚年心怀异志，迷信祥瑞谶兆之事，宠信术士。术士害怕骗术败露被杀，暗中在水中投毒，李宝臣遂死。“妖人置堇汤中，饮之，三日而卒。”[9]李宝臣因中毒而死，事发仓促，墓室壁画未完工便匆匆下葬也可得以解释。

4.田庄大墓有明显人为毁坏的迹象，神道的石像生被砸后掩埋、神道碑消失不见，应该是因政治原因造成的破坏。李宝臣很有可能是因儿子李惟岳谋反受到牵连。李惟岳在其死后不久，因抗拒朝廷命令而谋反，于建中三年（782年）闰正月被王武俊部下“缢死于戟门外”[10]，这时距李宝臣去世仅一年。

史载李宝臣晚年性格猜忌，杀死诛杀许崇俊等许多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而平定李惟岳叛乱的王武俊，正是李宝臣的少数几个勉强苟活的旧部之一，王武俊可能因泄愤借机破坏李宝臣墓葬。

田庄大墓后室的石椁宗教色彩浓郁，束腰壶门内精雕一周人面、神态迥异，反映人物各个年龄阶段的面部特征，可能体现人生轮回的宗教理念[11]；后室出土的汉白玉莲花方座柱础、大型汉白玉须弥座石棺床以及残存的十二个莲花座，都有明显的佛教色彩。俯瞰田庄大墓，多个墓室组合在一起有如盛开的莲花[12]。史载李宝臣笃信佛道，迷信祥瑞谶兆之事，那么其墓葬应该会有一定的佛道色彩。

[1][清]周斯亿修:《重修曲阳县志》卷六，曲阳小学堂藏版，1904年，第762页。

[2][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 “王处存墓”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页。

[3][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一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19页。

[4]王处直墓的壁画，山水花鸟画居多，其伎乐图浮雕展现的是唐代“雍容华贵”的风格，“十二生肖”浮雕中的人物均为汉人装束，并未见田庄大墓壁画的胡人风格。详见郑以墨：《五代王处直墓壁画形式、风格的来源分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02期，第24页。

[5][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五十四列传第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33页。

[6]同上。

[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百上列传第一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6页。

[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百上列传第一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8页。

[9]同上。

[10]同上，3870页。

[11]魏曙光：《河北曲阳田庄大墓取得重要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年3月14日，第008版。

[12]参见附图11。

附图11

疑点：

1.河北正定发现“唐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残碑”。经考证，该碑为李宝臣神道碑，于建中二年（781年）所建，因此该碑最早应出现于李宝臣墓处。但由于该碑现存地并非是所在的最初地点，李宝臣墓所在目前仍存疑。

2.在正定县三里屯乡（今属正定镇）三里屯村发现的李宝臣夫人王氏的墓志及墓葬，有人据此推测李宝臣墓应当在此附近。

3.正定又存有“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这一李宝臣的纪功碑，有人依此认为李宝臣墓在正定的可能性，比与各种与李宝臣墓有关的文物相距百里之遥的曲阳更大。

不过我认为，通过探究分析，以上的疑点实际上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1.按照传统葬制，神道前应有后世子孙为墓主人立的神道碑。田庄大墓神道只有被砸毁掩埋的石像生而没有神道碑。李宝臣神道碑流落在正定县城，恰好说明李宝臣墓遭到过严重的破坏，可以解释田庄大墓被明显破坏、神道碑遗失的情况。

关于李宝臣的神道碑，查阅《集古录》、《金石录》、《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宝刻丛编》、《通志·金石略》等金石著作，以及明万历《真定县志》、清乾隆《正定府志》、《畿辅通志》等地方志均没有对李宝臣的神道碑的记载。[1]尤其清道光年刊行的关于正定专门的金石著作《常山贞石志》亦无关于李宝臣神道碑的记载。以上金石著作不乏对与李宝臣神道碑同时期的残碑的记载，可见李宝臣神道碑很可能在立后不久即遭毁坏，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未被发现，这与田庄大墓神道遭破坏、碑石缺失的状况相符合。

2.李宝臣夫人王氏并非李宝臣的嫡妻，遍查史料均没有这位王夫人的记载，而且王氏墓也并非二人的合葬墓，这与田庄大墓仅葬一人的情况相符合。

3.至于纪功碑出现在正定，是因正定在唐时为成德军治所，将记载丰功伟绩的碑刻立在政治中心比立在曲阳更为合理。

通过上述的分析论证，我认为唐义武军节度使李宝臣，在上述有条件成为田庄大墓墓主的人物中可能性最大。但由于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仍为公布，在此之前的推断都无法成为定论。而且即使基本确定了田庄大墓墓主的身份，仍然存在一些目前无法解释的问题，仍需要依据新的考古资料进一步探索。

[1]冯金忠 陈瑞青：《唐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残碑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59-65页。

五、仍待解释的几处疑问

1.墓门上“大今（金）皇统九年三月□日重修保”字样的砖刻、“此是杨遵其处来者”的八字石刻，都需要进一步解释，初步判断金代很可能重修过此墓。“大今”为“大金”误刻，可能是由民修。但修墓动机以及与墓主人身份关系仍不得知。

2.残存至少属于三个不同个体的白骨，但后室只有一个人应为墓主，另两个人身份仍存疑。

参考文献：

1.考古资料

张春长：《河北曲阳发现大型唐代砖室墓》，《中国文物报》，2013年2月1日。

魏曙光：《河北曲阳田庄大墓取得重要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年3月14日。

2.参考古籍：

[唐]姚汝能 撰：《安禄山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后晋]刘昫 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五代]王仁裕 撰:《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北宋]欧阳修等撰，徐无党 注：《新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年。

[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北宋]李诫编：《营造法式》，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 “王处存墓”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清]周斯亿修:《重修曲阳县志》卷六，曲阳小学堂藏版，1904年。

[清]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研究论著

刘瑞 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程旭：《唐韵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4.期刊论文

樊子林：《唐琅琊郡王夫人墓志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郭玲娣 樊瑞平 杜平：《唐李宝臣纪功碑考述》，《文物春秋》2005年第5期。

冯金忠 陈瑞青：《唐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残碑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

郑以墨：《五代王处直墓壁画形式、风格的来源分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02期。

5.互联网资料

爱塔传奇 新浪博客：“河北曲阳田庄大墓最全图文分享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77d4d0102vs9m.html.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网：“人大史学讲堂再开讲 田庄大墓引领师生梦回大唐” -http://news.ruc.edu.cn/archives/66121

Hash:5e193936a4735611d743ae122c4071387c16fe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