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对话(第八期)|充分利用内蒙古元代文化遗产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兴安盟出土夜巡牌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幅员辽阔,地貌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沙漠戈壁纵横交错。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质地貌、差异显著的自然环境,使内蒙古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交错碰撞地带,进而也决定了其所孕育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当远古华夏先祖筚路蓝缕,在黄河流域撒下文明火种的时候,在广袤的内蒙古高原,草原文化的开拓者也走出洪荒,缔造出中华文明光彩夺目的灿烂曙光。早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呼和浩特发现的大窑石器制造场,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之久。发展到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内蒙古地区形成了三个系统的文化区域: 一是以西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南部地区,形成了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文化为代表的发展序列; 二是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南部地区,形成了裕民、庙子沟、老虎山、朱开沟、西岔等文化为代表的基本框架; 三是大兴安岭以西至阴山以北这个东北——北部——西部的弧形地带,形成了以细石器为特征、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文化区域。到了历史时期,这片舞台上一直活跃着或狩猎渔捞或逐水草而居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山戎、东胡、林胡、楼烦、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突厥、回鹘、女真、党项、蒙古、满族等。这些民族大多建立了政权,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又与周边及中原各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是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多元一体的格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活跃在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先民,在创造了光辉灿烂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迹、遗物。目前,内蒙古地区已查明的不可移动文物达21099处,这为内蒙古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经过60多年的调查、发掘,内蒙古已初步建立起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不同时期的北方民族考古遗存逐步被辨认出来,特别是在辽西地区史前考古以及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考古方面成绩斐然,成为内蒙古草原文化的金色名片,为复原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展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说,从红山文化中“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红山文化女神“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因此,草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三大源头之一。

元是忽必烈1271年建立的多民族的封建政权,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族融合、东西方文化交流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都有深远影响。内蒙古拥有丰富的元代文化遗存,数量居全国第一。

1927年,我国学者徐炳昶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了黑城遗址,黄文弼调查了敖伦苏木古城,发现了《王傅德风堂碑记》石碑。195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文物考古春天的到来。在1956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发现了大量元代文化遗存。80年代以后,通过第二次、第三次文物普查和大量基本建设工程,元代的许多遗存得以进行科学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成果日渐丰硕。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址、聚落、墓葬研究三个方面。

元上都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据统计内蒙古境内元代城镇遗址达85座之多,内含都城、路、府、州、县、投下城等。对这些城市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开展较早,1956年始对元上都遗址展开调查工作,上都作为元代重要的统治中心之一,在元朝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配合元上都申遗,1996——2010年对古城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测绘、航空摄影,并对重点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大安阁、穆清阁等宫殿基址及南关、西关、护城河等,清理修复了东城墙、明德门及瓮城、御天门等,较翔实地了解了城市的整体布局及城外相关情况,为申遗工作提供了考古支撑。201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元上都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内蒙古唯一一项、中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1956年调查敖伦苏木古城,2002年对古城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发现了一批汪古部的景教遗物。该城址为元代德宁路,是汪古部的首都,也称“赵王城”,是研究金元时期汪古部重要的文化遗存。1957年调查应昌路、翁牛特旗乌丹镇全宁路故城、呼和浩特市丰州故城等。应昌路为弘吉剌部在其封地所建城郭,又称“鲁王城”,元末曾短暂作过都城,是内蒙古地区保存现状最好的元代城址之一。

元上都航拍照片

应昌路航拍图

1958——2013年,对元代集宁路古城进行了数次发掘,特别是2002——2004年、2011——2013年,对古城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数万平方米,厘清了金代集宁县和元代集宁路的平面布局,城址内遗物丰富,大量窖藏瓷器极其精美,为研究元代城市制度、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荣获200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83——1984年,发掘额济纳旗黑城子遗址,明确了元代亦集乃路城叠压在西夏黑水城上,弄清了城市布局,获得一批珍贵的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和古阿拉伯文文书,对研究西夏和元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集宁路古城西门瓮城遗迹

集宁路古城出土的文物

在开展城市考古的同时,聚落考古也不断推进。1954——2007年多次发掘包头燕家梁遗址,发现了交错的道路、布局有致的房址,特别是在发掘区中部发现了保存较好的酒肆客邸区及大量的墨书题记,出土陶、瓷、骨、铜、铁、玉等不同质地器物数万件,为研究元代村镇、驿站的位置布局、经济形态及居民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是内蒙古乃至我国继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后元代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荣获2006——2007年度“国家田野考古奖”三等奖。1992年发掘正蓝旗羊群庙祭祀遗址,该遗址是举行隆重祭奠的场所。2000年发掘和林格尔县山口遗址,发现了大量元代贮粮窖穴,是首次发掘的元代屯田遗址,对研究元代红城屯田、振武屯田具有重要意义。

燕家梁遗址2006年发掘全景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元代墓地相对较少,目前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元代墓地80余处,墓葬数量3000余座。最早发现的元代墓葬是1927年日本人在敖伦苏木古城附近发现的汪古部墓葬。1957年调查翁牛特旗乌丹镇张应瑞家族墓地,1999年清理了张应瑞夫人刚氏墓。张应瑞为汉族官员,死后被追封为蓟国公。该墓地建有茔墙,地表有大型石像生,为内蒙古地区发现的级别最高的元代汉族官员家族墓地,对研究元代丧葬习俗极为重要。60年代至80年代,在鄂尔多斯赤峰等地发现了一批元代壁画墓壁画大多保存较好,内容丰富,墓主人多为汉人,但有的穿着蒙古人服饰,对研究元代民族关系、丧葬习俗、社会生活等具有重要价值。70年代以来在四子王旗达茂旗等阴山以北地区也发掘了大量墓葬,这些墓葬大多是汪古部的,有的还出土了景教墓顶石等,反映了汪古部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1990——2000年对多伦县砧子山墓地进行多次考古发掘,该墓地有墓葬1500余座,是目前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元代最大的墓地,大部分墓葬有石块垒砌的墓茔,是元代汉族居民丛葬区。1992——1995年发掘了正蓝旗羊群庙祭祀遗址及墓葬,元上都一棵树、卧牛石墓葬,乌审旗三岔河墓葬,四子王旗城卜子墓葬等,一棵树和羊群庙墓葬的葬俗葬式及陪葬品,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特色,此两处墓地是普通蒙古人的墓地。2011年发掘东乌珠穆沁旗哈立雅儿墓葬、乌兰沟墓葬、恩格尔河墓葬等,哈立雅儿墓葬出土了一批马具等贵金属器物,为蒙古贵族墓葬。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该项目的立项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古叙利亚文墓顶石

同时,依托城址、聚落、墓葬出土的遗物开展的陶瓷丝织品玉器、骨器、碑刻、牌符、印章、服饰、货币、文献、交通、屯田、宗教、建筑、环境、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并呈现出研究内容和对象不断丰富、细化,研究领域、范畴日渐扩大,研究视角、手段逐步更新等趋势。

林西县出土的青花龙纹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结晶、民族文化的瑰宝。内蒙古元代文化遗产是草原文化的重要实物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实物例证。作为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要充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资源,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内蒙古故事,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北疆稳定和文化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元疆域辽阔,《元史》记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今天我国的版图几乎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因此,元朝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元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但自忽必烈立国开始便不断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并以“中国”或中华正统自居。“元”即取自于《易经·乾篇》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忽必烈手下谋士中有很多汉人,如刘秉忠、郭守敬、姚枢等,从定典章、重农桑、立纲常到兴办学校、兴水利、编历法等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元上都,是由刘秉忠设计并规划的,全城采取正方形,与《周礼·考工记》的王城图相差不大,其设计以及布局和北宋时期的东京城相似。另外,元中都、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也与刘秉忠有关,上都城外面的铁幡竿渠是汉人郭守敬负责开凿的。元建国后,汉人、南人中的上层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愈来愈多。据《元典章》记载,大德年间朝官中汉人、南人占55.23%,京官中汉人、南人占70.15%,外任官中汉人、南人占71.42%。从这些数据能够看出,尽管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但它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无论是治理理念,还是统治阶层构成,仍然延续着以前历代中华正统王朝的体制。

锡林郭勒盟出土马鞍

元代有大量的色目人,这些人很多长期居住生活在这里,最后融合。在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安达堡子古城、净州路古城等周边墓葬区曾出土大量景教聂斯脱里派信徒的遗物,信奉景教聂斯脱里派的很多都是色目人。因此可见,元代是一个各族人民不断融合的社会,无论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他们都为元王朝的发展做着贡献。

内蒙古出土的元代石雕

元代东西南北的交通壁垒进一步被打破,为加强各地的联系,修建了覆盖全国的陆路交通网,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站。元代的陆路向西通往波斯、阿拉伯及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同时海上交通范围有更大的拓展,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东西方的使臣、商人往来方便,这为元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元代天文历法、水利、纺织、瓷器制造等空前发展,文学艺术也长足进步,元大都发展成为当时的国际性大都会,其繁华程度在《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中均可得到印证。另外,元代虽然创造了八思巴文,但是汉字依然是使用最广泛的文字,集宁路古城、燕家梁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带有汉字墨书的遗物,黑城遗址出土大量汉字文书,其汉字的简化程度、白话文的发展程度均已接近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

集宁路古城出土的文物与发掘清理出的市肆遗迹

从这些基本事实可见,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四通八达的驿路、兼容并蓄的思想积淀了元深厚的历史文化,它们是广博厚重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融合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深入研究元代文化遗产,向世人展示元代文化精髓,讲好元代故事、讲好内蒙古故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深远。

音频来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美丽内蒙古】节目

文/图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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