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函 | 魏晋南北朝书风中的萧梁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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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三国时期书家钟繇的“铭石书”，一般意义上指东汉末年的八分隶书，其整饬的书风以立于洛阳太学前的《熹平石经》为先声，在曹魏、西晋时期的得到全面的发展，从多姿多彩的汉隶中产生出正统化、定型化的结果。

这种“铭石书”的风格，在这个时期涵盖了八分隶书以外的其他书体，如三国吴天玺年间（276）的篆书《天发神谶碑》与同时期西晋的隶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说：“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于是作隶体者，必夸张其特点，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而矫揉造作之习生焉。”西晋亡后，东晋与南朝在刻石方面放弃旧传统，朝新的方向发展。

494年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之后的四十年间，是北朝效仿南朝书风的第一波浪潮。“王褒入关”则是北朝师承南朝的第二波。

王褒是东晋以来新兴起的新类型书家，他是琅琊临沂人，为江左世家子弟，书法学姑父萧子云。他入长安之后，《周书·赵文渊传》记载：“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返，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里面提到的“文深”就是赵文渊，西魏最受重视的书法家，《西岳华山庙碑》是他传世的唯一书迹（在陕西华阴的西岳庙内）。

以楷隶书碑榜著名赵文渊所代表的北方书风远承东汉末年钟繇铭石书，而王褒所代表的南方书风则为东晋“二王”等创发的流利书风。

从五胡之乱到隋统一，黄河流域一直在少数民族频繁更替的统治之下。然士族南迁，晋室偏安，南北对峙近300年。士族以文化艺术为标榜，书法更是士族的家学标配。他们父子相传、兄弟相授、姻亲相观，以此作为家族的骄傲和地位的象征。

中原士族的南逃，文化与书学也就一并南迁。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渡江，衣带中还藏有钟繇的《宣示表》真迹，书法在南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列晋以后书家，全是钟王一脉新体书家，但凡在文献中提到的两晋南北朝书法家都是新体系列中的人物，而不是过渡型书体的人。所谓的过渡型书体，基本就是指从汉隶到唐楷发展过程中的不太成熟的书体，在那时都体现在了碑刻中，比如魏碑。

两晋、宋、齐书家不写碑，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南朝禁碑，齐以前南方碑极少，王谢这等望族，也不为先人立碑，只有埋于地下的墓志。

二是晋代士族，风流相扇，鄙弃礼法，喜欢随手挥洒，简札就是最称心的表现形式。故而新体书法都不用于写碑，所以碑刻书体都是过渡型楷书。

刘涛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的禁碑与立碑》一文中提到：曹魏、西晋实行严厉的禁碑政策，遏制了东汉以来厚葬的习俗和私家立碑的风气，碑刻数量锐减，于是葬俗出现了一种变通的对策，人们把碑铭刻在小型的石碑上，就是后世所说的墓志。

今天我们见到西晋时期刻石之作大多是墓志，铭石书仍然是隶书。到了东晋，在墓圹中设埋墓志已经是流行的葬俗，早期的《谢鲲墓志》还是石志，中期以后几乎都是砖志。论书法，不及西晋墓志精严，琅琊王氏家族墓志所见书迹可谓方整，却是变态的方笔隶书，已失汉魏古法。

谢鲲墓志

南京六朝博物馆藏

四碑共建

然而在地面上的，则是另一番书体景象。近日一函成员走访了南京几处梁帝王陵墓，收获颇多。首先坐落于南京东郊甘家巷的萧憺墓碑，现在被锁在了一个屋子里不得见，拓片存北京故宫，是六朝陵墓碑刻中字数最多的一块，为当时书家贝义渊书写，碑额与碑文都为楷书，体格修长、中宫紧密、外势开张、刚柔相济，被梁启超称为“南碑代表”，清代莫友芝称它“上承钟王，下开欧薛”上承钟王，下开欧薛“，对唐前期楷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萧憺墓碑朱偰摄于1930年代

萧憺墓碑额拓片

萧憺墓碑文拓片（局部）

距离萧憺墓碑不远的萧秀墓神道，现存放在曾经的甘家巷小学里，由两兽四碑两表组成，为何会有四碑共建呢？据《南史》载：萧秀死后，佐史夏侯亶等人上书，要求为萧秀立墓碑墓志，皇上应允。

于是王僧孺、陆倕、刘孝绰、裴子野四位当世高才分别撰写了颂扬萧秀的文章。原本想四篇里面选两篇，结果因为都写得很好，所以全部采用了。

可惜现在都已漫漶不清，否则留存下来我们应该可以看见四种不同的书法样式。之前的萧憺墓石刻石碑北侧的龟趺，也可证明曾经四碑共建。

萧秀墓神道右侧实景

萧秀墓神道左侧实景

萧秀墓全景 朱偰摄于1930年代

在神道石刻中设置四通石碑，这一现象在南朝陵墓中较为罕见，除以上两个之外据载另外仅存的一个案例就是丹阳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但碑皆不存，且现场除了双兽双柱及石龟跌座一对方形石础一对外也没有可以证明四碑的痕迹。

这里引起了我的一个好奇，神道前立两碑是当时的墓葬规制，难道这三个案例都是因为找了四个太优秀的写手导致难以取舍吗？到底是内容决定了形式，还是规制决定了内容？

萧秀墓石刻石碑东侧——碑阴的官吏名字

萧秀墓、萧憺墓石刻位置分布示意图

反书与倒书

当我们第二天来到丹阳萧顺之的墓神道时，却发现了一种更为有趣的书法现象，那就是石柱上的“反书”碑文。

石柱也作表称，梁朝初年，重申了前朝禁立墓碑的政令，并对葬制作了明确的规定。“记名位而已”是墓志的作法，又“唯听作石柱”，则是允许表立墓前，好像是在立碑与禁碑的矛盾中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

萧顺之墓神道实景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前石柱碑文

石柱上的碑文为：“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仔细观察，上右图的文字是左图的镜像。也就是说两柱上的文字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右柱的碑文是需要视觉在习惯性的正常阅读基础上拐个弯，甚至要参考它对面的石柱文字来帮助理解，它不仅单个字体是反的，阅读顺序也是反的。

萧景墓前神道右侧石柱实景

萧景墓前石柱碑文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来到萧景墓前神道的石柱前时，看到是另一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如上图所示，单个字体是反的，但阅读顺序是正的。可惜的是与此相对的正书铭文已经不得见，无法对照来看。

但是巫鸿先生在他的《透明之石——中古艺术史的“反观”与二元论图像》一文中做了一个实验，将这篇碑文翻转过来，从而得到下图中的右边模样，我们不一定能够证明这就是佚失的那块左侧石柱上的碑文原样，但起码可以通过这几个字在结构上的不平衡来得出，我们看到的右侧石柱碑文并不是单纯的仅用技术手段将左侧碑文反转得到的，它只可能是书家用手书写的（至于是用左手还是右手暂且不论），关于碑文内容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单个字与正常的阅读顺序。

萧景墓前石柱碑文拓片及其假设对应物的复原品

还没完，在距离丹阳五十多公里的句容，有梁南康简王萧绩墓，他的两侧神道柱保留完整，上面的碑文呈现的是第三种铭文样式，也就是第二种情况的颠倒，它的阅读顺序是反的，单个字体是正的。并且我们可以观察到，较之萧景与萧顺之神道上的两柱相对的情况，此时到了萧绩这里变成全部朝外。

萧绩墓前石柱碑文

萧绩墓前石柱碑文拓片

萧绩墓神道全景

上世纪80年代初拍摄

原以为没有其他类似书体的案例了，结果在一本1935年出版的《六朝文物调查报告》中，我们又发现了萧暎的神道柱上，所刻的是与萧绩情况相同的倒书铭文，正书的那块石柱已佚。

萧暎墓前石柱

从萧顺之（502）、萧景（523）、萧绩（529）一直到萧暎（544），前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石柱上的铭文书体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变化，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关于命名，目前可见的史料，只有南梁书法家庾元威在《书论》中的一段话：“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采墨。当时众所惊异，自尔绝笔，惟留草本而已。其百体者，悬针书、垂露一文书、秦望书······又有到书、反左书等，······”（关于余经其人的论证可参详王学雷《“庾元威作杂体书”质疑》一文）以及他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另一位书家孔敬通：“反左书者，大同中东宫学士孔敬通所创，余见而达之，于是座上酬答，诸君无有识者，遂呼为众中清闲法。今学者稍多，解者益寡，敬通又能一笔草书，一行一断，婉约流利，特出天性，顷来莫有继者。”全文载自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范祥雍校本）。对上述文献做一下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余经创造了百体杂书，孔敬通创造了反左书，并被庾元威所习得。

上文只出现了两种书体，到（倒）书与反左书，还不能完全解释之前列举的几个案例，但我们可以做一下分析，萧顺之和萧景的碑文都出现有单个字反的情况，如果“反左书”指代萧顺之字反顺序也反的情况，那么萧景的字反顺序不反的情况是否可以称为“反书”？

至于倒书，应该只是在阅读顺序上的反常态，单个字体的识别是无障碍的，萧绩乃至萧暎的碑文情况应该都属于这类。

如果以上坟人的身份面对陵墓，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在神道左侧的石柱碑文都是正常的，在它对应的右侧则各不相同，这种在形式上对称，内容上变化的现象，应该与梁代的审美有关，特别是六朝关于形式美的理论，是魏晋南北朝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像骈文，巅峰就在梁代。

西晋的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他把十个文体都配上了情感性和形式美，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在吸取曹丕和陆机的观点上达到了魏晋南北朝文体论的最高理论成就。

再进一步，萧统的《文选》、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都提到了文采、声律和用典是文章创作华美的重要组成因素。特别是萧绎，他认为“文”不单指有韵（指押韵脚），而且还要有华丽漂亮的词藻（绮蹓纷披）、抑扬悦耳的音律（唇吻遒会）与婉丽动人的情感（情灵摇荡）相结合，方能构成真正的“文”。既使是“笔”，也要求“神其巧惠”，即讲究构思巧妙，以别于“直言之言，论难论之语”。

也就是真正精工的骈体文，上下句音、形、义皆完美无缺。就像我们看到的石表铭文，在一样的既定框架里，演绎出这么多种字体的排列组合方式，绝对的对称，又最极致的变化。

再做更深一层次的思考，萧顺之与萧景的神道石柱反书铭文是面对面的，是纯粹的文字镜像反射；萧绩与萧暎的神道石柱倒书铭文则在一个平面，且都是面对上坟人的。碑刻文字给谁看，与它所呈现的形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同时，依照目前考古研究的多数观点，神道起源于汉代，“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一对石柱就像一扇通往死者的大门，这里面是否有通过视线的不同方向去审视生死的含义？与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死观又有哪些契合处？

而这些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到丧礼的象征意义以及丧葬建筑和器物的功能等等。由于史料的欠缺，很多问题至今还是谜团。

不过，仅从书法本身来看，反书不是被机械反转的一种纯技工行为，而是书法家带有创造性的一种书写行为，虽然，在《法书要录》上孔敬通只被列为“下之中”。

可想而知，这类带着炫技性质的书写行为类似于我们今天河坊街上的“名字绘画”或者设计“一笔书签名”等等的生计本事。

当这种形式被应用在一个严肃的墓葬场合，可见本身它的书法性就是不予考虑的，更何况我们看到上面的楷书，正是处于过渡型阶段，是相对北魏楷书来说为数不多的南碑案例。

虽然反书看上去需要一个视觉的理解缓冲，但似乎仍旧能依稀看出南朝帖学影响下的楷书风范。兰陵萧氏之善书始于刘宋时期，梁乃大盛。齐梁之际留有书名的书家有23人之多，完全可以和王氏家族相媲美。

他们利用政府的力量收集法术书名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雅之士，领导了当时的书法风尚的潮流。比如齐高帝萧道成，曾与王僧虔赌书；齐高帝第五子武陵昭王萧晔；十二子江夏王萧峰；南郡王萧昭晔，尤其是梁武帝，对于王羲之在南朝的确立功不可没。

函主在陈文帝陈蒨永宁陵(传)神道兽前

作者 | 树杪

图片 | 树杪

编辑 | 小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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