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炮兵大院

袁燕军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记忆了炮兵大院的变迁。

俯瞰炮兵大院

乾隆嘉庆年间（1795 年—1797年）湘黔地区爆发大规模苗族起义，清政府调集数十万大军进行镇压，历时两年多平息起义，为防止苗族再次叛乱，清军将被俘起义军将领和部分义军亲属作为人质押解至北京，在今天香山南麓的一片山坳里，辟为苗营，筑灶为家。有记载称：苗营“方圆二百余丈，三面环山，一面围墙置门。”

自此这些曾经咆哮山林的苗族汉子和他们的亲属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再也没有回到他们为之抛洒热血的崇山峻岭之中。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支部队来到这片山地，要在这里兴建营房，这些苗族将领的后裔们才离开了居住了近二百年的苗营，集体迁入山脚下的门头村。

几年以后在苗营的旧址上一片楼房拔地而起，另外一群来自祖国各地的外乡人来到这里定居，并且起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名字------红旗村。这里就是我们的大院，我们的家，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

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原居于城区一个叫黄寺大院的地方，那里原是一座国民党的兵营，我在那里度过了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光，由于年龄小黄寺大院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只是依稀记得家属区房屋老旧，居住分散，到处弥漫着空旷而荒芜气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于战备考虑，北京军区指挥机关全部搬离市区迁往西山。

“炮兵是战争之神”这是斯大林对炮兵的评价。在传统战争模式中，炮兵在战争中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全国解放后炮兵规模迅速壮大，建立炮兵司令部使炮兵成为独立的兵种而存在。

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是军级单位，但作为兵种要高于同级别的军级单位，规模也要大很多，当时的炮司下辖８个师，含５个地炮师和３个高炮师。炮司机关自然就比较庞大，自然家属和孩子也多。

从黄寺分散居住的平房一下子聚集在相对集中的大院里，突然间生活变得热闹起来，成群结伙男孩女孩们，在这个曾经冷清的西山脚下，在不久即将到来的动荡年代里，留下了那个年代独特的记忆。今天当我们两鬓斑白的时候回忆起一幕幕看似平凡的往事，却深深地烙刻着时代的痕印。

这座碉楼目睹了从苗营到军营的变迁

阳光灿烂的日子

1965年前后炮兵机关的干部家属陆续搬进了红旗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孩子们最幸福的时光。虽说部队是个小社会，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还是离不开社会的，部队出资在大院外不远建了所小学取名红旗村小学。炮兵的子弟和当地村民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那时的学习很轻松，很早放学孩子们就在大院里疯玩。

部队家庭孩子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管，很多人的父亲在外地部队任职，母亲在城里上班。孩子们学习没人管，吃饭也没人管。炮兵机关觉得学习可以不管，但吃饭不能不管，否则会影响军心的。于是，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好像是文革前一年吧，成立了一个小孩食堂，或者叫“托儿食堂”。专门解决双职工孩子的吃饭问题，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

食堂由两名战士担任炊事员，一名“上士”专门负责采买，收伙食费，我们每个孩子的伙食费每月12.5元。“上士”姓张，高个子，不苟言笑，每天采购算账，对孩子们不温不火，不远不近。好像很不情愿担任这个伺候孩子们的差事。

炊事员叫刘延昌，河北邯郸峰峰人，刚入伍时在天津塘沽炮兵拖靶队当兵，这是炮兵里比较特殊的兵种，在海上工作却不是海军，用船拖着靶标行驶在海上，为炮兵提供打靶作业的一支兵种。在拖靶队干了一年，由于严重晕船不得不转行调到机关当了一名炊事员。

与上士相反，小刘热情随和，部队的孩子对战士有的称“叔叔”，有的干脆称“小张、小王”什么的。每天来吃饭的孩子们都会大声喊叫着：“小刘今天吃什么？”他对此习以为常，总会爽快地回答着孩子们的问话。

“托儿食堂”建在了山坡上一座农民搬迁后留下的小院里，小院独门独户干净整洁，北房窗明几净，经过改造小食堂开张了。一大群孩子聚在一起吃饭是件快乐的事。记忆中伙食不错，不定量管够。吃饭时孩子们热闹非凡。张上士永远是蹲在院子里默默的独自吃饭，小刘叔叔则是拿着打菜的勺子笑眯眯的看着我们大呼小叫，不时提醒几句，吃饭别说话，饭凉了啊。有时我们会搞些恶作剧起哄看谁吃得多，记得有一次吃炸糕，一个男孩，吃的顺口，连说好吃，大家边数数边看着他吃，结果风卷残云，一口气十八个炸糕下肚，最后挺着肚子，迈着蹒跚的步子在大家哄笑中离开食堂。小刘叔叔看得目瞪口呆。

“托儿食堂”的存在不足一年，我与小刘叔叔结成了忘年之交，他操着邯郸口音叫我的名字，会把燕军的“燕”字发音成“亚”字，像对大人一样和我聊天，说说他拖靶队的生活，说起以往的生活时小刘叔叔很有些留恋，拖靶队发的军装与众不同，每人一身黄呢子军装，他会拿出那身军装显摆显摆，他说这身军服平时不穿，只有过年和回家探亲时才穿呢。他在拖靶船上当信号兵，就是在海上船与船之间用旗语或灯光联系的联络兵，不时拿一双筷子演示旗语的操作，或拉着灯开关告诉我灯光信号是用长短表示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任何征兆地戛然而止。1966年5、6月间，文革的阴云笼罩在大院的上空，大鸣大放，大字报，揪党内走派、当权派的风暴搅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文革就像揭开了的潘多拉之盒，将恶魔和丑恶撒向了人间。原本善良和睦的人们突然变得恶目相向，你死我活。炮兵机关开始出现大字报，成立各种战斗队，而且很快升级，揪斗炮兵司令员和政委戴高帽游行等等。

开始孩子们看热闹一样看着每天发生在大院里的一切，毕竟矛头对准的是领导干部，然而突然有一天，我们也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一张“砸烂修正主义的温床”的大字报把矛头对准了我们，指责炮兵领导竟然用两名革命战士去伺候一群修正主义的苗子。

于是，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食堂解散时我去看了小刘叔叔，曾经喧闹的小院变得冷清，张上士哼着小曲在收拾行李，小刘叔叔也在整理行装，他摸着那身呢子军装，说再也没机会穿它了，要复员了，要离开军营了，他用忧郁眼神看着我说：“亚（燕）军，再见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几年以后我当兵到了邯郸，也几次到过峰峰矿区，时常想起这里是小刘叔叔的家乡，他在哪里，他过地好吗？

因为从小就生活在军营里，接触和认识了很多战士，但给印象最深的，能让我提笔回忆只有刘延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憨厚、质朴和善良，作为一名战士，他服务的对象是一群孩子，他没有抱怨，不求回报，默默地忙碌在灶台旁，他辛勤的劳作换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50多年后的今天，在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他还健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真心的祝福他这么多年生活的幸福。

大院的礼堂仍然是旧时模样，通往礼堂道路原来是一座石桥，桥头有一对石狮子，现在石桥和石狮子已经不知去向了。

文 革 的 记 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山地区还很偏僻，在我们建营房之前，这里连公共汽车都没有开通，后来为方便营区家属上班才开通了60路公共汽车，起点动物园，终点红旗村家属院门前，一小时一趟。尽管如此，革命的狂风暴雨依然席卷香山脚下这片僻静的角落。

忽然间，冷清的营区热闹起来，先是大串联之风让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进了营区，部队接到指令，负责接待串联的革命小将，红卫兵们高呼口号，发表演讲，革命的火种迅速将军队官兵的革命热情点燃，大字报、批斗会等一幕一幕在大院内上演。

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是残酷的，当时的我们还没有体会到它的残酷。我刚刚小学五年级，每天在院内闲逛，社会上传播着各种消息。文革初期掀动着革命浪潮的是中学的红卫兵，当时大院中很多中学生在离我们较近的四十五中上学，每天从四十五中传来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的消息。抄家，门头村的大户人家遭到洗劫，破四旧，门额和门墩被砸碎。忽一日，四十五中的红卫兵们冲入万安公墓将近百年历史的公墓掀个底朝天。事后我曾去看过，厚厚的石碑被砸断，沉重的墓顶被掀开，棺椁被撬开，露出森森白骨。红卫兵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可见一斑。

1966年8月，中学的红卫兵掀起了红色风暴，把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 我的母亲时任北京一所中学党支部书记，很快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母亲1942年参加革命并入党，全国解放后，组织培养学习进入教育系统工作。母亲工作一直很忙，我很少能见到母亲，由于太忙和交通不便她每周才回一次家。狂热的政治风暴扭曲了所有人的人性，原本正是读书的年龄，却在造反有理的语录歌中向他们曾经尊重的师长们举起了皮带。母亲被学生殴打，还剪掉了母亲的头发进行侮辱。在我有印象里母亲从来都是周末末班车回家，周一早班车离家上班。那一次，记得很清楚，一个平常的下午，母亲回家了，头发没有了，戴了顶旧帽子。

不久，母亲被送去劳动，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那时家里的的气氛是凝重的，父亲从不对我们提及母亲的事情，只是告诫我少在外面惹事。

我也好像瞬间长大了许多，变得沉闷了，由于不上学也很少出门，每天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各种书读，一段时间迷上了《志愿军英雄传》，深深沉浸在朝鲜战场的黑山白雪之间。

文革的现实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内心的煎熬让人处在紧张之中。一次，院里的广播中正在播报新闻，好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当播音员念道：“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时，不知为何“顾问”一词让我联想到《志愿军英雄传》中经常出现的美国顾问的形像，于是自言自语脱口而出：“美国顾问”。

这一幕应了“祸从口出”那句老话。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年轻参谋大叫道：“你居然污蔑江青同志是美国顾问，你是谁家的孩子”。有人认识我，那人立即就叫喊：“他是某某某的儿子，是不是你妈妈被纠斗，你对文革不满。”我所有的委屈和愤怒，爆发出来，冲着那人大声喊道：“不，不。”瞬间，我被一群年轻的军官围在了中间，有人高呼口号：誓死捍卫江青同志什么的。

我被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位父亲的老战友出来解围：“算了，算了，一个孩子懂什么。”顺势把我拉走，送回了家。整个事件持续了不足十分钟，却存留在我心中几十年。事后父亲曾问我是否认识那几个年轻的军官，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忘记了他们的模样，但我无法忘记围在身边的狰狞面孔，无法忘记当时心中的愤懑和恐惧。

幸运的是对母亲的批斗没有继续下去，1968年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母亲恢复了工作。

炮兵大院里有些家庭则没那么幸运，他们没能躲过文革的恶运，甚至因此改变了命运。文革结束后常常看到影视作品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家庭，父母被批斗，子女受到冷落和歧视，原来的好友也会变得疏远，有的还会落井下石。这种情节在我们炮兵大院的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文革期间，我的发小中，有几家父母被停职审查，那个年代停职审查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时我们还无法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但从大人们的沉重的态度中朦朦胧胧意识到非同小可。但是，无论是我母亲被批批斗时，还是发小的父母被停职审查时，我们孩子们中间从没有相互间表示过疏远和冷落，家长们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不要理谁谁家的孩子”之类的暗示。

印象最深的是赵援朝一家。援朝个头不高好留光头，大眼溜活，说话略带口吃，走路内八字，好低头看路，狡黠顽皮，大眼一转鬼主意一出。援朝与我同年，在同班上学，每天厮混在一起。援朝的父亲原任炮兵某处的处长，文革开始不久，不知什么原因被停职审查。

父亲出事后援朝变得沉闷了很多，要给弟妹做饭，照顾弟妹。有时孩子们凑在一起玩得高兴时，偶然提及父母时，他会瞬间变得沉默。记不得是哪是哪一年，好像是1969年，援朝对我说他们要搬家了，他父亲被撤销了军籍，举家迁往农村老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对一个家庭特别是对未成年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援朝家搬走那天，我看见了援朝的父亲，只见他身着便装，面色憔悴，我叫了一声：“赵叔叔”。他无言地微笑着，伸手摸了摸我的头。从那以后这一家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大院里。

直到文革结束，有了援朝一家的消息，赵叔叔冤案平反，但没有恢复军籍，出任某市某高校党委书记，援朝的弟妹随父母返城，援朝则因已结婚生子，留在了农村。前几年我托朋友辗转找到援朝，向他问候，并希望有机会见一面，但是他拒绝了，我问传话的朋友援朝说了什么，朋友告诉我，他什么也没说，就是摇摇头，摆了摆手。

都有是照相惹的祸

上面的照片是我学生身份的最后一张照片。穿着父亲的旧军装，摆出一副认为很酷的样子。照完相几天后就当兵走了。看着这张照片不由得想起一桩往事，就因为照相惹上一场大麻烦，差点带来牢狱之灾。

文革开始后，大院的孩子们没学上，三一群两一伙，精力旺盛的男孩子们无人约束，每天的都在寻找兴奋点。记得营房外与大院有一墙之隔住着一位老人因视力不太好，人送绰号“瞎子”，平时以倒腾杂货为生，为人不太检点，经常做些坑蒙拐骗之事，院里的孩子们时常被其坑骗。一日，闲来无事，几个孩子心生报复之心，趁夜色趴在大院这墙头，用石头扔向老人的后窗，引来一阵怒骂，几个孩子乐此不疲，一连几日石块伺候。惹得老人在大院门口骂了好几天大街。

对于这种缺少技术含量的恶作剧孩子们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一日，有人从家里拿来架苏制135相机，这小玩意儿让我们至少一周内无暇旁顾，没照几张，大家就对中规中矩的合影留念式的照相失去了兴趣，有人从家里拿来了父亲的将校呢、大沿帽、武装带等，还有人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顶五十年代部队士兵的船形帽，说这叫牛Ｘ帽。还有人拿来刀棍之类的道具，摆出了各种造型拍照，忙活了好几天，完成了当时认为十分伟大的创作。

送去冲洗，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去取。半天过去了，取照片的人没有回来，派人去找，音讯全无，顿觉不妙。恐惧地感觉到，出事了。

当时的社会，在阶级斗争口号天天喊的氛围中，人们时刻处在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虽然，我们这些孩子平时好像无忧无虑，但在无形的大环境下，也变得非常敏感，特别是孩子们恶作剧很可能牵涉到父母，果真这样对一个家庭将是飞来横祸。当时我母亲在文革初被纠斗冲击，刚刚恢复工作，如果因此再受牵连，对我们家将是场灾难。那天，在孩子们当中，我故作镇静，但内心一直被恐惧紧紧地抓着。

夜里，下雨了，淅淅沥沥的雨声更渲染了大祸将至的紧张气氛。那夜，父亲不知道为什么没回家，后来才知道，部队政治部门为了避免父亲在家时抓孩子们的尴尬，将涉案孩子的父亲们都通知开会去了。夜里，警察敲门，我从容的出门上车，妹妹惊醒，出来问为什么，我很平静地告诉她，没事，我很快就回来。事后想想那一刻，我好像是一个革命者大义凛然的上了反动派在囚车。

在这次事件中的另一个哥们儿，那天晚上，去学校参加活动了，警车开到学校，停在他们班的队伍前时，他敏感地意识到是来抓他的，不等警察喊，就主动走出队伍上了警车，身边的同学，不无羡慕的说，瞧，还是人家当官的爸爸，还有车来接。

在动物园派出所里，我们被关了两天，在这里，有幸看到了我们的照片。凭心而论，技术角度上，虽然是生手，但用光和构图都有还不错。内容上，造型生动，独出心裁，孩子们玩地很开心。如果是现在，放到朋友圈或微博上肯定会引起疯狂地围观和点赞。可惜，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我们这些伟大的“作品”。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照片中的细节记不清了，但我分明的感受到孩子们内心的空虚和目光的迷茫。如果留到现在，将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两天里，几个孩子被分头审讯，交代照相的动机和目的，不断的追问我们还做过什么其它的坏事。虽然，我们被这阵势吓坏了，但居然都应对自如，滴水不漏。也不知道警方对“照相事件”怎样做的结论，最后，让一个老师傅带着我们到动物园里去劳动，倒也乐此不疲，免费逛了逛动物园。

第三天，被送回了家。这次事件的结果就是，那年年底，大院里十几岁的孩子们都被送到了部队，用我爸爸的话说就是，别在家里惹是生非。

“照相事件”有惊无险。但现在想想，因为几张照片，对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动用国家的专政机器，还是军地联合作战，计划周密，配合默契，实在可笑。很多年来，我对这段经历一直讳莫如深，不愿意提起。直到近年，我才觉得，这不是我的耻辱，而是那个荒唐的年代，带来的一个荒唐的故事。但愿我们的国家今后不要再上演这样的闹剧，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让人民安居乐业。

上学轶事

实际上，炮兵大院的孩子们真正平静的上学生活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那时每日去红旗村小学上学，时日短暂，淡忘了许多，但还记得班主任是一个叫“王淑秀”的女老师，还依稀记得她干练、泼辣的样子，依稀记得恨铁成钢批评我的情景。后来，学校停课了，听说王老师因为地主出身被批斗，再以后，她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了。

1968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渐渐平息下来。复课闹革命后“小升初”，我们糊里糊涂的走进中学的校门，虽然复课了但学校秩序依然混乱，每天第一节课天天读，因为是读毛主席语录，老师和学生尚还整齐。接下来的几节课，有时学生在教室里等老师，上课时间已过，不见老师的踪影，于是学生一哄而散。有时老师来了，没有几个学生，老师不急不恼，应付几句下课。

那是个混乱的年代，是个“丛林法则”特征显著的年代。学生们无心读书，成群结伙，尚武拔份，勇武好斗，强者为王。很多人拜师学武，什么大小洪拳，少林拳之类的。似乎学会武功，就可以称霸一方。

近年，很多人提到大院文化，这是那个年代由于历史沿革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标记。特别是部队大院，高大的围墙与外界隔绝，自成体系基本自给自足的供给系统，使得部队大院形成一个小社会。

大院的孩子们生长在这个小社会中，不自觉的带有些优越感。文革初风行一时的“血统论”强化和放大了这种优越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贫富差距远没有现在这样大，但社会各个阶层的差别却比现在鲜明。平民社会和大院子女们带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这种敌意的表现，就是双方都会利用各种机会挑战对方。学校自然成了挑战掐架的舞台。

清楚的记得，那是走进中学校门的第一天，校门口有几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男孩，拦住了我们，说是要与我切磋切磋，然后旋风脚、扫膛腿几个动作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显然，无路可退，硬着头皮周旋，啥拳也不会呀，但俺记住了“先下手为强”这条古训，峁足了劲一拳招呼在对方的鼻梁上，但见鼻子上一股红云，他用手一摸，大哭。顿时，武侠风骨荡然，低下头转着圈满世界找板砖，要和我玩命。这一拳，让我们初中三年安安稳稳无人骚扰。

很多年以后，我对一位朋友提及此事，他惊奇地打量我说：看你不像是勇武好斗之人呀？我苦笑回道：你知道什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虽然这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江湖。你也知道示弱的后果吧。当然这也是性格使然，虽然不够强大，但也不想就此束手。

那位同学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在此说声“对不起”，很希望以后会有机会能够“相逢一笑”。

初中三年的学校生活过得飞快，当然，这三年什么文化知识也没有学到，1969年底离开学校应征入伍时，收拾行装时从床下拉出一堆课本，居然平展如新，似乎从来没有翻动过。

那年，我们就像这丢掉的课本一样，告别了学生时代，告别了我们的大院，我们的家，一别就是几十年。

少年时代的大院生活，与今后漫漫生活之路相比，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却难以忘记，许许多多往事藏在了记忆最深处，几十年行旅匆匆，生活蹉跎它从未出现过，当垂垂暮年的时候，却越来越清晰的闪现在脑海里。

懒洋洋，午后慵懒的阳光洒进房间，客厅里两个孙儿在上窜下跳的折腾，窗外飘进一曲《往日时光》，一个男声在轻声吟唱：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

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

身上穿着旧衣裳。

海拉尔多雪的冬天，

传来三套车的歌唱。

伊敏河旁温柔的夏夜，

红梅花儿在开放。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

生命依然充满渴望。

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

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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