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博物馆对公众史学的推动✅

摘要：民间博物馆可以丰富博物馆的门类；完善博物馆的理论体系；推动博物馆法规和政策的建设；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由公众创建的民间博物馆除了具备国有博物馆的教育国民、提供娱乐、充实人生三大功能外，还可以唤醒了公众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素材；有利于历史书写和阐释的多元化；推动了史学的通俗传播。

关键词：民间博物馆公众史学传播

“民间博物馆来自于民间、成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大背景下公民文化需求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具有文化普及鲜明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1]由公众创建的民间博物馆致力于报答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慷慨赐予，致力于回馈社会，致力于将分散秘传的个人收藏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博物馆馆藏，也正在用行动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

一、民间博物馆唤醒公众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

民间博物馆是由公众自己动手创建的的，这本身就是公众触摸历史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是公众历史意识的觉醒。对大多数民博人而言，博物馆已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办博物馆的理念已从个人对历史文物的喜好升华到为国家保护文物资源，为民族传承文化的至高境界。

公众创建民间博物馆的动机和目的可能多种多样，有些是为了把自己多年的收藏与众人分享，有些是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些是为了通过开办博物馆来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有些是利用博物馆推动企业发展，如借助国家对开办博物馆给予的土地、税收、水电费用的优惠条件减少企业开支，并通过博物馆打造企业文化、创造企业品牌、拓展企业销售平台。不过，也有极少数个人以办博物馆为幌子，非法买卖民间文物来牟取暴力，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大部分民办博物馆的参与者动机还是单纯的。例如，崔永元十几年来辛辛苦苦到处“借钱”、“拉钱”及其“募钱”创建了连环画传奇馆、电影传奇馆、口述历史博物馆，小崔仅有一个单纯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让更多不懂文化、不了解历史的人接触古今文化，铭记历史，传承历史。正如他在采访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让大众接触历史与文化的机会，我是用心去做这件事，办博物馆不为了挣钱，我不会让任何一件展品出现在拍卖行……我还想把博物馆的展品放到学校去巡展，让学生们更好的认识和感知过去，加强对历史的印象，通过古今文化的交流博古通今。”[2]小崔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接触博物馆而受到文化的熏陶。无独有偶，“大馆奴”樊建川的建馆目的与小崔的也类似。位于四川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族魂，收藏民俗；为了我们的精神归属，建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3]为主题，建设抗战、民俗、红色年华、抗震救灾四大系列30余座分馆。民间博物馆“不是私人的事，它关乎一个国家的精神层面，是传承文化的驿站，活着的历史，和民族根基的所在”[4]。

“民间博物馆因其收藏方式的灵活，为国家收集和保护了一大批散落民间的文物，扮演着传承传统文化、保护历史史实的角色。”[5]公众正是意识到了民间博物馆的这种特有的作用，才自发、自觉地去创建、去经营。“经济的富有让人嫉妒，文化的富有让人尊重。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家是这样，一个国也是这样。”[6]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意识的觉醒，所以，人们才会千方百计搜罗可能失落的文化遗产，才会想方设法保存历史记忆。

每一个民间博物馆的创办者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民间博物馆里面的每一件藏品都蕴藏着一段生动感人的故事，在民间博物馆能够真真切切体会到馆主对收藏的热爱和执着以及他们为保护历史文物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而历史的记忆往往也是在心灵受到震撼才容易被唤醒的。

《CRI会客厅》于2015年，播放了一系列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访谈节目，包括有建川博物馆聚落群、宁波紫林坊艺术馆、宁波知青博物馆、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朱炳仁铜雕艺术博物馆、南京民间抗日博物馆、江苏徐州圣旨博物馆、苏州砖雕博物馆、湖南开元博物馆、福建源古博物馆、山西平遥华北第一镖局博物馆、平遥蔚泰厚票号博物馆等著名民间博物馆馆长做了采访报道。聆听了民间博物馆馆长感人的心声，记录了民间博物馆馆长建馆的心路历程，探寻了馆长走过的文化苦旅，解读了馆长的百味人生。每一位馆长都让我们感动、震撼、佩服和自豪。例如，主持人郭丹在向大家介绍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创办人陈国桢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出身宁波帮商人家庭，他曾是时代洪流中的知青，改革开放，他成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人到中年，他创办了浙江省第一家免费开放的民营博物馆，拥有国内越窑青瓷收藏的‘半壁江山’，他是最富的穷人，也是最穷的富人。”[7]可以说陈国桢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民间收藏事业，他的一生是“瓷痴”的人生。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主吴先斌当初为了开办博物馆四处奔波、历尽坎坷。吴先生曾经散尽万金来收集抗战藏品和书籍，终于在2006年将博物馆办起来。如今这座“草根博物馆”馆藏抗战文物3700多件，陈列抗战图书资料4万多册。吴先斌说：“我希望我的博物馆是一个思索的地方；我要让人们带一个问题来带更多问题走；我的博物馆要展现更多小人物的内容；我要用书籍史料来扩展历史记忆的空间。”[8]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确收到了这样的效果，“通过抗战民间博物馆的展品，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公民（对历史）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同时，这种‘草根馆’也给那些国外参观者以震撼，他们见到了中国人反对侵略战争、渴望世界和平、期盼世代友好的民意。”[9]

当前我国民间博物馆的发展还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诸如：在管理上，民间博物馆人员缺乏保存、整理、展示、传播、研究及管理技能。在资金上，民间博物馆资金来源模式主要是以商养馆和以物养馆两种形式，因此运营起来资金短缺。在藏品上，民间博物馆是建立在民间收藏的基础上，民间收藏文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难确保藏品的真实性原则，因此，民间博物馆藏品定性缺乏专业监督、珍品赝品混杂。另外，在展览的硬件条件上，民间博物馆没有优势。在展示理念上，展柜的设计、室内照明、室内空间的布局等等，民间博物馆都不能与国有博物馆比。相对于拥有专业服务人员队伍的国有博物馆，民间博物馆在软环境上也无法与之比肩。在陈列方面民间博物馆更没有深层次挖掘博物馆文化。民间博物馆工作程序不够规范化、合理化，且缺乏法律保障。加之，社会公众在民间博物馆的认同方面也存在问题，部分公众主观地认为民间博物馆社会服务性、参与性；社会适应性不强。但是，民间博物馆并没有因为种种问题的存在和困扰，止步不前，反而以最顽强的生命力将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公众。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博物馆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最初与社会公众分享个人收藏的快乐，到为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寻求合法的存在机制，再到参与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博物馆文化体系建设，一步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渐成规模，在实践中积极寻求健康发展之路”。[10]

公众走进民间博物馆时，被馆主的真心感动着，被文物的故事震撼着。当一种文化能够感动心灵时，这种文化有何理由不被铭记、保存。

二、民间博物馆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素材

民间博物馆是国家文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民间文物的守护天使。民间博物馆的藏品不但丰富了国有博物馆藏品的门类和体系，而且弥补了国有博物馆收藏内容和题材不足的空白。民间人士在创办博物馆之前就会想法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来初步调查了解民间文物和艺术品市场，他们运用多种途径对众多民间藏品做出大致的摸底和排查，以便尽最大可能获取官方以外的信息和资料。当他们把博物馆办起来时，就意味着已经整合了民间资源。此外，为了保证博物馆在以后能够更好更健康地长期运营，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劳动、金钱，甚至是感情、青春、生命。而这份虔心和敬业往往是国有博物馆文博工作人员所不具备的。民博人在感动我们的时候，也在用自己执着和独特的文化视角扩大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范围，为更多学者及专家提供新的文化研究素材。

首先，从民间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关系来看，民间收藏与民间博物馆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民间收藏的主题、形式、结构、内容决定着民间博物馆的类型、模式、布局和内涵。民间博物馆是民间收藏的提升，是民间收藏热发展的结果。从低级形式的收藏者、收藏爱好者对藏品初步的分类整理到高级收藏家、收藏大师对藏品进行的审美、鉴别和研究，再到社会化的民间博物馆建成之时，所收藏的已不简单是一件东西，而是蕴藏了更强的理论性、学术性、文化性的研究素材。

其次，从民间博物馆藏品的特点来看，与国有博物馆不同，民间博物馆具有“新、小、奇、特、专”的特点。民间博物馆所收藏的往往是某一领域、某一地区、某一民族具有时代特征、文化内涵、历史价值、艺术鉴赏、社会教育功能的物品。如、邮票火花、报刊印章、根雕红木、川菜川酒、川茶川戏、历史照片、抗战勋章、红色年代、红色记忆等。虽然它的覆盖面、受众面相对较小，但它具有针对性强，挖掘力度深等优势。这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奇独特的史料。

作为我国大陆地区首批获得成立的私人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于1996年建成。该馆陈列有与古陶领域相关的3000余件出土文物，其中重点展示了新石器时期及周秦汉唐时代的陶器。常规展览由“彩陶渊薮、瓦当大观、封泥绝响、古陶序列、拆散的结构及其他、文字的美奥”六个专题系列构成。馆长路东之在举办展览时注重将普及教育、艺术欣赏和专业研究相结合，并尽最大限度地让观众体会到中华民族古陶的无限魅力。古陶文明博物馆的价值正如馆长路东之所言“古陶文明博物馆作为全国乃至世界唯一陶的专题博物馆，不仅具有填补国有博物馆空缺意义，更以其独特的内涵意义、文化品位和学术价值为中国当代文化广场增添了新的内容，并由此吸引着来自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目光。通过该馆的专题展览、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人们可以充分感知中华古陶文明的恒久魅力，感知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价值和尊严。”[11]此外，古陶文明博物馆也为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和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标本。

闫树军的天安门博物馆以中外知名的天安门为主题，收藏天安门照片4万多张、实物1万多件、图书画册（中文、德文、俄文、日文、法文）6000多册，编成《天安门影像志》收集了天安门明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影像。时间跨度自天安门建成（1420）至2009年重点突出了从1949年至今天的天安门的变化，堪称一部天安门史志。从某种层面上说，《天安门影像志》就是一部沉甸甸的中国近代史，天安门博物馆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近几年，土豆博物馆、火锅博物馆等民间博物馆的出现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史、地方史的研究。一座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情况一般可以通过这座城市博物馆的数量与质量体现出来。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科学教育、风俗信仰、精神面貌、文明程度的物化载体，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和社会和谐的润滑剂”[12]。作为博物馆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博物馆同样也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民间博物馆藏品的专题性、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更加能够反映一个领域、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更能成为一个地区对外交流的平台，一座城市招商引资的优势，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2010年4月， “马铃薯博物馆”在北京延庆县建成。该馆通过丰富的实物和珍贵的图片向公众展示了马铃薯的历史、现状、发展及在中国的传播及推广、应用。马铃薯的发展历史与经济史、社会史和当时的民族交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马铃薯博物馆的建立也将会推动经济史、社会史和民族史研究的发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件物品，都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但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将其全部收藏、保存的，因此，这给民间博物馆的收藏提供了藏品。而民间博物馆一般都是独一的，也就是专项的，从而也就构成了民间博物馆是中国特色博物馆这一显著特征”。[13]任何一个民间博物馆都有其独特的馆藏的。如，目前重庆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北京匾文化博物馆等，主题定位独特、文化内涵深厚的陕西西安的牛文化博物馆都是以特色见优的民间博物馆。这些独具特色的民间博物馆将会成为国家文物和文化的补充。

三、民间博物馆有利于历史书写和阐释的多元化

毛泽东曾说“历史是人民共同创创造的”，温家宝也曾说“历史是人民共同书写的”，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忘记历史意味背叛，否认罪责意味重犯”。故而，历史不能被边缘化、娱乐化、虚无化，历史应该被大众阅读和思考。由于公众的参与，民间博物馆不仅使保护和弘扬历史文化的途径更加多样化，而且民间博物馆也把这种厚重的文化内涵以较为轻松、灵活的方式原原本本、生动形象地呈现给普通大众。历史书写也因此而丰富、准确。

民间博物馆非主流藏品的收藏颠覆了传统的收藏观念。传统的收藏是收藏精品、经典及精英们的遗留物，收藏种类也侧重于收藏能够展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发明和创造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漆器、铁器、造纸术、陶瓷等。因此，国有博物馆大多属于精英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在历史文化内涵上面体现的是精英们的历史，属于传统史学上的帝王史、君史。而民间博物馆的藏品很多是我们平时在国有博物馆见不到的东西，收藏的多是廉价易得、贴近生活的物品，属于草根博物馆。从史学角度来看，民间博物馆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史学的革新，推动社会史、平民史、小历史、百姓史及公众历史的书写。

民间博物馆的藏品能够补充微历史。民间博物馆收藏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方面的各个领域。民间博物馆“新、小、奇、特、专”的特点决定了其收藏侧重某个领域、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专题收藏。民间博物馆规模化、系统化、多元化、特色化的收藏是国有博物馆藏品的重要补充。比如筷子文化，我国第一部箸文化专著就是由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馆长蓝翔所撰写的《筷子古今谈》。

民间博物馆藏品的信息价值可以尽量还原历史，推动历史阐释的多元化。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疑案，比如孔子是私生子吗？西施失踪之谜，西施最后是和范蠡逃亡了，还是被越王沉于河了？貂蝉是吕布之妻吗？孟姜女真哭倒了长城吗？杨贵妃生死之谜，杨贵妃是自缢在马嵬坡，还是去了日本？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谁？明景帝是有疾而终还是被害身亡？清初“太后下嫁”是否确有其事？康熙帝死因之谜，康熙帝是病死还是被鸩毒死的？同治帝死于何病，是天花还是梅毒？等等。现在仍旧有不少学者在研究这些问题。作为十大民博特色馆其中之一的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其馆主刘达临认为这些疑案仅仅“属于个别问题、个别事件，根本问题是绝不应该成为秘密而被纳入历史隐私的，这就是性”[14]。“对于性文化的意义，刘达临相信那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一环。”[15]由此可以窥见民间博物馆有利于历史阐释的多元化，能够尽量还原历史。

四、民间博物馆推动了历史的通俗传播

继“博物馆与建设社区”，“博物馆与朋友”，“博物馆与青少年”之后，在2014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又提出了“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的主题。由此可见，博物馆的发展越来越社会化、人性化。博物馆是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博物馆要想更好地传播文化，就必须要拉近历史和现在、藏品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让历史文物在传统文化与公众现代生活的转化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民间博物馆来自于民间、成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因此，民间博物馆把藏品与公众的现代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且更能以当代人的眼光来阐发藏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

与国有博物馆相比较，民间博物馆展示的多是近现代贴近大众生活的藏品。民间博物馆传递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对知识的灌输，更是积极通过现当代藏品的展示，来传递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和价值趋向。民间博物馆更顺应了博物馆大众化发展的趋势。新中国的民间博物馆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此，民间博物馆的藏品也是和近代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多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比如火柴盒、烟盒、连环画、卡通图片、徽章、邮票、票证、纪念币、算盘、打火机等等。民间博物馆收藏的物品大多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是，这些看似普通的藏品往往是我们在国有博物馆很难看到的东西，而这些藏品背后蕴含的大量或生动有趣或催人泪下的故事及与观众相融相通的感情更是一些国有博物馆所缺乏的。如公益辞书馆的创办者王英余先生所言：“辞书是我的精神食粮，自己就像蚂蚁寻找食物一样四处搜集辞书，再艰难也要把他们运回来……这里的每本书背后都有一个故事。”[16]天安门博物馆馆长闫树军对他所收藏的天安门老照片的评价“每一张不同的历史照片，都会有一个故事，那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缩影；而每张图片的来历，背后也有一个故事”[17]。而这些往往是我们在国有博物馆里面见不到的东西。民间博物馆的收藏客观上把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博物馆文化之中，对于保存人类的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有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人们在国家博物馆接受传统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文化教育时，也需要一些较为轻松、较为活泼、较为微观的寓教于乐的形象化教育来满足不同目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效果的文化需求，而私人博物馆及其他一些类型的博物馆正好以其独特的陈列内容和展品满足了这种社会需求。”[18]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信息化时代，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均随之发生变化。文化娱乐化、历史虚无化、语言失范化、艺术消费化等种种不良的文化生活方式，正在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一些青年人总在快速浏览的眼睛，越来越不习惯于安静中的凝视、凝视中的深思。”[19]新一代的年轻学子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影响之下，越来越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为获得知识而埋头故纸堆，而是会通过通俗的、吃快餐的方式来获得新知。而民办博物馆也正好和这一发展趋势相吻合。相对于国有博物馆严肃古板的教育形式，民间博物馆因为是来自民间，是与观众互动的产物，传播文化的方式反而显得较为灵活，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例如，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收藏了木石匾额五百多方，展出了中国科举简史及有关科举知识。馆长姚远利当初办馆的初衷就是想让更多的北京人了解中国古代的科举，但如今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起到的作用已远远超过这些。展厅里收藏的“匾额是中国文学历史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它既有诗的浓缩，又有词的内涵，是语言的升华、美的结晶、哲理的凝练。”[20]当人们走进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时，其实就等于在学习中国古代史中的科举制度。

中国民间还有许多专题博物馆，如，北京中国紫檀博物馆、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重庆火锅博物馆、唐山亚洲古代艺术馆、洛阳龙门博物馆、创刊号报纸博物馆、上海眼睛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戈小兴中外烟标烟具博物馆、三河市辞书博物馆、益阳黑茶民俗博物馆、海南五指山蝴蝶博物馆、华夏剪纸博物馆、内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博物馆、宁波鄞州知青博物馆、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天安门博物馆、古砖瓦博物馆、安吉竹子博物馆、徐州圣旨博物馆、周伯钦艺术火花家庭藏馆、中华性文化博物馆，等等。由此可见，中国民间博物馆收藏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方面的各个领域。民间博物馆正在用最贴近公众的藏品、最通俗易懂的实物语言、最接近性的交流方式、最直观的表达方法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为普通民众凝聚精神、培养品德、塑造气质、形成文化、建设文明而踏踏实实地服务着。当更多的民间人士树立了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理念时，我们的国家才能做到文化自尊、文化自省、文化自新、文化自立、文化自强，我们的祖国才能更加迅速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中国梦也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