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池·老江湖·野河山

我曾经无比热切地寻找过江湖。

与所有少年一样，我想象中的江湖，有宝马，有快刀，有英雄，有美女，有参不透的禅机，有喝不完的烈酒。

——更有踏不尽的不平事，斫不尽的恶人头。

当然，少不了还有一间“悦来客栈”。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与其说我迷恋江湖本身，不如说是迷恋一种为客江湖的苍凉行走。而等我对这种行走的意义真正有所感悟，又过了很多年——最初，我只不过是借此来消解一些日常的无聊。

这是浙江永康的郑骁锋兄在新著《老江湖》的序中写到的。这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为客天涯”系列丛书包括三本《旧城池》《老江湖》《野河山》，书名像三个充满时光之魅的递进路标，将人引向历史深处。

背景：长江、泾河、钱塘江、西湖等水系。

人物：梁山好汉、绍兴师爷、九姓渔民、不第秀才、闽赣客家、湘西苗人、江南矿工、丝路僧侣等。

地点：庙堂、战场、官府、书院、码头以及海岛与荒原，甚至还有一座盐湖。

翻开书页，郑骁锋一向值得信赖的文字仿佛构筑了一个江湖，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江湖，桃李春风一杯酒的江湖，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江湖……他在其中溯流而上，驻足荒郊古庙，老村边城，搜寻先人遗落的残刃与秘籍。

他在追寻历史中再造了一重新的历史，那既是黑白分明的实景，也是大雪纷飞的幻城。

郑骁锋：盛大文学首届全球写作大展历史类十强作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央视文史纪录片特约策划、撰稿人。出版散文体中国通史《人间道》系列，文化散文集《本草春秋》《逆旅千秋》《帝国的黎明》等。

刀笔乡

据说，上古时代最浪漫的邂逅就发生在这里。

一双跋涉万里的脚，竟迟疑着停了下来。那泓粉色的浅笑，骤然间令禹记起四季中还有春天，而自己，正当壮年。

英雄与美人的爱情故事必然会成为传奇，他们相遇的地点，也被郑重地载入了史册：在涂山，禹，迎娶了他一生的新娘。

“涂山者，禹所娶妻之山也，去（山阴）县五十里。”（《越绝书》）

几千年后，涂山仍叫涂山。只是洪水早已退去，涂山脚下不再是禹曾经见过的那片汪洋，而是一座始建于北宋、名叫安昌的绍兴古镇。

直到离开安昌，坐上返回市区的公交车，我才意识到，极有可能，此行最具暗喻性质的物象与我擦肩而过了。

的确是擦肩而过，没有丝毫夸张。所谓的路，其实只是两三米宽的青石河堤，而路的内侧，则是一堵十几米长的墙。经过时，为了避让几位一路嬉闹、学生模样的游客，我几乎是贴着墙根，匆匆走完了这段堤路。

就这样，我错过了“仁昌酱园”，一座开业已经一百多年、仍在按照古法运转的酱菜园。

南方的酱园大同小异：已显斑驳的白墙后面，无疑会有一块平整宽敞的空地；而空地上，应该摆放着数百口半人多高的巨大瓦缸，每一口都扣着尖顶的缸盖；横平竖直，日晒夜露，肃穆，凝静，就像一个披甲戴盔的重装兵团。

我本该一见的，就是这个由酱缸组成的军队。因为柏杨先生，这些原本极其寻常的瓦缸被赋予了一种沉重的象征意义，数百年文明淤滞造成的悲剧，至今还在一顶顶黝黑黏腻的缸帽下持续发酵。

不过，除此之外，我还认为，在这个河畔的古老酱园中，很可能还隐藏着解读中国历史的另外一种方式。

——假如将禹和酱缸，分别视作一段文明的两端，那么，涂山脚下的这座古镇，愈发显得意味深长。

因为有一座好酱园，酱油浸渍而成的腊味顺理成章成了安昌最醒目的风物。腊肠、腊肉、酱鸭、酱鱼，或挂于桥栏，或悬于门上，或摊于竹匾，安昌人用各种方式展示着他们的美食，以至于整座小镇都被抹上了一层略显油腻的褐色。

但我也知道，安昌最著名的出产并不是腊味，而是一种行当。

俗话说“无绍不成衙”，如同山东的响马，徽州的朝奉，河间府的太监，扬州的妓女，绍兴藉的师爷也是天下一绝。而在绍兴，师爷大多数都出自安昌，据说仅清朝的后两百年，走出去的师爷便不下万人，安昌也因此被称为“师爷故里”。

师爷云云，其实只是民间的叫法，这个行当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幕僚”，即官员聘请来辅佐治事的参谋或者助手。

不过，相对于书面化的“幕僚”，口语中的“师爷”更精确地体现了这群人的特殊气质。

官员自有朝廷核准的品级身份，而凡游幕者，都是功名不就的潦倒布衣，尊卑高下原本壁垒森严。但一经聘用，两者的关系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长官一般都会尊称幕僚为“先生”或者“老夫子”，自称“晚生”或“兄弟”；幕僚也无须称长官“老爷”，而是“东家”、“东翁”。彼此平礼相见，很多时候还得长官屈居卑位：很多清人笔记都曾经提到，长官如若与幕僚共餐，须得幕僚动了筷子酒席方可发动。

一言以概之，双方是主人与宾客，事主与顾问，甚至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幕僚对于长官，名副其实亦“师”亦“爷”。

起码明后期起，“绍兴师爷”就已成了一块响当当的品牌，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冒藉的假货。有这样一则轶事在安昌广为流传：某位知府履新，为了从众多候选师爷中甄别出真正的绍兴人，竟煞费苦心布了一局，每有应征者，便大鱼大肉招待，最终如愿以偿地锁定了一双屡屡舍弃山珍海味，却对一碟霉豆腐情有独钟的筷子——绍兴人对于各种口感怪异的霉腐类食物的强烈嗜好，早已世所共知。

将籍贯作为选择幕僚最重要的标准，数百年后听来似乎有些荒唐，不过在当时，这番机心却大受赞誉：

某种程度上，如同世俗人家安放于门楣的“泰山石敢当”，明清以来，一个“绍”字，已然被奉为一道隐秘的镇符，与紫禁城颁发的印绶互为表里，共同护持着天底下的每一座衙门。

绍兴并不太大，安昌更是弹丸之地。雇主们对于师爷行当近乎固执的地缘挑剔，究竟如何形成？寻常的解释不外是此处人多地仄，稻粱得从书中谋出，故而文风甚盛；然又僧多粥少，科举名额有限，大量高素质的铩羽者需要另寻饭碗；而游幕佐治，正是这群求官不得的失意人退而求其次的出路。

如此一套说辞言简意赅，不过我却以为尚未点到要害。对我更有启发的，还是绍兴在历史上用得最久，最为人所知的古名，会稽。

会稽本是绍兴城区东南的一座山，也是大禹的埋骨之地。可以说，禹是以会稽山为背景被历史郑重定格的。然而在我想象中，会稽山上的大禹，与其说是再造九州的治水英雄，更像是一位心思缜密，甚至有些阴骘的算计者。

会稽者，会计也。会稽山原名茅山，因禹治水功毕，召集天下诸侯于此，一一检校业绩，赏功罚过而改名。《史记》言之凿凿，当天大禹还杀鸡儆猴，处死了一个迟到的部落酋长。

自然，论功行赏天经地义，恩威并施也是开国立基所必要，但我更愿意把同属一郡的会稽山看作涂山在文化上的延续；进而我还猜测，很可能正是因为涂山的那次偶遇，禹的形象才悄然开始了变化。

先秦典籍中，禹的妻子涂山氏被神话为九尾狐仙，当然，更为合理的诠释是他娶了一个以狐狸为图腾的南方部族的少女。而狐狸，自古便被视为百兽中最具聪慧的灵物，寄托着族人对于智谋的至高崇拜。

禹与涂山氏的目光对视，是否可以理解为一次北人与南人、阳刚与阴柔、粗犷与精明的剧烈碰撞？而他们最终的结合，是否就此改变了彼此的性格，以及这块土地的基因——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檀板鼓钹中清晰地辨别出这对夫妻各自的遗传。绍剧与越剧，同样都是绍兴地区最富盛名的地方戏剧，而一种铿锵似铁，一种柔媚如水；前者的代表剧目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后者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因为是涂山氏的娘家，一个原本寻常的动作，在安昌显得别有深意。镇上的商铺，铺门都以多爿木板拼凑而成。这其实并不特殊，而是明清之后的普通店铺样式。不过，我却在这些叠放于墙角的门板上察觉到了某种历史的隐喻。

每间铺面的门板至少都有八到十扇，甚至更多；而每一扇的背面，都会在角落里标注着不同的数字。因为所有的门面，门板安装都有严格的次序，只要有一扇错位都得卸下重来。

也就是说，每天晨昏，这些以狐狸为图腾的古老部族的后人，都会进行一场小小的会计；

其审慎程度，并不会亚于当年会稽山上他们引以为豪的女婿。

日出日落，装上卸下。时间如门板般被层层叠压、收纳。

为了纪念那上万名此处走出的师爷，安昌为他们设了一座世间独一无二的“师爷博物馆”。博物馆所依托的，便是一位名叫娄心田的师爷的故居。

灰瓦，低门，天井，小楼。娄师爷的家与我所见过的大部分江南平民老宅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更显逼仄。家具陈设亦简单至极，卧室的眠床方凳据说是娄家原物，不雕不饰，也只是寻常物件。

娄心田是清末民初的名幕，曾做过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的秘书，若以资历而论，这三进小宅院，实在有些过于低调。而在所有介绍他的资料中，除了简略的几处履历，具体事迹几乎空白。实际上，虽然名为博物馆，陈列的资料中，关于真实人物的详细介绍，其实相当稀少，绝大部分的还是一些笼统的幕僚知识普及，或者未注明出处、类似于民间传说的简短故事。

当然，这些感触应该只是因为我对一座面对大众的小博物馆要求过高，但我又注意到，师爷馆的位置原来在古镇的最里处。如此种种，不免令我猜测是否刻意为之，抑或，某种遗自师爷的天性，至今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安昌人的思维。

每位师爷都会本能地躲避着各种形式的曝光。就像鼹鼠，只有地底无穷无尽的黑暗，才能让它们感觉到安全。

某种意义上，师爷几乎是一种不见天日的职业。所有的师爷都会被请入地下，朝廷颁布的花名册，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官修的史书，也不会收录他们的任何事迹。而各级官府公开进行的绝大多数行政仪式，如升堂宣判、视察农耕、奖励学子、出席集会、朝廷庆典，师爷们也会自觉回避，遁迹于大众的视线之外。

对于外界，他们几乎是隐形人。惟一可能暴露身份的，或许只有一到饭点就会飘出的酒气酱香：只要循着这股地域特征鲜明的诡异味道，每座衙门最机密的办公室便会水落石出。

师爷起居的“夫子院”，在官衙中的位置一般都在正堂之后的第二进屋舍；通常而言，长官坐堂治事时，师爷只能坐在隔屏背后听审，过程中即使出现了紧急状况，也只能通过衙役传递条子彼此联系。

一座完整的官衙被隔屏切割为明暗两部分。阴影掩盖了师爷的呼吸、心跳，以及全部表情，他就像一个在深夜随风飘浮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这种种令我想起了绍兴的另外一个古名，山阴，一个缺少温度，幽秘、森冷的词汇；同时，还有一柄大禹与涂山氏的后人用过的、因隐忍复仇而载入史册的利器，越王句践剑。我曾在湖北博物馆见过原件，其短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剑身长竟不过一肘左右，只能算是一把稍大的匕首。

——数千年后，那柄从山阴挥出的古剑依然寒光隐隐，我甚至还能感觉得到，剑鞘朽腐之后，它再也裹藏不住的那种怨毒、冷酷，毒蛇身上才会有的戾气。

还有绍兴最著名的黄酒。这种琥珀色的南方米酒，吴侬软语般的甜糯下，埋伏着翻江倒海的力量，不知放倒了多少疏于防范的北方豪杰。

从娄师爷的故居出来，再次看到了乌篷船。与其他江南古镇一样，也有一条小河横穿安昌而过，民房倚河两岸曲折而建，家家户户出门横穿廊棚，下了石阶便是泊船的埠头。窄小的船身，低矮不容直立的船舱，桐油漆成的乌黑竹篷，我突然发现若要隐藏些什么，这种绍兴独有的交通工具其实具有极佳的私密性。

这条名号不明的乡间河道，因为师爷而连接着整个中国的水系。数百年来，无数如娄心田那样的安昌子弟，被封藏严密的乌篷船，顺着河水源源不断地送往天南海北的“夫子院”。要很多年以后，他们才能趁着夜色返航。当船帘被颤抖着掀起，阳光当头射下，重新出现在故乡的游子，原来已是白发佝偻。

就在这一往一返间，乌篷船不动声色地载回了帝国某块版图数十年内所有的秘密。

安昌多桥。短短三里许的沿河古街上，就有十多座，号称“彩虹跨河十七桥”。

安康桥、普兰桥、三板桥、弘治桥、横桥、安普桥，桥旁有桥，桥外有桥，形状各异，年代不一，从元明清直到当代皆有。

查阅资料方知，这些石桥中，一大部分皆为返乡归老的师爷所捐建，即乡人俗称的“师爷桥”。桥之外，“师爷亭”、“师爷路”在安昌也是随处可见。

落叶归根，修桥铺路造福乡梓，本是人之常情。只是，因为那位用一生积蓄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的祥林嫂，这类义举在安昌，却不免给我以某种心灵救赎的意味。

无须讳言，“师爷”名号并不能算是褒称，而带有洗刷不去的负面、阴性的感情色彩。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就说过，“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一般概念中，师爷往往被归类为刁钻奸猾、贪婪狠毒、睚眦必报的小人；即使绍兴本地，乡野闲谈时也常对师爷加以嘲讽奚落。

如此推论也在情理当中：一辈子躲在黑房间捣鬼，伤阴骘的勾当想来免不了少干。清人笔记确实曾提到有师爷做了亏心事而夜夜噩梦，最终惊吓而死。周作人也指出，鲁迅《狂人日记》的原型，就是他们的一个表兄弟，在西北游幕时得了“迫害症”而精神失常。

这种印象，固然有失偏颇，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人心良莠不齐，害群之马暂且不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的被师爷奉为圭臬的四句口诀，倒也能让外人对这个行当的性质有所了解。

“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所谓救生不救死，指的是处理杀人案件时，反正被害者已死，还是尽可能不要处死罪犯，避免再闹出一条人命的好。救旧不救新，指官员交接，如有罪责，尽量推给后任，毕竟他有时间去填补。这两句虽有和稀泥之弊，但出发点倒也不失仁厚。至于另外两句，则毫不隐讳地表明了师爷的立场：如果需要做出抉择，他们一概以保全官员，而且是级别高的官员为准则，曲直是非百姓冤屈只能放在一边。

有一个现象值得思索。师爷晚年，多有著书立说者。清代三大尺牍经典之一的《秋水轩尺牍》，作者许思湄便是一个安昌藉的师爷。传世的师爷著述，比如《刑幕要略》、《幕学举要》、《居官资治录》、《审看拟式》，为数不少。几乎每一部，作者都会极力强调幕僚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如“立心要正”、“尽心尽言”、“勤事慎事”、“不合即去”等等。

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幕学著作传授的，却有很多是这一类经验：比如上报案情时必须“晓得剪裁”，根据需要对情节、供词、人证、物证、书证，甚至伤痕、尸检结果，都可大刀阔斧地加以删削；如此铸成铁案，非但犯人无从翻异，又能左右逢源，回旋有路，就是同为老手的上级幕友也难以识破。

我怀疑这些还是经过了删减的节本。

安昌的文史工作者曾收集到一套包括律例、成案、公文、书信、告示以及钱谷账册在内，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清代幕业档案。两百余万字都是安昌师爷孙云章一手抄录，用以训课子孙：师爷一行，多为子承父业亲友提携，每家每户各有心得秘本，绝不对外显露。这也是绍兴师爷为别处不可及之处。

棺材匠与郎中，两者的职业能做出道德上的评判吗——对于安昌人来说，师爷也只不过是一门熟能生巧的手艺，所谓的“吏学”或“幕道”，与打铁、烧窑、酿酒、制酱一样，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通过满足雇主的需要而获得报酬。

善恶都在雇主一念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归凯撒。

师爷的要价相当高。每座官衙其实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因为不入朝廷编制，师爷只能由官员以私人身份自行雇用；每个师爷一年薪酬少则数百、多则要上千两白银——而一位官阶七品的知县，每年俸禄却只有可怜兮兮的四十五两。

常言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背负如此悬殊的亏空，官员们也是没奈何。《官场现形记》云：“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几乎所有官员都经历过这种惶恐。三更灯火五更鸡，好不容易修成个官身，不料甫一坐堂，却惊惧地发现，自己苦读半生，到头来却是百无一用。

他们往往连书写一张合格的文书也难以胜任。八股的起承转合，倒也得心应手，可日常公文却截然是另外一套路数。详、验、禀、札、议、关，一格有一格的禁忌。何况判牍行文只是政务基础，其他如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林林总总乱七八糟，同样一笔在手，昔日纵横捭阖，如今却重如千斤。

并不能责怪他们无能。明清以来，官员事务已经形成一套规范，所有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被严格地隔绝在科举之外：清律三令五申，生员读书期间绝对不准过问地方政治。

因此做了官的文人便必须承受这种所学非所用的错位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原来，入了官场，弦歌而治竟是一个南辕北辙的笑话；若想坐稳公堂，需要的并不是浪漫与激情，而是他们最欠缺的务实与琐碎。

师爷们兜售的就是这样一门手艺。

不过，如果说官员聘请师爷的目的仅在于此，却还仍未堪破那上千两白银的真正意义。我在娄心田故居所见的一则轶事，或可启人深思：雍正初年，本地有位徐姓师爷，精通幕业；某日，忽有使者邀幕，幕金优厚，只是不肯说出主人名字；入馆之后，使者关照，饮食自有人服侍，但绝不能出馆一步；待案卷送来一看，竟都是各省的重案；徐某满腹狐疑，多方打听，但房里服侍的下人却都含糊其辞；如此过了两年，来人送他回家，再三嘱咐此处事宜切不可泄露半字；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这位神秘的雇主居然就是雍正皇帝。

此事同样没有注明出处，但雍正对幕业的重视的确屡屡见诸清人笔记。据《春冰室野乘》记载，他甚至还曾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位邬先生，便是田所聘用的绍兴名幕邬思道。

邬师爷的事迹近乎传奇：他问田文镜想不想做个有名的督抚，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打包票说这事他能搞定，但有一个条件，他要以河南巡抚的名义上封奏折，不过内容田文镜一个字也不能看；田文镜咬牙赌了一把，结果一炮而红，大获雍正恩宠。只是当他事后终于读到署着自己姓名的奏折时，却吓出了一身冷汗：那竟是封言辞凌厉的参本，参的居然是雍正的母舅，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权贵隆科多！

原来，隆科多跋扈日盛，雍正极想翦除，却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自己又不好出面；如此憋闷之际，田文镜猛然参中痒处，其心畅快可想而知。

抄写应酬，协助长官例行公事，不过只是粗浅功夫；一位高层次师爷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此。

顺带提一句，后来田邬二人因事龃龉，邬甩手而去；之后田便事事不顺，屡遭雍正斥责，无奈之下只得再请邬师爷回来；结果邬师爷大摆架子，要求每天在他桌上放一个五十两重的银锭才肯捏笔，田也只能依他。

田文镜脾气很坏，待同僚下属都极其傲慢，但对邬师爷，却一直毕恭毕敬。

为何读懂帝王无法言说的心事的，不是本该倚为肱股的大臣，反倒是邬师爷这群素未谋面、游走于灰暗地带的绍兴平民呢？

我居然又想起了入赘并终老于此的禹。

幕学名著《佐治药言》曾用一句话概括过幕道精髓：“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所谓避律，指绕开或者化解各种障碍，以安然抵达目的地。

一定意义上，当年大禹治水，进行的也是同样性质的工程。他的伟大，正是从父亲的失败中，知晓疏比堵，更能有效地打开一条活路。

重重瘀阻，禹凿开的是高山巨石；师爷们避开的，究竟是什么？

雍正对师爷的特殊眷顾或可对此做出解释。功过另说，雍正的勤勉与务实，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而其主政有一种力图挣脱传统束缚的倾向，如撇开内阁六部，设置军机处直接操盘。此等举措，固然可归结于其权力掌控欲之强，但也未尝不可理解为他在尝试着启动另一套操作系统。

以雍正之清醒，应该能看穿，帝国发展到他的时代，几千年烂熟下来，无论是乾清宫的“正大光明”，还是州府县衙的“明镜高悬”，所有堂皇的冠冕，其实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但就像一口酱缸，必须定时翻捣才不会变质，雍正必须为它的王朝寻找一个新的运行模式。他将视线投射到了缸底的淤泥深处。

在帝国的阴影里，雍正惊喜地发现了这群来自会稽山的手艺人。秉承了治水真传，又经过多年训练，绍兴人已经成为经验最丰富的舵手，探明了帝国所有潜行于地底的隐秘河道，熟知河道里的每一处暗礁、漩涡、泥淖。水流的每一道细微褶皱他们都了然于胸，足以胜任任何轨迹的航行，只要交给他们两个点，无论之间阻隔着什么，绍兴人都能将其顺利贯通。阳光无法照及之处，帝王与禹的弟子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包括紫禁城，再也没有一座公堂能够离开乌篷船的导航。这支地下舰队最终成为了王朝运转的最直接动力：仅就清代统计，1358个县、124个州、245个府，全国的师爷总数，已经是一个不亚于正式官员数量的庞大群体。

关于绍兴人独特的口味，外人曾有调侃，说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酱来吃。那三四百年间，整个中国，实际上也被绍兴人酱了一酱；当霉斑与皱纹被酱色遮掩，一种注定的死亡也由表入里，暂时隐匿。

突然想到，成千上万艘乌篷船中，假如某天有那么一艘两艘，猛然掉转方向，会是怎样——

终于该说到那位无法绕过的绍兴人了。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连为一体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什么进去，都变成漆黑。”

“假如有一间铁房子，是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

只要进入绍兴，再迟钝的游客也会感觉到，就像空气，鲁迅的笔力无所不在。

故居，三味书屋，咸亨酒店，固是当行本色，连远离老城区的安昌也不例外。

河街上的“宝麟酒家”很有些名气。掌柜沈宝麟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蓄着半尺全白了的山羊胡，大概喜欢喝几口，鼻头与两颧透着酒糟的颜色。宝麟表情丰富，开朗健谈，常年戴顶乌毡帽，长袍短褂轮替，模仿阿Q或者孔乙己，兴致来了还唱几段莲花落，有趣得很，被公推为安昌的形象代言人。

不过严格说起来，鲁迅大抵对安昌不会有太多好感。他的这段话众所周知：“我总不肯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总不肯”三个字斩钉截铁地表明了他对幕业的厌恶。周作人在谈《彷徨》时也提到：“鲁迅对他的故乡一向没有表示过深的怀念，这不但在小说上，就是在《朝花夕拾》上也是如此。大抵对于乡下的人士最有反感。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之外，特殊的是师爷和钱店伙计，气味都有点恶劣。”

然而，伴随了鲁迅大半生的笔战中，他却屡屡被对手詈骂为绍兴师爷，而且是手段最毒辣、专门用深文周纳陷人于死地的刑名师爷。

当年的是非按下不提。鲁迅对师爷的排斥，我却认为只是当局者迷。肚腹里的反噬才是最致命的，黑暗真正的天敌，只能来自最黑暗处。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

被窒息在同一口酱缸中，当有人终于无法忍受靠着越来越艰难的翻捣才能喘几口气，而是渴望着破壁而出时，只一个决绝的转身，那艘叛逆的乌篷船上就昂然站起了一位鲁迅。

不过这位从“黑暗与虚无”之处走来的绝望战士，其斗争策略，依然还是袭用着师爷的思维：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两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酱缸深处，那支如刀的笔，一丝一丝剜剔着堆积了数千年的冻土，为自己日渐陷入昏迷的族人开辟一条新的航道。

“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我再一次想起了上古那次发生于此处的邂逅。

“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鲁迅·《理水》）

沉重的脚步声中，大禹与鲁迅，两个中华民族应该永远铭记的背影，在师爷的故乡合而为一。

蒸腊肠，茴香豆，臭豆腐，花雕酒。

在只有四五张方桌的宝麟酒家，我叫了几个最绍兴的酒菜，来结束这次安昌之行。宝麟的“老太婆”主厨，他本人则腰系围裙，只管跑堂收钱，得了闲不忘撮起锡壶咂口老酒，再哼上几句小曲耍宝。

学界一般认为，幕僚制度终结于张之洞。张任湖广总督时，废聘幕友，委任在册官员成立“刑名总文案处”，作为督府的正式机关。“各省效之，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若依此来算，中国的最后一代师爷，应该正是宝麟的祖父那辈安昌人——是巧合吗，“仁昌酱园”的创办，也差不多在那个年代。

微醺之际，忽有隔桌食客吃得过瘾，要买几斤霉干菜带走；拎过一杆乌亮的老秤，这位师爷的后人笑嘻嘻地开始了另外一种计算。咕哝着看秤花时，他不知从哪里摸出一副眼镜戴上。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圆形镜片后面，有道狡黠的光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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