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

天下文氏一家亲 • 2022-02-17 • 阅读 1818

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

仼国瑞 2019年11月26日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从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于文化的探寻和创造。儒、释、道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三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演进，对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历劫不灭和坚韧不拔的文化生命和精神本源。在三教中，我们对儒、道二教的研究非常丰富，而对佛教的研究却比较缺乏；但奇怪的是，佛教在民间信众中却占有鲜明的优势。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的未来》的最新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它的信徒略少于印度教，但仍然有四亿多信徒，而中国的信徒居前列。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佛教也是一个幻想的太阳，在它时而炫目，时而暗淡的佛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世俗追求、世俗情感、世俗业绩和世俗生活。“佛教是文化"（赵朴初语），因此它的浸润与影响不止于信徒，而是传播区域内的大众。佛教文化，对于信徒和非信徒并不是对立的。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是所有大众与僧尼形成合力，才能更有力地走向未来。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佛教文化，它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需要我们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中国佛教的文化传统

佛教文化源于印度，汉魏之际播于中国。此后的佛教，不断地生根、开花、结果，其文化因子已经深度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之佛教已经不再是印度之佛教，中国佛教之文化传统也已不再是印度佛教之文化传统。中国佛教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传统。

佛教传入中国，首先是与道教文化相融合。初始的传入期，佛教势力甚微，为了得到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支持，他们只能在盛极一时的道教文化中寻找契合点。大而言之，是与道家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小而言之，是将佛祖与罗汉神仙化。如将佛陀描绘成轻举能飞的I“神人”，将小乘佛教修行最高果位阿罗汉渲染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的上仙。它还依附道家方术为其所用。后来看到儒学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便一改印度佛教沙门不拜君亲的传统，而极力寻求皇权的保护。竭力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以皇帝重臣驾幸寺庵或赐题匾额为荣。入宋以后，佛教与儒、道的融合更加深入，教内人士大力宣传三教一致，甚至曲意迎合儒家思想。宋代禅师契嵩，在《辅教篇》中主张“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孝者，孝道也。忠君忠国其内，而孝亲悌友其外。佛教的这种融合，赢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在十年前的全国老子文化论坛上，我就阐释了三教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他们的同一性在于弘善、弘真、助人、救人。但他们培养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儒家培养圣人，佛家培养菩萨，道家培养神仙。佛教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融合了以儒教与道教为主体的多元中华文化。

2.为政治服务的传统。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前，他们是远离政治、远离朝廷并不屑与之为伍的。但当时中国与印度不同，是一个人口稠密、地域辽阔的封建制的国家。宗教如果不服务于国家政统，势必难于传播。正如释道安所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释道安传》）。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为了教义的传播，佛教僧尼参与了现实社会的政治活动，以佛教为朝廷政治服务，同时也依赖朝廷的支持促进佛教的发展。例①：佛图澄通过为后赵政权服务而获得青睐，他主动去劝诫残暴成性的石勒石虎，不要滥杀无辜，同时又促进了佛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例②：释慧琳积极参与朝政，得到宋文帝的信任，在官场中有“黑衣宰相”的称号。例③：法藏编造灵异事迹，迎送佛骨舍利以迎合武则天“变唐为周”的政治需要，不久，爱“预识机兆”转而支持中宗复位。等等。

今天的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无论是宗教，还是社会团体，都应当积极主动地配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中心工作，为国家民族服务，为人民服务。

3.人人平等的传统。

佛教初入中土，受到皇帝的青睐，礼佛修行尽在皇家和王侯之中。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到了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下移到民间。在修行的问题上，大乘佛教首倡“众生平等”。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解脱。它是对佛陀精神的继承与光大，更反映了中国佛教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印度婆罗门教用“神创说”支撑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中国早期译出的六卷本《涅槃经》有类似的说法；但中国佛教则宣扬佛陀的种姓平等和众生平等的主张。竺道生提出人人有佛性，人人得成佛的主张，在中国境内得教内外的普遍推崇。中国天台宗九祖湛然提出了“无情有性说”，认为人人有佛性，即使是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亦有佛性。禅宗在人的范畴内提出了“凡圣平等”“人佛无异”和“即心即佛”等主张，他以“众生平等”为基本点，并肯定了每个人在平常生活中解脱的可能性。只要心中有佛，干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行。

4.爱国爱教的传统。

印度佛教本身是不关心国家民族的，但中国化了的佛教却完全不同。它不但遵循国家的法律制度，而且当中国遇到外国侵凌之际，大部分的寺庵和僧尼都会主动地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边。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更迭的时候，尤其在抗击八国联军和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他们都留下了爱国爱民的功德。

中国佛教内部非常团结和谐。中国佛教有大小乘、空有宗等大门派，更有许多分支宗派。在印度佛教各种派别斗争激烈，为了某种学说的胜负，有时以性命相拼。但中国佛教则不同，它们采用理性的“判教”方式，努力将各种不同的学说融合起来，平息纷争，达到和谐。如密宗会融禅、教两派而达成和解即是一例。

5.出世与入世并重的传统。

印度佛教强调出世解脱，认为人生“一切皆苦”，认为天地万物“一切皆空”。它的价值判断是，作为一个俗世的人是不值得的。佛教徒的任务就是将苦海中的一切人度入彼岸，解脱困厄。这种“空”的认识，和中国道家的“无极”论相通。儒家也承认人生之“苦”，但它设定了努力与坚忍的目标，如果实现了修齐治平，达到了光宗耀祖、精忠报国的目标，承受一切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被儒家文化炼化，在教义中增加了入世的内容。这便是它在中土能够走向鼎盛的重要原因。这方面，在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是典型的代表。隋唐以来，禅宗强调个人的自性自度，又将解脱理想融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将修道礼佛的修行，落实在平常的衣食住行用之间。主张“出世不离人世”，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自在解脱”等等。反对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去追求出世的解脱。它明确地宣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宋明两朝，佛教更提出了“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 “舍人道无以立佛法”的主张。

中国佛教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以儒家、道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的改造。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宗教和文化。它与印度佛教的文化传统，已经有了鲜明的区别。

二、关于汨罗佛教

汨罗市佛教历史比较久远。汨罗佛教的传入始于东汉末年。隐珠（居）山宏济寺（今弼时镇境内）为三国时鲁肃（子敬）所建。明代佛教发展较快。至清末，汨罗境内有寺、庵149座，有佛教徒500人以上。神鼎山镇境内的资圣寺、桃林寺镇境内的桃林寺、三江镇境内的佛果寺、古培镇境内的国泰寺和玉池山上的玉池大庙等，为当时名刹。所有寺、庵均有一定数量的田与山等香火产业，各处寺、庵均由受戒之僧尼主持。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汨罗境内寺、庵，或毁于兵燹，或改为学校，受戒僧尼人数锐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僧尼基本还俗，而寺庵则多改为机关、学校或农用仓库等。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党和国家对宗教的重视，境内佛教活动开始复苏。至90年代初，境内有寺、庵4处，即佛果寺、大龙庵、上观音寺、慈云庵；新建日月寺、汨善寺2处。住受戒僧尼18人，在家设堂礼佛居士164人，原应门中和尚亦有部分重回应门，部分带有徒弟。迄止2008年，境内佛教寺庵19处，住庙僧尼30人，居士1000余人。时至今日，境内有佛教寺庵26处，佛教徒应在2000人以上。

汨罗的佛教徒，分禅门、应门和居士三类，禅门均为临济派，属浙江天童寺嫡传。至于应门和居士，以临济派为主，也有不少属于净土宗和禅宗派系。禅门修持者男称和尚，女称尼姑。皆剃度受戒，住寺、庵坐禅礼佛或外出化缘。应门中皆男性，亦称和尚，不受戒、不住寺，可婚娶、可食荤，而以为亡人超度、为生人祈福禳灾为业。居士男性称优婆塞，女性称称优婆夷。亦不剃度与受戒，不出家，不入寺，只在家里修持，如诵经礼佛，吃素等；吃素有吃长斋者，有限于初一、十五吃斋者。

佛教徒在寺庵祀佛，如焚香、念经、拜忏等，俗称做功课。佛教弟子常称“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教除日常佛事活动外，也兼办一些社会公盖事业，组织一些群众性佛事活动。如办学校、修桥铺路、建凉亭、做“法会”等。

三、关于本书

古往今来，汨罗市佛教事业的兴衰起伏，和全国其他地方大体相若。所不同的是，汨罗对于佛教文化和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编撰出版略显滞后。这种滞后，不但妨碍了佛教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于境内的旅游文化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不良的制约作用。此前的上下几千年，汨罗没有一本系统的佛教方面的资料和读本。我们说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三大支柱文化之一，我们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在这些论断面前，我们是何其尴尬！

去年，汨罗市史志办和汨罗明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邀请我参加《汨罗市佛教史话》一书的前期工作，我欣然应允。后来市政协的彭祥主席提议并征得大家的附议，要我作为本书以及以后的丛书的总编，我也只能允喏。本书的编写工作我并未参与，但当我读完书稿后，感觉本书编得不错。它先以概述作总体叙事，而后对境内各寺庵进行逐一记述。每一场所，有沿革，有概况，有活动，有人物，搜罗典籍与口碑资料不遗余力；而且图文并茂，语言简洁流畅。它以众手著史的模式，填补了汨罗佛教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它以政策和法律为准绳，提供了一种汨罗佛教文化教育的生动的教材；它以挖掘利用历史文化为宗旨，打造了汨罗旅游文化的一把钥匙。它是汨罗当政者资政决策的一个依据。它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汨罗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汨罗今而后的青少年，在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拼搏，提供了属于佛教文化的精神滋养。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克苏：中国佛教史话，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魏道儒：佛教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吴平严小琳：中国佛教史话，黄山书社1997年版。

4.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话，中国佛教协会编印1982年版。

5.《中国佛学》编委会：中国佛学，中华书局2010年月版。

6.《佛教大词典》编委会：佛教大词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

7.汨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汨罗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

8.平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江县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清]郭嵩焘：湘阴县图志。

10.任国瑞：汨罗市古代大事记，汨罗市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年印制。

2019年11月25日于长沙罗洋山恕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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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国瑞湖南汨罗人，研究员、教授。国务院首批全国国学文化专业人才考评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学研究院孝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华孝文化学会会长，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原湖南省地方文献研究所所长，原湖南方志馆馆长，湖南省委省政府智库领军专家，湖南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湖南省地名学会副会长，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全国方志学界理论成果最多之学者，湖南史志界书画家协会主席，湖南省炎黄书画院院长，中国文人书画院高级书画师，文化部颁润格证之书画家，湖南爱晚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屈原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创会会员，国内外三家杂志封面人物，海内外百余家媒体专访人物。出版专著26部，公开出版发表个人成果2000多万字。待出版著作23部。

文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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