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远古神器”，曾掀起史前艺术巨浪

2020，NO：20

洪江高庙出土白陶簋，底部有兽面纹。

「他们错过了一些最好的东西 」

初夏，与长沙美术老师陈谷苗同逛长沙博物馆。

发现很少有人在新旧石器时代停留。谷苗叹息：他们错过了一些最好的东西。

我知道她所说的最好的是白陶。

白陶是陶器群中最为珍贵和精美的器皿，在长沙博物馆展出的大塘遗址中的白陶只是沧海一粟。湖南白陶的发展历程被称作一次史前艺术巨浪。跨越2000多年，纵横600余公里，辽阔的时空中，艺术伴随信仰汹涌澎湃地向四野扩张。这浩荡的巨浪，向南穿越南岭，到达广深和港珠澳，向东则沿大江东去，影响远达江浙。

“湖南白陶是新石器时代艺术的一道天光，照亮了幽暗晦暝的史前丛林”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如是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则把白陶称之为

“目前所知最早的一次艺术高峰”

这些赞誉并不为过。白陶可以让我们思索人类早期信仰的构建、艺术与地理的关系乃至美术在信仰体系构建中的作用。

白陶，艺术品还是权力的神器？

纹饰是史前艺术的DNA，不同的纹饰代表不同的创作意图。不同地点出土的相同或近似的纹饰，则显示了它们极有可能属于同一文化类型。

此次考察，我们至少见到了两类白陶纹饰。一类具象，内容相关于日常生活场景。如太阳、花草、建筑等。一类则是天马行空的抽象，几何纹、太阳纹、八角星纹、凤鸟纹、獠牙兽面纹。之所以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我们认为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动机。那些生活场景的纹饰，是在用艺术表达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是一种很纯粹的艺术创作。而那些有着抽象纹饰的白陶器皿，我们认为它们更接近是一种用来构建聚落信仰体系的“媒介”。

这种晦涩的描述也许可以更简单地表达为：这是远古人类和他们所崇拜的神之间沟通的“神器”。科技未昌明的时代，对天地自然的崇拜与恐惧共同占据了远古人类的心灵。能够借助“神器”与天地沟通的“巫觋”，拥有极大的权力。美术因此形成了一种“统治威权”，白陶也极有可能因此成为信仰的载体。

桂阳千家坪出土白陶杯

但，能够创作艺术就可以拥有统治权，似乎并不符合逻辑。并不是所有的白陶器皿都是信仰的载体，也许真正的逻辑是这样：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想象力的抽象作品，才拥有一种让远古人类信服的巨大力量。它们所描绘的宇宙、星空、神兽、凤鸟……存在于人们心中却无法描绘。借助对它们的描绘和对器物的应用，或许可以构建出一个以“诸神代言人”为中心的权力体系。艺术也因此成为一种“灵媒”。

人类学与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其学术作品集《美术、神话与祭祀》中，认为巫觋文化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核心地位。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权力，而艺术，则是攫取权力的手段。

张光直先生在书中举的是青铜器的例子，青铜器在远古成为权力的象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白陶艺术在青铜器和文字出现之前，同样闪耀着信仰的光芒，从兽面纹这种带有神秘宗教色彩的纹饰只出现在白陶上，便可知白陶在当时的尊崇地位。

大塘、汤家岗、高庙，我们在这三个地方寻找艺术的历史场景

1974年的澧阳平原北部，湖南白陶艺术微光初露。

涔水左岸的常德澧县梦溪镇三元宫，湖南史前白陶的第一次面世就在这里。湖南省博物馆在1974年的梦溪镇的三元宫遗址考古发掘中，在较早年代的地层里，发现了白陶残片。由此开始，湖南白陶的分布地图开始日渐清晰，几个重要的地理区域跃然纸上。按照现代的湖南地理区划，它们可分为南区和北区。北区以环洞庭湖和湘江下游为主，代表地域有皂市、汤家岗、大塘等。南区则以岭北山脉谷地为主，代表地域是高庙和千家坪。

湖南白陶出土地分布图（图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除了长沙南郊的大塘遗址还在城市群之间，安乡汤家岗与安江高庙，如今都属于“遥远的地方”，甚至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些“荒蛮之地”。客观地讲，今天它们并不荒蛮，只是非常“边缘化”。

远在雪峰山深处的高庙

从长沙出发，去往湘北的汤家岗与岭北的高庙，是一场从“中心”到“边缘”的旅程。

习惯上，我们以今天的湖南文明中心长沙来区分“中心”与“边缘”。距离长沙遥远的，自然就是边缘了。然而从史前艺术的视野来看，高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心。“高庙白陶一经发现，便使得湖南地区早期艺术的繁荣程度，直接盖过了当时黄河中上游地区由半坡人织构的那份天真烂漫的情操。”（刘斌语）

这种艺术地理空间转向的背后，其实正是人类文明中心变迁的足迹。人类逐步从山间谷地这种封闭、狭窄的地理空间走向更加广阔的河湖冲积平原。而这种迁徙，也影响了艺术风格的变化。在大塘文化遗址的白陶中，更多地出现了太阳、花草和建筑物的纹饰。走向大规模稻作的人们，对自然的恐惧正在减少，而对其热爱的程度，却在日渐增加。

洞庭湖流域就像是一个文明的容器，不断接纳着从高山区而来的文明，在此繁衍生息，并借由它的便利，通江达海，传播到更遥远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湖南出土的白陶，因此得以在杭州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展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而洪江高庙的白陶艺术，则沿着沅水和湘江，经由千家坪这个重要的中转地，而后翻越南岭，直达深圳和港珠澳地区。郴州桂阳的千家坪遗址，出土了比高庙数量更为巨大的白陶，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的中转地，千家坪地位非常重要。高庙的白陶，正是沿着这条线路，从岭北到岭南，影响了华南区域。

白陶在湖南的起源是多点并存的。

大塘、汤家岗、高庙、千家坪只是我们所选区域中的代表地点。湖南白陶的出土地有着更为广泛的地理分布。岳阳坟山堡、安乡划城岗、澧县丁家岗、湘潭堆子岭、汨罗附山园、辰溪松溪口、华容刘卜台……三十多个白陶出土地构成从南到北的地理纵深。更有意义的是，华南白陶的发源主体如今全部在湖南境内，湖南因此拥有了一个足以傲视周边的史前美术时代。

那些触发远古人灵性的时刻，固化为永恒的精神世界

一路上溯，寻找白陶艺术的源头，旅途漫长而艰苦。它们的诞生地，远在大湖和山谷。坐着颠簸的巴士，跨越山河湖泊，感受自然地理对于艺术灵感的激发。寻找，也是一场沐浴艺术灵光的旅程。那些不断触发着灵性的时刻，固化为永恒的记忆。

[长沙大塘]湖南省会的美术史，从长沙郊野南托岭开始

南托岭，长沙的郊野之地。

这里距离长沙美术老师陈谷苗家并不太远，都在湘江沿岸。虽然它属于天心区，却已经到了城区的最南端。沿着湘江大道一路向南，眼前江阔云低，一江两岸，河西有大王山起伏，河东一侧则进入了一段漫长平坦的河流冲积地，可以深切感受到地理空间的变换。有一本关于长沙文物的著述《悠远的记忆：长沙文物精品漫谈·陶瓷卷》里，开篇就是大塘遗址出土的白陶。对于长沙而言，这是一个史前艺术的中心地带。

大塘遗址是距离长沙城区最近的白陶出土地。

我们要找的大塘，是天心区三兴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在关注白陶之前，谷苗从未关注过这样一个“小地方”。我倒是因为个人原因，多次来南托岭，大概知道有这样一个遗址，却从未真正把它和“湖南美术”这个话题联系起来。大塘组的对面就是鹅洲，湘江上的一座洲岛，春天时常有人在岸边坐船去洲上游玩。比起大塘遗址，鹅洲在大多数长沙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要大得多。

1985年年底文物普查时，发现这里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其实早期的人类遗存，在全国各地多得数不胜数，大塘遗址引发我们兴趣的是它在美术史方面的意义。

仅从年代来看，它是长沙美术史的发端。我们驱车来到了江边，长沙考古遗址资料中标注的大塘遗址就在这里，但具体位置不详。当天天气极好，湘江、鹅洲与河西的群山，构成极壮丽的地理图画。江岸线漫长无际，我们转了几圈也没有看到关于遗址的标识。于是决定调头进入村中。正午时分，村中的人不多。询问过一位老人后，他让我们去马路对面找一位“唐姨”。

唐姨不在屋里，她正在附近收拾菜园。听到有人喊她，忙不迭地跑过来，询问我们有什么事。原来她就是负责维护大塘遗址的基层文保人员。知道我们来探访大塘遗址，她很热情地带着我们往江边走去。江边的地貌实在是太过于相似，以至于连唐姨都找错了一个入口，直到来到一个叫苏家湖涵闸的地方，她才确定下来就是这里。

从涵闸旁边的小石阶走下去，向右后方转身即可看到一块几乎要隐没在野草中的文保碑。这是2005年8月所立的长沙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碑。旁边有关于大塘遗址的介绍，表明这里是大溪文化时期遗址，距今约7000年。但文中并没有提到白陶，其实白陶才是大塘遗址中最为耀眼的发现。

遗址碑躲藏在茂密的野草中。

谷苗问唐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湘江的样子。

唐姨说她小时候湘江河滩不是现在的模样，而是一条缓缓的长坡，上面铺有柔软的细沙，可以走下去到江里游泳，那时候江北有很多螺壳捡，还有“明钱”。我们听不懂她说的“明钱”是什么，她反复解释说是一种古代的钱币。

唐姨离开后，我们继续在江边观察。

说是观察，其实什么也看不到。疯长的芦苇和其他各种野草早已覆盖了发掘地。谷苗说这里很适合春天来挖芦笋。其实这里基本还保留了远古的地貌。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太阳缓缓升起的时候，阳光洒在江面上，不远处有山（昭山）兀立在江边，人们早起劳作，阳光、河流、飞鸟、房屋，这些眼前所见的场景，成为人们制作陶器时的灵感来源。

在湘江边的荒草中，寻找大塘遗址。

大塘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命名地，出土的白陶功不可没。大塘遗址的代表器物是褐彩双耳陶罐、兽面纹白陶碗底。

褐彩双耳陶罐就陈列在长沙博物馆历史文化常设展的第一展区了，独享一个展柜。号称“同时期南方出土最精美彩陶之一”。陶罐的口部至颈部装饰有褐彩绘格纹，形状类似舞蹈人物。系部彩绘有变形叶状纹饰，肩部以下绘有对称的高冠凤鸟，凤鸟以大叶脉纹相隔，鸟衔树枝，尾翼飘逸。相比于高庙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凤鸟纹和獠牙兽面纹白陶器皿，大塘遗址出土白陶的纹饰有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其中存放于长沙博物馆的一块碎片上，还有南方干栏式建筑的纹饰。另外还有由戳印、刻划、拍印形成的圆圈、波折、雨线纹以及水波、山峰、房屋、兽面、飞鸟等各种图案。

大塘遗址出土褐彩双耳陶罐。

同属大塘文化的遗存，还有汨罗的附山园和株洲茶陵的独岭坳。它们有一个地理上的共同点，同处于湘东区域。

[安乡汤家岗] 湘北边缘地带，曾是环洞庭湖的艺术中心

常德安乡汤家岗地处偏远，应该算是湘北最边角的位置。

然而汤家岗遗址发现的白陶，在环洞庭湖区域中具有代表性。这是我们必须要来到这里的原因。

从长沙西站坐大巴车，可直达安乡。安乡地处常德的东北方，是个低调的县城。很多非常德籍的湖南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地方。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这里却是一片赫赫有名的地域。

从安乡县城出发时，已是下午，天色有点昏沉，不断有雨点洒落下来。安乡地势平坦，只有黄山头算是一座比较高的丘陵。同车的安乡县文旅新局工作人员黄磊一直在不停地说黄山头。那是安乡与湖北公安县的界山，附近出土过大量的晋代古墓。我理解他对黄山头的感情，省博著名的刘弘墓出土文物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安乡南禅湾晋墓因此晋升为国保单位。与史前白陶有关的汤家岗和划城岗遗址也是同一年进入国保。

大约走了二十多公里，就到了汤家岗。想象中的汤家岗与实际上差别不大。它是平原中的一块显著台地。快到村口时，同车的黄磊停车和车外一位大叔交谈。然后我们继续开车，大叔则骑上他的摩托，跟着我们一路而来。

安乡，汤家岗遗址。

黄磊对我说那是村里的周宏安大叔。他负责汤家岗遗址的守护和讲解。

其实我对于探访这类遗址向来没什么太多幻想，除去像城头山遗址那样具有巨大意义的早期城市遗址，大部分遗址在发掘过后就基本上填埋恢复了原状，能看到的多是一些台地土丘，地下的部分，基本要靠想象。

到达汤家岗遗址后，周大叔很热情地过来和我们握手，并带我走进了一间水泥砌成的大屋子。屋子仿古造型，做了几扇马头墙，墙上阳刻各种车马和生活图景，内容应该取自汉画像石。我很奇怪遗址中竟然有这种房子。虽然看起来它并不专业，却是很用心做出来的。

走进屋子，发现里面有几百平方米的空间，地下是巨大的探方。

这才是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当初考古发掘时的探方居然还部分保留在了这里。

我与老周聊起了白陶的一些事情，也许是他觉得我还有一点专业性，于是谈兴更浓。为我讲述汤家岗遗址的布局。这里应该是城外环濠，旁边就是一个灰坑，文化层被清晰地划线区分了出来，探方中间有关键柱……

老周很自豪地跟我们讲起当年的故事。本来这些探坑也是应该被填埋的，但他的二哥周德春和一些村民觉得这样会让这些珍贵的史前遗迹变成仅剩一个地名的普通遗址，于是就想方设法把这些探方留了下来，并修建房屋保存。

我惊异于他居然知道如此多的专业术语。作为一个农民，他的文化保护意识和知识量，远在大多数人之上。而当我听他讲起汤家岗当年的故事，更为这里村民的文物意识感到震惊。

白陶盘成了汤家岗文化和高庙文化的联系纽带

如今保护着探方的这些房子就是周德春当年建立起来的，如今他人已不在。

最早发现汤家岗遗址的人是周德春和潘能艳。周当时是黄山头镇文化站的站长，潘是附近村小学里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当年在这里挖掘水渠，一场暴雨过后发现了很多碎陶片，周德春看到后立刻从邻村喊了潘能艳过来。潘能艳看到后，收集了几麻袋，背到县城，后来又去省里，从此揭开了汤家岗遗址考古的序幕。潘能艳自己也从此迷恋上了考古工作，并因此进入常德市博物馆，负责常德地区的考古工作。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改变了两个民间考古爱好者的命运。说起来，这也算是一段颇为传奇的人生经历。

白陶的大量生产需要白膏泥，汤家岗这里是否还有大量的白膏泥存在？在问到这个问题时，周宏安面色颇为神秘地把我拉到房屋后面的一片野地中，告诉我这里往下挖一米半左右，就能看到白膏泥。为什么要挖这么深？他说是因为历史上洞庭湖多次泛滥淤积，把含有白膏泥的土层给叠压到了下方。

汤家岗出土的白陶器皿中，有带有同心圆十字星纹的陶钵。U形纹的白陶豆，带有双月牙半圆形纹饰的白陶盘，都可以说是代表器物。汤家岗遗址中，出土的一大类是白陶盘。而以白陶盘为代表的一类文化因素，更是成了汤家岗文化和高庙文化的联系纽带。

地处洞庭湖平原的汤家岗

据2007年发掘汤家岗遗址的领队，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尹检顺在关于湖南白陶的著述湖南史前白陶初论》中所说，汤家岗文化目前所见白陶盘基本都是敛口、浅盘、粗圈足为特征，这类器形显然与本地彭头山文化晚期即已出现并流行于皂市下层文化的圈足盘有关，而其装饰显然与高庙下层文化的影响有关。换句话说，汤家岗文化白陶盘是在本地文化基础之上接受高庙下层文化影响而产生的。高庙下层文化白陶盘除敛口外，还有较多敞口形制，二者形制都应与皂市下层文化常见的圈足盘有着密切联系，说明高庙下层文化白陶盘同样离不开皂市下层文化的影响。

汤家岗遗址出土白陶盘。

汤家岗所属的环洞庭湖区域白陶，对外影响极为强大。这种强大表现为对长江下游出土白陶在纹饰与造型方面的影响。譬如白色陶衣、刻划纹、八角星纹、太阳纹、双耳造型等，注重的是整体特征的渗透。浙江上山、跨湖桥、罗家角等遗址发现诸多北区同时期文化特征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其影响已波及长江下游沿海地带。

[洪江高庙]

“溯流而上”，深入文明的源流

远古的信仰，在高山之上。

从常德安乡的汤家岗到怀化洪江的高庙，行程近五百公里，一路全是上行。安乡没有直达怀化的车，只有中巴可到常德。疫情期间，客流极少，坐着只有我、司机、售票员三个人的“专属中巴”，一路颠簸着向常德城进发。也许正是人太少，这辆车才会如此颠簸，我们的重量根本压不住。

刚开始时，路边的景色还是平原。河汊纵横，典型的洞庭湖风貌，开阔坦荡。过澧水时，天空中正雨雾弥漫，碧青色的河流与河边大片的杨树林让我禁不住要大声赞叹湘北的美，试想住在环洞庭湖地区的远古先民在看到这冷艳、清澈、野性、空灵的澧水时，一定也会受到这天地大美的浸染，从而激发出艺术创作的灵感。

沅水中游，山间谷地孕育着文明。

继续向南，丘陵渐渐多了起来，途中路过药山镇。药山寺就在山的另一侧，这是《湖湘地理》曾经报道过的地方。禅宗曹洞宗的祖庭之地，历史上的湘西北之地，似乎一直笼罩着神秘的宗教气氛。

安乡的中巴只把我送到常德的柳叶湖汽车站，我要穿过沅江到德山区的常南汽车站才有大巴可到怀化。下午两点半发车，这也是唯一的一趟车了。

从常德到怀化，地理上是从湘西北丘陵向二级阶地的湘西山区进发，跨越的是从丘陵到高山两个不同的地貌区。这种“由低而高”的跨越，与远古的文明传播方向正好相反，如果把文明的传播比喻成一条大河，我们就是以“溯流而上”的方式，深入文明的源流。

大巴车经过乌云界时，车内的人们大多在酣睡。我却为窗外的景色感到惊艳。这片雪峰山下少为人知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呈现出一种空濛迷离的幻境。不同的自然地理气质，激发着人们不同的艺术灵性与想象。而能够主动性地创造艺术，也正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

到达怀化后，一路紧追慢赶，终于赶上了怀化南到安江东的高铁。如果赶不上，明早搭乘汽车也可到达，但我急切地想看到这座小镇。洪江安江是个小镇，却拥有怀邵衡铁路线上的安江站。这实在令人惊奇。出安江高铁站时，已是傍晚。眼看着站前最后一趟公交车离我而去，绝望心情顿时弥漫上来。还好，高铁站离小镇并不算远，走在黑暗无边的夜色中，浸润在青草的气息里，心情稍感紧张。眼前有萤火虫飞过，四野静谧如天地初始，心中反复念着高庙的名字，仿佛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在驱使我在暗夜里潜行。穿过一个叫“溪边村”的村落，眼前忽然一片明光，终于到了镇上。

安江有不凡的地理气质

晚上查阅关于安江的资料，发现安江是个有点特殊的地方。它曾是黔阳地区行署所在，如今却成了一个镇级行政区，它背靠二三级阶地的界山——雪峰山，沅水绕城而过，这里是一片隐藏在大山中的重要地理节点。仅仅是看这些资料，就让我感受到安江不凡的地理气质。

高庙遗址并不在安江镇。甚至地图上也找不到一个叫“高庙”的地方。高庙是一个流传已久却不知道从何而来的非行政地名。这让我感到它身上散发的神秘宗教气息。如今它所在的地方叫岔头乡岩里村。从安江镇靠近大桥边的西站附近，就可以坐到去岔头乡的中巴车。坐在中巴车上，看乡间妇女们欢乐地聊天打闹，毫不顾忌旁人眼光，这是乡间特有的生活气息。其中一位大姐问我去哪，我说去找高庙。她很热心地告诉我高庙在哪里，并让售票员到时在一个距离遗址最近的地方提醒我下车。在她的记忆中，高庙遗址那里到处都是螺壳和破碎的陶片，经常有人过来参观，大概是因为出土过很多宝贝吧。

中巴车离开小镇，穿过沅水大桥，并沿着沅水一路向山中进发。这里海拔比安乡已经高了几百米。天空因此更加澄澈。一路风景纯净通透，美入魂魄。山势与沅水若即若离，景观足可以称之为“优美”。山间并不繁华，即使是途经市镇，也可以看到只有一条主街。大部分的地方，依然保持着自然原始的状态。这远离了繁华地带的山野，竟然是曾经的区域文明中心。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思索。人类文明的中心，究竟有过怎样的变幻？

中巴车穿过岔头乡主街之后，拐入一条乡间小道，售票员喊我在一个有水塘的地方下车。

下车后，环顾四周，发现这里是雪峰山与沅江之间的一块巨大台地区域。台地之上，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在插秧，山河之间，是动人的田园诗画。这里依然保留着远古时期的自然形态，依然是人们耕作繁衍的乐土。

高庙遗址，如今有郁郁葱葱的林地。

沿着水塘边的小路往江边走去，路边的橘子树已有小果实。高低起伏不平的台地上，田舍交错，自高庙遗址开发以来，这里已经很少有人居住，偶有几栋全木结构的旧房子，隐没在林间。小路尽头，是河流。高庙遗址就在河边。

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站在河洲之间的桥上，附近空无一人，时间仿佛未曾逝去。封闭静谧的河谷中，河流、丛林、台地，一切仿佛如往昔。人们在这里耕作、狩猎、创造着不朽的艺术。然而瞬间回神，一切场景消散。山河如从前，世界却静谧孤独到了极致。

河流与文明伴生。

带有信仰色彩的白陶簋是高庙出土文物中的重器

走在遗址中，果然如中巴车上那位大姐所言，这里遍地都是螺壳，属于典型的贝丘遗址。它们散落在从遗址台地到河边的草丛中。遗址中仍能看到一些散落的史前文物，譬如用于砍砸的小型石器，然而它们的研究价值仅在于作为一种远古人类曾经使用过的工具，缺少艺术性的器物很难被人们欣赏。

高庙遗址上大量的螺壳。

捡到一块疑似石斧的东西。

高庙遗址自发现以来，就备受重视。我在这里发现了三块遗址碑。分别是1986年所立的黔阳县文物保护单位碑（那时安江还是黔阳县的行政中心所在地）；2002年所立的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2006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三块遗址碑同在的情况并不多见，由此可见高庙遗址的地位，一直在不断上升之中。

高庙遗址中最为显著的是一棵巨大的朴树。这棵大树让遗址更增添了一份古意。大树后面，藏着一个不足半米高的土地庙。对于自然的信仰，历经流转，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从卫星地图上看，高庙是一个典型的“河谷文明诞生之地”。这也正是人类早期的繁衍地。它隐藏在雪峰山的谷地之中，谷地中有沅水流过，高庙就在江边一块巨大的台地之上。

与汤家岗平原沃野的地形不同，高庙是河流边的台地。从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出它是沅江与群山间的一块谷地，而这块台地，就在谷地的中央。河流冲积成的土地，异常肥沃，环顾四周，依然可以看到这里郁郁葱葱的林地，这是一处滨水的绝好位置。高庙遗址的发掘，自上世纪的1991年开始，遗址下层出土文物距今已有约7800年，它们颠覆了我们对“五千年文明史”的习惯性描述，真正的文明，也许更加久远。

白陶簋是高庙出土文物中的重器，曾在杭州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展出。外底饰为造型诡异，有獠牙的兽面纹。而带有兽面纹的白陶器，是高庙遗址的显著艺术特征。白陶罐残片、陶六边平底钵、陶圈足钵、陶小簋、白陶直口罐，都带有獠牙兽面纹饰。这明显是带有信仰色彩的特殊艺术。

高庙所在的乡村也很美。

离开高庙时，天上云雾弥漫，只有身在历史的场景中，才能理解信仰体系产生的因果。这也正是实地探访的意义所在。站在浩荡的沅水边，抬头可见雪峰山苏宝顶上浓云笼罩，高庙氤氲的秘境山水，不能不让早期人类产生关于神怪的信仰。长有獠牙的神兽，因此游走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而承载了艺术与信仰的白陶，让我们有幸得以感受那份来自遥远时空的神秘力量。

Hash:9cfd1a65c361e366379656b52d6e86a9e589eb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