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昕余专访//革命烈士陈昌儿子陈龙狮回忆母亲何妨
题记：认识陈龙狮老师三年了，那年我出席第五届老年节朗诵艾青夫人高瑛怀念艾青的诗歌，陈老师访问了我。期间我也了解到他是烈士的后代。知道他的父亲母亲都是老革命，为了新中国献出了生命。他寄给我怀念母亲何妨的文章，我看后十分感动，推荐给大家。韩昕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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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母亲何妨
我的母亲何妨，原名何送金，1923年5月18日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东张镇，系越南归侨。今年是母亲谢世十周年，特此撰文怀念母亲！
1937年5月她在厦门参加革命，参与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的创建。1938年，15岁的母亲因不满入党年龄由中共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党支部吸收为“按党员使用”的团员，1940—1942年母亲经厦儿团党支部安排，就读于复旦大学先修班，毕业后参加了“陈昌特工组”，成为父亲的部下。1945年我母亲与我父亲陈昌结为革命夫妻，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对《永不消逝的电波》。1952年，母亲受父亲冤案株连被重庆市公安局开除，后以归侨身份报考“护士集训班”重新参加工作。1978年从乐山市人民医院退休。1981年，母亲由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平反昭雪，由退休改为1942年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享受县处级干部待遇），1983年纠正为1937年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享受司局级干部的医疗待遇），2005年母亲获得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9年病故，享年87岁。
何妨同志于1942年参加“陈昌特工组”，于1945年与陈昌结婚，鉴于纪律不许拍婚纱照。此合影是为了二老合葬墓碑而PS的婚纱照。（陈龙狮摄）
一、父亲的临终遗言
我父亲陈昌同志在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时任“铁军”叶挺部补充团三营营部中尉副官。在“南昌起义”时，就任贺龙总指挥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肩负着保卫起义指挥部和起义将领重任。“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1927年12月3日，父亲在武昌中山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他和老战友汤昭武一起成功地组织、筹划、实施了“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武装，后又在河南确山县动员白军新二十军邵子举部的安仰哉全营起义。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使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毁灭性破坏，父亲临危受命加入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即中央特科），这成为父亲革命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点。从那时起至重庆解放之后20多年的红色特工生涯里，他先后在王世英、冯雪峰、李克农、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首长的单线领导下，以多种身份做掩护，为党和军队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38年邓颖超接见厦儿团她抱着的就是何妨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父亲为了营救渣滓洞的难友不幸暴露，他本应该根据董必武同志“失去组织关系可以找党中央”的指示到北京报到。鉴于重庆是蒋介石的军政老巢，肃反、镇反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重中之重。父亲毅然决定放弃回北京找中央的想法，留在重庆继续他的政治保卫工作，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周兴部长派往重庆市公安局工作。父亲被分配在重庆市公安局一处三科，带领“精字20号”小组作侦查工作。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以“华川烟厂”“人民书店”“关庙茶社”老板，以及“立信会计学校”“崇德会计学校”政治教员等身份为掩护，搜集“特情”文件，发展“社情”“特情”人员。带领“精字20号”小组破获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颠覆新中国的反动武装组织“中国平民革命党”和“中国反共救国军”，将重庆地区企图“反攻大陆、复辟”的武装力量一网打尽，为捍卫新中国立下了一大功。
何妨同志通过护士集训班的毕业照，摄于重庆，1954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像很多从事特科工作的同事一样，蒙冤数载，1958年3月，父亲被追补为大“右派”，1960年1月25日深夜含冤累晕倒在大洪河水电站大坝的“劳改”工地上。在父亲弥留之际，母亲带着我们姐弟来到父亲跟前，父亲断断续续地告诉母亲：“你年轻、漂亮，可以改嫁。但请把三个孩子（我父母共生育了六个孩子，但父亲去世前有三位在不同时期先后因父亲工作性质或蒙冤的原因夭折）培养成为革命接班人；请你和孩子不要埋怨党组织，要相信党，我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我一定能回到党的怀抱！”父亲于26日凌晨就驾鹤西去了。
二、母亲含辛茹苦地培养我们姐弟
父亲1960年去世，那时我母亲每月只有20多元的工资，要养育我们姐弟陈世英、陈伟光（陈伟光在1968年母亲被关押牛棚时因无人照顾夭折）、何龙狮三人还有外公、外婆。这点工资，应付六人的生活是入不敷出的，她只能通过自己省吃俭用、无休止地代人上夜班挣夜班补贴，帮人洗衣服挣钱补贴家用。一家老小的吃喝就靠母亲开荒种菜、养鸡养鸭解决，即便如此还要经常向同情我家遭遇的好心人借款度日。
我姐陈世英曾有过上街乞讨、到餐馆讨残汤剩饭、捡破烂卖的经历来帮补家用。我姐讨来的坏食物母亲都舍不得倒掉，总是多次高温消毒后自己吃掉，但神奇的是她不会拉肚子，我们一吃就又吐又拉；母亲常常因严重贫血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即便条件十分艰苦，母亲却一定要保证我的营养，为了让我健康成长想法设法地保证我每天喝一杯鲜牛奶（我一直喝到1970年离开母亲到青藏高原避难），有次我嫌不好喝，悄悄倒掉，被母亲发现，好生一顿揍，从此不敢浪费。我母亲是护士，我家就住在医院的宿舍区，那时医院的地上常常有玻璃渣，我母亲怕我们的脚被划伤，一年四季都要求我们必须穿鞋子，但她的鞋子却是坏的，补了穿，穿了补还舍不得扔掉，也从来不买新鞋。
何妨同志一家人，摄于四川乐山，1965年
我母亲为了我们姐弟有好的身体，要求我们必须每天早上早起跑步，我记得我家外面有一片草地，她带着我们将草铲除干净修成跑道，每天早上逼我们跑步，她因为常常上夜班，不能起来陪我们跑步，就用耳朵“监听”，只要没有听到我们的跑步声她就会大声呵斥我们。有时候我们原地踏步骗她，被她发现后又是一顿好揍。正是这样的长期锻炼，让我成了班级、年级、学校的体育健将，身体一直棒棒的。
我上高中时，有一次游泳时不小心把脚划伤了，学校医务室没有把伤口处理干净，回到家中被母亲发现，她带我到急诊室重新包扎。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护士阿姨将我已经合拢的伤口一下子撕开，霎时间整个大楼都能听到我的哭喊声。为了培养我的意志力，回到家后母亲耐心地教育我：“你要是落在敌人手中有可能当叛徒，要当心哦！你爸爸告诫我，干我们这一行的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捕入狱，能否扛得住酷刑？能否活下去？靠什么不当叛徒？主要靠信仰的力量！因为人是高级动物，是有思想的动物。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敢于牺牲自我的人，死都不怕还怕痛吗？的确，人受刑当然会痛，而且痛的受不了，但是有了共产主义信仰，就能抵御、战胜肌体的痛苦。其实，叛变一般不是在受刑过程中，而是在受刑前。敌人会将刑具摆在你面前，通过让你看别人受刑的惨状来吓唬你，甚至押你到刑场假枪毙，这时你的意志就有可能崩溃，就会当叛徒。当敌人给你上刑后，你自然而然会恨敌人，就不会投降；实在痛的受不了，昏死过去就无所谓了。醒来时你会更恨敌人，就是要活下去和敌人做斗争。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你已经是高中生了，今天这点小伤，你就哭天喊地的，不像我们的儿子，希望你以后勇敢一点！”
在我的少年年代，居民都是烧煤做饭。有次我们生火时不小心将家里弄得乌烟瘴气，我便打开了门窗，烟雾就飘到了楼道里。母亲发现后严厉地对我们说：“别让煤烟飘到楼道了，小心熏坏了人家，你们立即把门窗关掉。”害的我们被呛得在家里直咳嗽，母亲还命令我们拿着扇子把楼道的煤烟扇走才罢休。她宁可牺牲自己孩子的健康，也要确保不影响到邻居们，这就是她的做人准则。
我母亲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姐弟只有读书才能改变现状。所以她对我们的学习抓得非常紧，同时也不放松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让我们多看红色经典书籍，我们姐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姐姐在“文革”前夕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口腔专业”，四川省只收两名考生，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的。1965年年中时，中央对父亲的审查已经结束，但还没有出台平反文件，便派人给北大招生办打招呼：“陈世英同学是革命后代，不能因现在的家庭出身的问题而管卡她的申报，正式平反文件要过些日子才能出来。”姐姐陈世英到北大后，享受了最高等级的学生困难补贴，大大减轻了母亲的经济压力。我姐姐毕业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姐姐受株连被充军到了青海，因边疆没有口腔科而改行做了内科大夫，现在是知名的肿瘤专家。我从小就喜欢学习，尤其喜欢数理化，我用了12年的时间，先后攻读了五个大学的文凭，后从事企业管理方面的工作。
改革开放后，不少人都希望移居海外，我也一样。但是，母亲反复做我的工作：“我们为了参加革命，专门从海外回来。如今人民的生活翻天覆地，你为什么要移居海外？你知道吗？我们华侨最深的感受是不管你在海外多么有钱，只有祖国强大了，华侨在境外的日子才好过，才能真正直其腰杆子做人。”
我记得2007年我陪同母亲参加中共厦门市委老干局举办的纪念厦儿团成立70周年的大会。我们在游览著名的万国租界鼓浪屿时，在一个老公园门口母亲特意叫住我，对我说：“龙狮，就在这里，解放前竖着一个牌匾，上书‘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竟然不能进去！如今，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富裕起来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呀！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牌匾就只能永久地安置在纪念馆、博物馆来教育你们年轻人，它永远不会在这些公共场所出现，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认可共产党的原因所在！”
三、母亲特别的言传身教
父亲去世后，我家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但是母亲绝不占国家的便宜。我们在医院长大，按理说生病了到药房、急诊室拿一点点药就可以治病，但她绝不会，用药一定会花钱买。后来，她落实政策成为离休干部了，医药费百分百的报销，但她绝不允许我们用她的免费药品。遇到夜晚不便去医院拿药时用了她的药，次日也要开药补给她。
我们家虽债台高筑，但母亲从来不向组织要任何补贴，绝不给党组织添麻烦。我该上幼儿园时，父亲即将平反了，我被党组织安排在乐山地区机关幼儿园免费上学。但是，只要母亲收到中组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电力局等单位的慰问金或补贴或老战友、老朋友的救济时，她就要到幼儿园缴费。财务人员告诉她：“没有何龙狮的缴款户口，你不用交钱。”我母亲不依不饶：“我现在手上有钱，我就必须交，我没钱时就不交，好吗？”但当她真没钱时，她就悄悄把我带回家，我就没学上了。一次被她带回家在外面玩耍的我被乐山地委组织部领导发现，问我为什么不上幼儿园？我说，我好久没有上学了。他一打听才知原委，财务人员和幼儿园园长因此遭到批评，我也被送回到幼儿园，这样的情况有过多次。
在“文革”期间，我因为父母头上“特务”“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我常常被同学们殴打、谩骂，至今我的头上仍有很多伤疤。当时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被“坏人”欺负了，已经被打的头破血流了，理该被母亲呵护，却反而被母亲骂。母亲往往一边给我处理伤口，一边心痛地“打”我，口里还喃喃细语：“龙狮，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为什么要惹别人？！”“让别人打，还不如自己打！”我心里难受的不得了，后来我才知道痛在儿子身上，实实在在痛在母亲的心里，她是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恨自己没有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文革”期间已经死了哥哥陈伟光），生怕唯一一个儿子也被人打死了，她是在自责呀！遭到殴打后，我们母子俩常常抱头痛哭，有时候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哭，我们母子真的不想活了！我在“文革”初期有两次死里逃生：“工宣队”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我是叛徒的狗崽子，那时我还不会游泳，被同学们抛入急流奔腾的大渡河，险些被淹死；还有一次，同学们拿野蜂窝砸我，我被野蜂群蛰的一周多不省人事，最后被同情我家的老红军、和母亲一起被关押在“牛棚”挨批斗的老中医张继先叔叔救了过来。
何妨同志为了培养孙女牺牲天伦之乐，只能看看孙女的照片以解思念之情
我结婚后，母亲曾一度告诉我：“龙狮，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想自杀，我要去和你爸爸团聚了！”直到我的女儿陈彦宏出生后，才激发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女儿上小学前的六年是我母亲最幸福的时光，她每天陪着孙女，送她上幼儿园，晚上给她讲爷爷的故事，好生快乐。女儿要上小学了，她为了培养孙女，毅然决然放弃享受天伦之乐，坚持要我们将女儿带到北京上小学。于是，我母亲和我女儿开始了近五年的家书传情：奶奶坚持给孙女写信，给她灌输红色文化；后来奶奶年龄大了，拿不动笔了，又开始近五年电话、电视传情，用电话讲红色故事给孙女听；当奶奶耳朵听不清楚了，就用可视电话继续教育孙女；最后，每周观看孙女主持的少儿节目，成为她战胜疾病和痛苦，顽强活下去的动力！我女儿没有辜负我母亲的期望：从9岁起就在中央电视台当主持人至今，人大毕业后还兼任为栏目编导；她11岁为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被采用；13岁以中国小记者的身份火线入团，全程参加中共十七大的采访报道；14岁以“铁军后代”的身份，只身一人自费到四川汶川地震中心一带慰问抗震救灾的“铁军”部队的指战员，获军功章一枚；16岁为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被采用，获国家一等奖，不愧为土地革命时期老革命陈昌同志的孙女，这里面饱含着母亲的牺牲和心血……
四、母亲给我上的一堂“党课”
1980年，我父亲陈昌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了，终于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26年12月算起。1981年党的生日这一天，党中央委托中共四川省委在乐山殡仪馆为父亲的骨灰盒举行了简朴的“陈昌同志覆盖党旗仪式”，这是父亲去世后我母亲最为高兴的一天，应该说母亲坚韧不拔20多年，终于让父亲的政治生命在党旗下“复活”了！
这时，母亲再次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从1938年起，已经递交了有上百次了，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她不仅自己入党，还开始做我们姐弟的工作，让我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完成对父亲的承诺。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母子俩于1982年同年入党，不同的是我母亲是当了44年的“准党员”后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提高我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当她听说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和中共中央党校合办了“刊授党校”正在招生，毅然决然和我一起报考了“刊授党校”党史与党建专业，59岁的母亲和我同时被录取，我们母子俩坚持上了三年的党校课程，最后一起通过了“刊授党校”的系统培训和考试。
老实讲，我当年是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我每次到北京出差，看到父母的战友他们孩子们的居住、生活、工作环境都比我好之百倍，自然而然产生了羡慕嫉妒等不好的思想苗头。我错误地认为：我也是老红军的后代，只因父母遭到不公正待遇，连累了自己，阻碍了自己的仕途发展。所以，我怨声载道过，再看到那些腐败分子的孩子们得风得水，更是恨的咬牙切齿。因此，对党的事业并不真正关心，也常常在母亲面前说共产党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是母亲绝不允许我这样说话。她坚定地说：“不管我蒙受了多少委屈，没有党的英明领导就不会有新中国，这是事实！我们华侨的感受最深，祖国强大、华侨的日子就好过，即使解放前在五口通商的厦门公园门口还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标语！所以，我从心里还是认为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她还严肃地告诫我说：“现在好了，可以让老百姓讲话了。要是在以前，像你这样，即使在家里讲话，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应该感谢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你可以在家里随意说话了。不过，你说的事，有的真是我党急需解决的老问题，但是要靠我们努力工作、靠我们的奉献才能解决，而不是靠发牢骚。你有意见须按照正规渠道向党组织提，不能在大庭广众中提，四处发牢骚对党的形象是有伤害的，你不能这样做！”
像这样的“母子战争”，我们母子间一直没有间断过。而最后让我茅塞顿开、口服心服的是下面这件事，这是一位普通共产党人的家风教育课，我觉得分享给大家，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我家的住房在落实政策后大为改观，因为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只有母亲一人居住，母亲总认为非常浪费，一直想搬出来。恰好进行房产私有化改革，母亲因为没有钱买下来，就电话通知我：“我要把大房子让给其他人住，换一个小房子居住。”我说：“不行，这是政治待遇，不能让！况且过年过节时全家人都要回去团聚，也要住在一起呀。”于是我寄钱给母亲把大房子买了下来。春节休假回家时，我就挖苦母亲：“您不是说党组织好吗？为什么缺钱时不向党组织要呢？最后，还是儿子帮您解决了困难。”当时母亲没有回答，过了几天她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话，让我彻底改变了人生观，提高了思想觉悟。母亲对我语重心长地说：
你那天的提问我没有马上回答，经过几天思考，我觉得你的思想有问题，还有点严重，我必须好好和你谈一下。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也吃了很多苦，我和你爸爸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你总认为这是党的问题造成的，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是跨越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事业，我们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下子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让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不再被外国列强欺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呀。的确，我们党和国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让一些革命者受了委屈、有的革命者变节成为腐败分子，还有害我们的小人和坏人潜伏在党内……但这不是主流，只是极少部分。
我和你爸爸与许多老战友一样，当初参加革命不图任何回报，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我们作为革命者不去承担这些痛苦、不去解决这些困难、不去化解这些矛盾，谁去承担？谁去解决？谁去化解？所以说，不是党的问题造成的，这是我们中国革命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我们中国革命者必须经历的一种磨练！
至于对我们的政治甄别和反复审查，我和你爸爸是理解的。既然我们能打入敌人心脏，敌人同样也能潜伏到我们队伍中来，必要的政治甄别是必须的。但真金不拍火炼，我们经得起考验。
的确，我和你爸爸蒙受很多的委屈和磨难，还让你们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受苦，但与牺牲的老战友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我和你爸爸至死也无怨无悔，对共产主义信仰至死也忠贞不渝！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什么对自己蒙受的冤屈都无所谓，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说讲待遇、讲享受，你觉得你龙狮有资格吗？我和你爸爸参加革命这么多年都没有资格向党组织谈条件、谈享受。你要知道，我和你爸爸最想要的待遇是什么吗？我们就希望组织上称呼我们是“同志”，这就是对我们最高的奖赏！
我和你爸爸当年为党工作时是没有薪资的，而且是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捕、牺牲的恶劣环境下工作的，我们不仅领不到薪水反而还要找钱来养组织。如今我老了，不工作了，党和国家还给我养老金、给我大房子住、病了还免费医治，我非常知足了！再说你龙狮对党、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你有什么资格谈享受？！你要有自知之明啊！
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你的血管里留着我和你爸爸的血，不管你承不承认自己是革命接班人，其实你就是革命事业接班人。你作为革命接班人，不接好班说的过去吗？你觉得自己是老红军的后代，就应该享受什么？这种思想本身就不对！红军后代不是你谈享受的资本，你不能因为自己是红军后代就应该享受什么！红军后代也不仅仅是荣誉，反而更要有一种责任和担当，更要有牺牲和奉献的精神。
总之，你接好班了，我到九泉下与你父亲团聚时，我们才能安心呀！……
革命一辈子的何妨同志含着热泪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席长谈，终于让我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的苦口婆心让我哑口无言，陷入了沉思。我也没有马上回答，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明白了我母亲几十年如一日言传身教的目的所在。
在
2009年7月1日阴阳相隔50年的陈昌和何妨，这对患难革命伉俪终于团聚在九泉之下。（陈龙狮摄）
陈昌和何妨二位忠诚的老党员的骨灰盒上双双覆盖党旗，二老长眠在党的怀抱里继续她俩革命爱情
从此，我们母子俩之间的“母子战争”慢慢“停战”了，我从心里真心感到党的伟大：伟大的共产党不仅仅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更了不起的是党培养了一批批像我父亲母亲这样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正是这些无名英雄虔诚地为党献身、为人民服务，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作为党员，应该向这些无名英雄学习，于是我在思想上开始慢慢入党了。我37年党员生涯中，没有做对不起党组织的任何事情，应该讲使我成为合格共产党人的主要功臣就是自己的母亲——何妨同志！（编辑：杨琳）
作者：人民日报·红色国学文化副总编辑；澳门法治报常务副总编辑兼驻京联络处首席记者
供稿：昕余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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