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红学发展三题

作者：孙伟科

一

众所周知红学在20世纪是显学，那么在21世纪它还能继续成为显学吗？

有一种观点，红学已经发展到了它的衰落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师纷纷离开这个领域，学科观念和学术观点停滞不前，没有新的建树，但却在已形成的重要观点上寻求各种歧义，陷入莫衷一是的纷争。对照这两点，粗粗看来红学还真是有如此倾向。

但这种观点经不起细究。

20世纪初，众多大师云集红学，为红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进一步的学科充实和系统化工作却处于起步阶段，这显然是留待后人去完成的。应该说，红学中关于考证、家世研究、文学批评的协调发展现在还仅仅是开始，文献、文本、文化融合的历程刚刚起步，任务远远没有完成。那么，关于第二点，近几十年来红学（包括家世和版本考证、小说批评）真的没有新的建树吗？拿最显豁的说，仅只从美学上看，我认为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的“织锦”说、关于小说主旨的多重复合主题说，等等都是新建树，这不仅是对中国小说学的显著贡献，也是对世界小说学的新贡献。

红学的发展可以类比于美学的发展。中国美学在20世纪八十年也曾形成过热潮，但那是与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搅合而意识形态色彩过分浓重的反映，它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不完全是学科自身和学科知识的问题，相反由于那场争论中由于学科发展水平普遍低下而导致学术性、学理性欠缺的问题突出。美学的发展在深化和细化，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著作包括美学基础理论、美学史、美学应用论陆续出版，充实和完善了美学，但由于其高度的专业化、学术化、学科化已不再是大众学术和大众话题，所以热潮不再，但不能说美学衰落了。因为美学正是在美学热之后才在我国当代成为真正成熟的学科。红学与此类似，20世纪《红楼梦》研究是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的领域，荣幸地充当了新思潮的激进力量，在胡适时代，它是新文学运动和思潮的推崇的白话经典，在毛泽东时代，它是洞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奥秘的百科全书。这些称谓以及背后所实现的范式革命，其实直到今天任务都没有全部完成，再看看各种索隐派的沉渣泛起所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看一看新时代新读者对《红楼梦》提出的新问题，等等，都说明红学的使命任重而道远，所以认为红学已经山穷水尽、日暮西山的观点是不对的。红学的发展还有其特殊性，这就是一边是学科发展不断升级升华，学科对象渐趋明确、学科方法渐趋多元、学科内容得到充实，大大提高了其知识化水平，另一方面它的群众介入、文化热点效应持续扩大和发展，各地红学会纷纷成立，论坛话题不断更新，与《红楼梦》相关的艺术创作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一门学科，从萌芽诞生，到成熟发展，如果没有深入到更广大的读者中去，如果没有与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相联系，如果不能提高其满足人民大众精神需求的层次，那么它就永远说不上是完善的，是有生命力的，是具有精神启蒙价值和精神资源意义的。《红楼梦》研究的发展的历史恰好说明，红学做到了。这也是红学能持续“显”下去的原因。

20世纪初，对于超过人口比例百分之九十都是文盲的中国人来说，《红楼梦》是精神奢侈品，它只能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在时代大师或精神导师的视野中存在，与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无缘。1949年之后，《红楼梦》分别在1954和1973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依然是政治大于文学、味外之旨大于文内故事，爱情被政治掩盖。囿于当时的学科水平和时代主题对于普遍认知水平的影响，很多论题并未切中《红楼梦》的文本。《红楼梦》真正回归文学，《红楼梦》的精神价值得到端正面对，还是在近几十年来，而这个历史阶段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能看到，《红楼梦》在今天才被当作是一个审美对象来看待，才成为中国人普遍的精神食粮，成为品评人物、“疑义相与析”，进而丰富精神营养的话题。

二

虽然红学的成绩值得骄傲，红学的发展令人欣喜，红学的队伍也扩大，但这不是说红学不需要自我审视，不需要“反省吾身”。

红学的发展跟不上时代表现之一，或者与红学的学理化背道而驰的表现之一，就是考证与文本研究的分裂存在日趋严重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比如在考证领域，后期“考证”派所谓的研究已经脱离文献进而脱离文本，沦落为个人主观性的任意发挥，变成了一种凭空而论，有人把这种凭空而论说成是“悟证”。

近代学科意义上的红学考证之路是胡适开辟的，他的十字箴言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因为有假设，所以没有证据或者得不到证据的假设，根本就不算考证。红学中的文献偏少，而索迫甚急，导致了假说疯长。而假说长期得不到文献支持，必然使提出的假说完全成为创作之一种，而不是学术。联想无穷，或者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里展现的是研究者主观的个性或才情，并不是曹雪芹的才情与《红楼梦》文本的真实，所以求“悟证”的论文应该归入研究者个人“创作谈”。主观随意性十分强烈的“悟证”起源于“大胆的假设”，但要把随意主观的“假设”强加于曹雪芹或小说文本，则是在“小心的求证”上放胆自话，分不清呓语和事实，实际上是曲人从己、曲史从己、牵强附会、以人蔽己、以己自蔽，这当然不足取。他们的小心求证都变成了“据说”、“很可能”、“似乎”、“我猜测”的无限叠加。最后又变成是作者的“原笔原意”，变成号称要颠覆红学的学说，自大到无以复加。本来是一种基于主观性和个性趣味的创作想象，非要说成是具有普遍性的学术成果，实际上蜕化成为暗渡陈仓的私货兜售。这使我想起了韩非子的一段话：“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不能必而据之，诬也。”把不能够验证的东西当成是事实存在东西，不能确定为是事实的东西却据此建构系列观点，韩非子把这种不可靠、不能验证、不能确定为真实基础之上一连串的假想学说，称之为愚诬之学。我们是不是该反省一下，红学中有没有这种愚诬之学。

可以说红学中的悟证，已经沦落为一种对自我的考证，实际上是一种妄自尊大的唯我论，即所谓以心会心。它已经失却了在美学上的“以心会心”的意义。我悟到的，已经脱离了文本，非要说是作者的原笔原意不可，这种僭越事实上既不符合小说文本的描写，也与读者的阅读期待相背离，靠强词夺理或巧舌如簧风行于世。尽管这些臆说在出笼时博人眼球，但作为悟证的结果而不是考证的结果，往往得不到普遍性的认可。于是，有人感叹说：红学界泰斗大师多，但却没有权威。

红学影响较大的如周汝昌后四十回的乾隆政治阴谋说、刘心武《红楼梦》中日月两集团斗争说、曹家介入弘皙政变疑案说、刘再复在《红楼梦悟》中把曹雪芹和贾宝玉等量齐观的观点等等，都脱离了对象和对对象的论证和辨析。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说法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并得到了强势媒体的造势宣传，但没有持续影响力的原因。可见，愚诬之学是迟早会破灭的。

说起悟证，在学术传统上来讲，还有其历史渊源。如梁启超说到中国旧学时指出：“我国学者，凭暝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序之说”。鉴于这种局面，胡适提倡考证是为了避免武断、冥想的学术，更新传统学术，但数十年后考证派的集大成者，却又回到了胡适反对的原点上，这是历史对以考证起家而最终靠“悟证”凭空而论的莫大讽刺。

今天，关于《红楼梦》的作者说，新说不断，层出不穷。他们的大多数都属于伪考证，究其根源，可以说与红学中的“悟证”泛滥不无关系。在许多关于作者的新说法上，不要说考证了，根本就无证，但却敢于大胆地“悟证”。不要说二重证据法了，即便是一个证据都没有，但也敢说是通过考证（悟证）得出的结论。在作者研究中独断论横行，比如从作品中拿出一条思想线索、一种情感抒发就断然得出这一思想情感就必然出自哪个时代、哪个人物的说法，居然可以招摇过市，大行其道。看来，悟证不仅是对文献还是对文本，既然完全靠个人感悟，可以凭空而论，当然可以进一步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史料，不尊重事实。

当然不能排除，作为二十世纪显学的红学聚集众多的爱好者，也有许多学者穿行其中，其中一些朋友“以异为胜”“以异为能”，无意间丧失了考据求真的目的，致使红学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莫衷一是、徒增话题。为什么说是徒增话题呢？因为它没有求得问题彻底的解决，或者接近彻底解决，反而会使问题离解决越来越远，而只是在红学圈子内喧哗鸣响，构成热闹气氛。就此而言，俞平伯在1978年与美国汉学研究考察团成员见面时说：“二十年来，我根本就不写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俞平伯的这个表态，特别值得我们深思。换言之，考证不少，甚至繁琐，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能以理服人，甚至考证完全变成了露才扬己、以势夺人、张皇自我、哗众取宠的表演，而表演的舞台上所涉及到的问题又都是红学的基础问题、基本问题，动摇基础、基本就势必会伤害到这个学科。

那么，文献研究或考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还得回到对《红楼梦》对象的认识上。《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文本，考证视为阐释作品的意义服务的，换言之，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获得意义阐释、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创造而存在的。《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学资源的意义，在今天回归古典的时代趋势中，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我们的研究如果与这样的求真求善和艺术创造力无关，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研究纳入到更高一个层次（求真从善创美）上衡量，那么读者难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红学研究究竟是为什么？因此，是不是可以说不能使作者的思想、文本的意义、读者的接受获得真正收获、得到审美启迪的研究，包括对旧文献的考证和重新解说，都需要重新衡量并慎重对待其提出“新说”的价值和意义。

三

红学中“回归文本”之说已经提出很多年，但是回归的任务依然很重。

回归文本究竟是回归什么？我的理解就是回归文学，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小说。要从文学的意义上理解“文本”，是当代红学的迫切课题之一。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许多提问，都不是对《红楼梦》文本的文学提问？《红楼梦》似乎不是小说，而是疑案重重的黑账本。比如，薛宝钗为什么待在贾府不走了？林黛玉的家产去哪了？贾宝玉抽烟吗？王熙凤的妇科病（血山崩）是怎么来的？再比如，大观园在哪里？贾政的原型是不是曹頫的问题？还有，作家明明写秦可卿是从育婴堂里抱养来的，你却偏偏说她是胤礽的女儿等等。

阅读文学作品，对其中的一些细节产生深究的愿望，都是可以理解的。借助于跨学科方法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也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红学研究要做到：博不离题，深不穿凿。

博不离题中离题的标志是什么？就是那样深究下去对理解作品的意义已经无关，与作者通过作品舍筏登岸的“岸”已经无关。

比如，研究林黛玉的家产问题，接着产生林如海是不是有巨额遗产的问题，产生了是不是贾琏侵吞了林氏财产，是不是因此林黛玉不是寄人篱下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宝黛爱情发展、贾府兴亡这两条小说主线无关，对于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无关。相反，这些问题无限引申还会干扰对作家匠心和人物形象意义的正面理解。类似的这些问题还有很多。显然，艺术家所能直接呈现的东西总是少的，以一当十是艺术的基本方式。如果我们要求作家将凡是不关艺术目的的东西都写出来，恐怕就不会有艺术作品了。当然，我们的理解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尊重艺术家描写的指示方向，不尊重艺术家的限定，而是无限发岔，无限枝蔓，一味地填写空白，执着边缘，那么我们就无法接近作品，也无法接近艺术家的意图。

在《红楼梦》中，从王熙凤理家的这条线索看，经济问题一直是一条主要线索，贾府内囊倾、寅吃卯粮，是贾府必然败亡的原因。但是，在宝黛爱情上，作者的设置是让二人超越了物质需求的束缚，得以在精神层面展开人物形象的内容规定，刻画他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灵困境。即宝黛爱情不能实现的原因是家族原因、性格原因，甚至包括文化原因，但与经济原因无关。就此而言，研究林黛玉是不是有巨额家产存于贾府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深不穿凿的标准是什么？比如作家明明交代秦可卿是秦邦业从育婴堂抱养来的，我们不能说“不是”，否则艺术描写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照此下去，小说明明写的是贾府的故事，你非说是宫廷故事不可，作家明明写的是贾宝玉这个贵公子的形象，你非要说是皇太子不可。如此引申，主观随意性就会无限膨胀，最终失去界限。失去界限，也就是失去了艺术对象，也就失去了作为艺术欣赏活动包括艺术研究的意义。再比如，在《红楼梦》中，作家时而按照严格的时序来展开情节，时而又模糊时间线索，甚至大跨度地处理时间发展，也不交代是数年数载，这些不能说是艺术家的疏忽，而是艺术家对于列一个情节性的精确时间进度表根本没有兴趣，艺术的趣味也不在于此。从根本上说，艺术作品在处理时间的问题，永远是心理的时间比物理的时间重要，精神把握是最重要的，在这种与作者的“以心会心”中，需要把握的模糊中的精确，而不是时时处处要求艺术家给一个明确的时间刻度，然后才能判断人物的言行、心理和年龄。林黛玉进贾府，我们能够从她的言谈举止中猜测到她绝对不是六七岁的小姑娘，而是一个处于少女的年龄无疑。如果非要从红楼纪历中寻找林黛玉的年龄，那只会是刻舟求剑、落于言筌、贻笑大方。至于非要说《红楼梦》中有一个作者自己严格的生活时间表不可，就更是陷入泥潭不可自拔的自叙传的谬误观点。考证派发展的实践证明，在我们关于曹雪芹及其家世没有更多的文献支持的情况下，今天的曹贾互证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其实把《红楼梦》故事穿凿到曹家家世上，和把《红楼梦》穿凿到夺嫡斗争、宫廷政治上一样，都已陷入了索隐派的泥潭。艺术家所展开的艺术世界才是主要的，艺术世界背后的素材、原型，是转化的对象，而被转化的素材、原型早已在艺术家的心灵中彻底地“诗化”了，消于无形，我们不去研究艺术家“诗化”的手法和结果，而执著于“诗化”前的非文学、非艺术存在，是不是在与艺术家的主观追求、艺术目的背道而驰。

有人说，这些是艺术中的“不写之写”，是存在的。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

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是服务于其艺术目的的或者一定的艺术目的的。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从《红楼梦》的文本举例，第三十五回莺儿说“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宝玉问：“什么好处？”小说描写的文本中永无答案，或者准确地说无直接答案，这可以说是“不写之写”，是艺术家的一种修辞手法。在后四十回中，林黛玉临死前声声叫着：“宝玉，你好……”。后面的省略是不写之写，也是修辞美学在叙事上的自觉应用。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对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质地和品格。为什么这些属于“不写之写”？因为这些留白、空白是艺术家通过艺术描写限定的，是属于作品的内在构成的内容，是可以通过比较、揣摩、反思意识到的内容。换言之，对这些留白、空白、不写之写不作引申、联想、填补，就不算是合格的阅读、欣赏、品鉴。

博不离题、深不穿凿，其中有度，却在文中，也在心中。刻意求深，反受其惑，终成梦魇。只要我们本着尊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艺术描写的态度，只要我们执著地想从艺术作品中获得美感而不是其它，那么这个神秘的“度”就不难把握。

芹梦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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