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终身学习的刘少奇

刘少奇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的湖湘学子，成长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卓越贡献的伟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高远的学习志向和一生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高远的学习志向，决定了他学习不是为了单纯的学理研究或是取得一纸文凭、谋个好职位，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精神，使他不停地钻研和思考，不断地获得新知和智慧，因此也就比别人站得更高些，看得也更远些，最终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青年时期的刘少奇

聪明的“小书柜”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一个农民家庭。刘家祖辈即以“老成持重、耕读传家”著称，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民，读书明理，为人忠厚，希望子女读书受教育。1906年，刚满八岁的刘少奇，被父亲送到离炭子冲不远的柘木冲上私塾，照例是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读《论语》等；1907年，又换到了罗家塘私塾，读了《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1908年，转到月塘湾上私塾，读《诗经》等；1909年，又到离炭子冲十公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1910年，转到红米冲上私塾；1911年，在堂姐家寄读，学《左传》等。为克服学费等困难，从8岁到13岁，刘少奇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变换私塾读书，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年少的刘少奇，举止沉稳、专心好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第一，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刘少奇的私塾同学李桂生曾回忆道：“刘九记忆强、理解快，老师点的功课，布置的作业，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单字认得多，考试排第一。他读书很专心，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最重要的是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

在刘少奇学习的众多私塾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洪家大屋私塾。洪家是科举出身，数代为官，为了教育子女，请来的塾师是上过师范学校的杨毓群。洪家女子不缠足，可以同男子一起上学，这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让他感到新鲜的是，杨先生不像别的教书先生那样只让学生呆板地背诵“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术、自然地理等常识课程，而且经常给学生讲一些寓言故事、奇闻轶事，刘少奇感到十分有趣。尤其令刘少奇兴奋的是，洪家大屋藏了很多书，虽然大部分是古书，但也有《世说新语》《古今传奇》《西游记》等“杂书”，在家里父亲是禁止他看这些书的，在这儿却可以不受限制地阅读。但是，刘少奇的父亲却对洪家大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很不满意，当他得知这位杨先生不好好教“四书五经”，而是给孩子们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寓言时，很是反感，决定让儿子转学。

离开洪家大屋后，私塾枯燥单调的学习内容已不能满足刘少奇的求知欲望，而塾师陈旧的思想、呆板的教学方式也使他感到厌烦，他毅然从私塾退学，决定自学，于是他开始到处借书来读，成为远近闻名的“读书狂”。刘少奇最常去的地方是与他家仅有一山之隔的首子冲——同学周祖三的家。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回国后在长沙、厦门等地教书办学，是位思想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周家的书斋中有很多报刊书籍，既有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教科书，又有当时流行的报纸、杂志、政治读物和一些新小说、新剧本。刘少奇发现后，如获至宝，经常到周家看书，有时将书上内容还抄写在读书手册上。周家大人见刘少奇勤奋好学，很乐意他来家里和周祖三共同读书学习，这为刘少奇读书提供了很大便利。他经常一头扎进周家书房，一坐就是半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看书入迷的刘少奇都没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周家因此风趣地叫他“小书柜”。因为刘少奇排行第九，又好读书，从此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叫“刘九书柜”。正是这几年的苦读，使得刘少奇眼界大开，看到了一个缤纷的世界。虽身处偏远山区，但他对中国和外国的大事有所了解，对一些新知识也略知一二，并且从小养成了喜读书、勤思考的学习习惯。

当刘少奇在家一心苦读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国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变革，像层层涟漪传导和波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得青年刘少奇也深受震动。1912年，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始末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深受启发。在他再三坚持下，姐姐帮他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以示对辛亥革命的拥护和对清政府的反对。

风起云涌的革命、急剧变动的社会，使刘少奇对封闭的农家生活、单调的私塾教育越来越不满，他决心到外面的世界，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在征得家人同意后，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编入第十一班。玉潭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学校教员中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居多，思想进步，学校风气民主、开放。从传统私塾进入到新式的“洋学堂”，刘少奇眼界开阔了许多，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他格外珍惜，读书也十分刻苦。在三年的学习中，刘少奇学习了国文、史地、数学、物理、修身、体育、音乐、图画等课程，对数学、史地、国文尤感兴趣，考试成绩常得第一。他不偏科，爱好广泛，经常参加足球、篮球、武术等体育活动，闲暇时还喜欢吹笛子、拉二胡。玉潭学校订有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报纸，刘少奇一有空就悉心阅读。在玉潭中学读书期间，对刘少奇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是他积极参加声讨袁世凯的行动。1915年5月，在得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玉潭学校的师生们举行了罢课游行，刘少奇和几个同学胸前挂着“毋忘国耻”的牌子，手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这是刘少奇第一次投身到爱国的群众性运动之中，打破了他的平静读书生活，启发了他的思考。

1916年夏，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随后考入驻省宁乡中学，入学后他直接“跳级进入二年级二期五班学习”，“在落下一年多的功课中，数理化课程尤其困难，但刘少奇经过半年努力，到期末考试时，各科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开办的陆军讲武堂，以实现自己投笔从戎、以武报国的理想。1917年3月，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刘少奇立即结束了在驻省宁乡中学的学业，前去报到入学。长沙陆军讲武堂学制是一年半，前半年主要是补习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化学等文化课程，接着再学军事课程。孰料世事多变，军事课程刚学习一月余，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被战火烧毁，留下一片断壁残垣。不久，皖系军阀张敬尧做了湖南督军，解散了讲武堂。刘少奇也只得离开长沙，回到炭子冲老家。

1913年夏，刘少奇以优异成绩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学校（又称玉潭学校）。图为玉潭学校旧址

远赴他乡取“真经”

从长沙回到炭子冲的一年里，刘少奇复习和自学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部分大学课程，准备报考大学。此外，他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和《御撰资治通鉴纲目》等历史书籍。同时，他还起早贪黑地向人学习武术拳脚，锻炼身体，做好闯天下的准备。经过一年的“蛰伏”，1919年夏，刘少奇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来到北京。此时的北京正经历着五四运动革命风暴的洗礼，许多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追求真理的人士云集于此，各种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观点竞相传播，相互之间还开展着热烈的辩论，这一切使刘少奇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结果。”

到北京后，刘少奇决定留下读大学。经过选择，他报名参加了几所大学和军事院校的招生考试。不久，刘少奇接到了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一打听，得知北京大学的学制长且学费贵，超出了承受能力，而军事学院的兽医学，他又着实不感兴趣，犹豫再三，刘少奇最后不得不“放弃在北京上大学的计划”。恰在此时，他了解到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于是经人介绍，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为出国做准备。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保定育德中学是一所颇具声望的私立学校，该校曾经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的秘密活动场所，有着革命传统。学校里民主氛围浓郁，学校教师对待新事物持开放态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生可以随便翻阅。学校图书馆中，还有不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情况的书籍报刊，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刘少奇就是在此读到的。这一切，都对刘少奇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纷至沓来的各种主义和思潮的冲击下，他的思想越来越进步，视野也越来越开阔。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时说：“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好了，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顺利毕业。此时，由于法国当局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华法教育会遂停办学生的赴法手续，刘少奇的赴法愿望落空，只得返回长沙。这时，长沙《大公报》的一则赴俄消息，使他兴奋不已。消息称：湖南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本会会务：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考察；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刘少奇很向往，于是他当即决定改赴法为赴俄，到列宁的故乡去，寻求真理。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是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先进青年的革命团体，实际组织者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之后他们又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聚集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刘少奇进入“俄罗斯研究会”不久，就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准备赴俄勤工俭学。他后来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道：“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也传到中国来，我就是在1920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说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1920年冬，刘少奇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为赴俄做准备。上海外国语社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具体负责人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其主要目的是输送进步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革命积蓄骨干力量。学社的学员经常保持在三四十人，许多学生挤在一栋楼里过集体生活，和刘少奇同期在此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人。学员主要是学习俄文，同时还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除了正常的学习外，刘少奇还参加陈独秀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组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与刘少奇同在学社学习的萧劲光后来如此回忆这段生活：“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作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在前面举旗杆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除学习俄文外，每星期天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请人来演讲。我记得常来讲课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望道，他主要讲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本马列书籍，书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的大胡子像。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习只有不到半年时间，但却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1年5月，刘少奇与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一行十几人从上海出发，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到达莫斯科。1960年12月7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回忆了这段旅程，他说：“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国家。我们从上海到海参崴，经过赤塔到莫斯科。那时候，海参崴还被日本军队占领着，远东共和国也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火车时开时停。当时火车是烧木材的，有时候还要乘客从山里去搬运木材，火车才能继续行走。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1921年8月3日，刘少奇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图为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到莫斯科后不久，刘少奇等人被安排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1921年5月由共产国际创办的，目的是为东方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学员有来自远东各国的革命青年，也有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的干部，由斯大林任校长。莫斯科东方大学按照学员国籍编班，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袁达时、曹靖华等30多人是第一批中国班学员。学校为中国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俄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等。此时，苏俄正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极其艰苦，经常吃不饱。尽管物质生活艰苦，但是刘少奇却意志坚定，从不叫苦，抓紧时间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萧劲光回忆说：“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那么几个人受不住那个苦，想退学。少奇同志却始终表现得很坚定，对自己要求严格，纪律性很强，有明确的革命事业心，能团结我们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坚持学下去。”

在这一段难得的时间里，刘少奇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通过体悟，他逐步掌握了观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此时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从这以后，刘少奇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于1921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毕生精力和智慧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他后来回忆说：“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的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

“看书是最好的休息”

从苏联归国后，刘少奇便投身革命洪流，成为著名的工人领袖。抗日战争期间，他指导中原抗战，开辟和扩建了华北华中革命根据地，其后又受命于危难，重整皖南事变中受到重创的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共中央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参与制定全国战略决策和全国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党和国家重要职务，虽然工作繁忙，日夜操劳，但他却从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据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多年的武新宇回忆：“他多年来养成了每天读书、写作到深夜的习惯，对重要的问题常常到院子里踱来踱去，反复思索。晚上我们睡了，他还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再去写东西。常常我们一觉醒来，他的屋里还亮着灯。”

1939年9月下旬，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前往华中敌后根据地，执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卡车一路颠簸，刘少奇似乎浑然不觉，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书。同行的徐海东怕他累坏了身体，劝他说：“歇歇眼吧，这么看书你不觉得晕吗？”刘少奇笑答说：“不要紧，看书是最好的休息。”见徐海东不解，他又认真地解释说：“举个例子说吧，你干活儿干累了，看会儿书算不算休息？再比方你打完仗看看书算不算休息？”徐海东听后，摆了摆手说：“那不一样。你看书不能算休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就是用脑子嘛！”刘少奇笑了：“工作时用一部分脑子，看书用另一部分脑子嘛！”徐海东说不过他，只得作罢。这样，从延安到华中的一路上，刘少奇读完了厚厚的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读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几本书。等到1942年3月，刘少奇同随行去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跋涉几千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就是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刘少奇还是一路跋涉一路读书，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

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指出：“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国，事情就更艰难了”，我们“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要不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身兼党和国家多个重要领导职务，担负着巩固新生政权、治理国家的繁重工作，但对读书学习反而比革命时期更加重视。据刘少奇秘书吴振英等人回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此外还有《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书里夹了许多书签。

1951年秋，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刘少奇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一度非常虚弱。出于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特意安排他到南方休养，而刘少奇却把它当作安心读书的好时机，临行前他别的东西都不带，只带了几本厚厚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杭州休假期间，他很少出门游览风景，而是每天饭后，便戴上老花镜，在屋里埋头苦读。他一边阅读，一边查阅字典和地图，并在书上圈圈点点，书页空白的地方还写满了批语，就这样，休假结束时，几大本《中国通史简编》也读完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参加革命后他也一直坚持有空就读书，结婚后我发现他随身带的小木箱里没几件衣服，几乎全是书和文件。平时工作忙，他就利用难得的休养时间来读书。”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却没有任何放松。他常引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鞭策自己，他认为古人能做到的，共产党人更应该做到。他常说：“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回忆道：“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事活动非常繁忙，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资料这一点，大家都十分钦佩。”正是在这种工作精神和学习态度的支配下，刘少奇虽然日理万机，但也读了“万卷书”。

在湖南刘少奇纪念馆里，收藏和陈列了王光美于1992年捐赠的上万册图书，内容涵盖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法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这些书就是刘少奇勤奋学习的最好见证。刘少奇是坚持终身学习的楷模，观其一生，他在如何对待学习、如何开展学习、如何推动学习、如何反思学习等方面，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在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之际，梳理刘少奇的学习历程，总结他提出的学习方法和经验，适逢其时，意义深远。

（作者：刘宝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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