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二)
20世纪初期的合肥,遭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榨,灾难深重。合肥人民始终不屈不饶,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它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合肥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工农运动此起彼伏。在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造就了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骨干,他们纷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去,并着手建立中共合肥地方组织,从而揭开了合肥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英勇斗争的序幕。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合肥的传播
外国资本主义对合肥的入侵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进攻下,中华民族衰落并一步一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被迫开埠,帝国主义势力趁机直接进入安徽内地。从此,合肥人民承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西方列强以商品输入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早在1884年,德国的呢绒纺织品便在合肥地区倾销。随后,英、美、日等国的煤油、棉毛织品、颜料等商品相继侵入。他们在合肥四乡设立代办商行,利用买办资本推销商品,廉价收购原料和农畜产品。合肥的经销商主要有德孚、鸿义克、泰昌瑞、瑞和、鸿运记等。此外,在合肥城内和城外的丰乐河两地,设置收购行庄达20多处,以不平等的价格收购羊皮、牛皮、麻、羽毛等,使合肥沦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后,一江之隔的巢湖也未能幸免,英国的亚细亚、德国的德士古、美国的美孚公司等,通过其代理人在巢湖各地建立了货栈,其他各种轻工品如洋纱、布匹、蜡烛、火柴、香烟如潮水一样涌入,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庐江市场上以英货最多,其次是日、美、德、法、葡萄牙等国商品,驻在芜湖、南京等地的洋商把大量的洋货输入庐江,同时以低价大量收购当地出产的米、麦、茶、麻、明矾、药材等原料。在市场交易时,洋货以白银论价,农产品和手工制品都以制钱论价。由于制钱不断贬值,在外贸交易中获取利润逐渐减少,无形中加重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盘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大举向中国推销商品。在合肥,日货独占洋火和食糖市场80%以上。在日本细洋布冲击下,合肥布行、染坊纷纷倒闭,从最盛时期的50余家,到1919年前,已不足10家,并由此波及一些附属行业的衰败。庐江市场除了英国的布匹、美国的煤油、法国的化妆品外,其余的商品以日货最多。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下,庐江大小城镇开办的许多商铺倒闭,大批店员和工人失业。此外,整个合肥地区广大农村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也在洋货的冲击下,日益衰落下去。
文化渗透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随着列强经济势力的侵入,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也相继进入合肥、巢县、庐江等地,在“传教”的名义掩护下进行一系列文化侵略活动。1896年法国传教士戴若望来合肥强行购买土地,设立了合肥天主教堂,发展教徒。“二十世纪初期,是合肥教会最为盛行之时,美、法、西、德等国先后在合肥城内建立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多处,仅基督教教徒就达千余人,加之其他各教,在合肥城内及四乡的教徒竟达数万人。”到辛亥革命前,天主教、基督教先后在巢县、庐江等地设立教堂37座,发展教友千余人。传教士还开办了一些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等文化设施,从精神上奴化城乡民众,培植教会势力。如学校课程设置以圣经为主,进行奴化教育,早晚饭前做祷告。合肥三育中学规定不准学生参加校外各种爱国活动,星期日上午到教堂做礼拜,圣经课不及格不准升级等,企图通过传播基督教,禁锢民众思想,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此外,一些传教士还以传教为名进行间谍活动。他们深入城乡,对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并绘制地图,拍摄照片,收集情报。教会还利用政治上特权,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操纵合肥县衙门,在地方藉端滋事,鱼肉乡里;纵容教徒中的恶势力包揽诉讼,讹诈百姓,深为群众所痛恨。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给合肥社会带来两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本地区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把合肥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劳力又与地方封建势力相结合,残酷压迫和统治着合肥,使合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合肥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民主矛盾的加剧,合肥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从旧式农民起义到反帝斗争,从改良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书写了可歌可泣、救亡图存的悲壮篇章。
晚清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军转战合肥时,都有大批农民揭竿响应。1853年农历正月,太平军攻克安庆。时值春荒,百姓生活疾苦。合肥北乡杜集武生陆遐龄父子竖起“随天大王旗”,响应太平军起义,方圆几十里民众自愿前来聚义,人数最多时达两万余人。起义军三败定远知县的清剿,切断了江南清军通向北京的驿路,震动清廷。光绪年间,合肥北乡下塘人李庆祺发动抗盐政暴动,迫使清政府不敢在当地设盐政关卡。1900年,合肥南乡三河发生严重水灾,农民生活无着,饿死者不计其数。灾民聚众千余人,扒掉粮商张恒泰粮食数百石。1909年,巢县大旱,灾民在塾师郭俊等人领导下,向县衙提出开仓贩灾的要求,县官压制威胁。巢城市民罢市声援,迫使庐州知府同意打开地主把持的积谷仓。从自发组织的抗粮抗税斗争直至发动武装起义,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始终是农民阶级。
反帝斗争是随着列强入侵展开的。1909年夏,日商戴生昌轮船股份公司一艘悬挂日本旗帜的轮船驶抵合肥码头,合肥市民见此义愤填膺,认为内河船只悬挂日本旗,有损主权,有辱国体,誓难容忍,于是群集码头两岸,厉声斥责。慑于群众威力,戴生昌轮船公司股东、合肥逍遥津的主人龚怀西不得不把日本旗扯下,以息众怒。1917年,美国传教士荣义安来庐江建立福音堂时,庐江市民拒不出售土地,后某衙役将自家住宅偷偷出售,引起公愤,100多群众冲进福音堂,撕毁了经书。1919年,合肥基督教会所属三育中学校长柏六如,强行购买小南门至小东门一带土地扩建学校,蛮横地随意挖掘坟墓,尸骨丢弃遍野。群众怒而奋起,向柏六如问罪,各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支持。柏六如自知理亏,畏惧舆情,遂向坟主请罪,并在拆去坟墓的土地上建造一座“白骨塔”,勒石刻名,方才平息事端。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19世纪末开始以推翻清王朝为革命目标。1905年8月,合肥人吴旸谷参加孙中山等16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安徽主盟人。同年冬,吴旸谷回国,在合肥秘密组建同盟会安徽分会,集聚反清力量,青年才俊纷纷入盟,“故安徽全省同盟会员,除寿州外,合肥特多”。除吴旸谷外,举凡倪映典、范鸿仙、万福华、王天培、王正藩、孙万乘、龚镇洲、刘文典、金维系、叶粹武等,皆一时翘楚,足迹遍及沪上、湖广、安庆、芜湖等交通要冲。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党人庆云等在马厂、曹庵(今属淮南市)以举办团练为名集结武装,组织淮上军,在安徽举旗首义,于1911年11月5日,率部兵不血刃、光复寿州。紧接着,11月9日,庐州革命党人活动新军力量,协调地方势力,力促府治合肥和平光复,并组成庐州军政分府,推举孙万乘为总司令。随后,庐州军政分府派兵前往庐江县,支持所属县域光复。11月20日夜,革命党人王天培亲督敢死队200余人攻打庐江,清知县马文锦畏惧革命之威势,交出印信回家,敢死队入城后,布告安民。21日,庐江光复。12月,巢县同盟会员李培之自武昌返回家乡,发动并组织革命党人在革命的高潮中光复巢县。“于是庐州四境数百里内,当国变之际,闾阎安堵,盗贼不兴,人民称颂不已,而秩序井然也”。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所攫取。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的讨袁的“二次革命”,安徽革命党人奋起响应,也仅是昙花一现。8月,安徽讨袁军为倪嗣冲部所败,寿县、合肥相继沦陷,反袁武装解散。8月底,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倪独揽军政大权,实施独裁统治,成为北洋政府在安徽的代理人和得力干将。合肥地方权力结构亦随之改变,革命成果尽数丧失。
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先进的政治纲领和坚强严密的组织核心,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期待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图存之路。
来源:中国共产党合肥历史第一卷
编辑:陈慧敏
校对:李璐璐
审核:夏漫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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