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下）
三、彩绘壁画墓室壁画
由墓顶壁画、建筑彩绘和墓室主题壁画三部分组成。墓室砖砌壁面上抹有一层厚约1厘米的草拌泥（地仗层），其上为厚0.2～0.5厘米的白灰层，壁画直接绘于白灰层上。除墓室北部被破坏外，其余壁画基本保存完整。墓顶壁画：天象图。
墓顶正中白灰层上以淡墨勾绘大小不等的小圈代表星辰，星辰较密，为示意性质，圆圈之间没有连线，无明显可识别的星座。顶部东西两侧绘日月。东侧以墨线勾勒三朵卷云，上托太阳。卷云以浓墨、淡墨叠晕。太阳以橙色平涂，当中绘金乌。西侧绘彩云拱明月。彩云以墨线勾勒，以浓墨和橙色叠晕。满月内以淡墨绘桂树，树下为玉兔杵药（图一〇；图一一）。
墓室主体壁画。从地面到阑额之间的壁面是此墓的主体装饰带，绕周以彩绘檐柱将墓室壁面等分为包括墓门在内的六组空间：墓门居南，正对墓门的北壁为以双扇格子门为中心，门旁绘立修竹；东北、西北二壁以居中的四斜毬纹格眼窗为中心，绘文武官吏和男女侍从；墓门两侧的东南、西南壁则以双扇板门为中心，表现神煞、人物、禽鸟。门窗上下均描绘杂宝，计有犀角、方胜、火焰宝珠、象牙、银铤、珊瑚、螺等。其犀角、珊瑚和方胜下皆有座托，坠以圆珠为饰。以下从西南壁起，按顺时针顺序相继介绍各壁面单元的彩画题材（图一二）。
西南壁：壁面正中砌筑一板门（板门样式和彩绘详见前文），门框之上散绘杂宝。门左侧站立女侍、侍童各一，均面向墓门。侍童髡发，着圆领长袍，腰间束带，正色揖手。女侍头绾高髻，面容丰腴，襦衫、长裙，织锦腰带，怀抱一长竿状物，竿头包裹红巾，或为收束的伞盖。门右绘茂竹两竿，下卧湖石，石上立一只锦鸡，双翅舒展，翩然欲舞。竹石小景远处但见鸿雁成行（图一三；图一四）。
西北壁：壁面正中砌筑一四斜毬纹菱花窗（格窗样式和彩绘详见前文），窗栿上下皆散落杂宝，宝光熠熠，云霭蒸腾。格窗左侧绘一环目虬须的武将，面部微侧向窗，一足曲盘、一足下垂，游戏坐于岩石之上。其头戴缨盔，披明光铠，着朱色战袍，袖袂翻飞；双手握拳抵于膝上。格窗右侧为三名男侍，皆圆领长衫，腰间束带。两人头裹皂巾，一人戴无脚幞头。三人分别捧持方凳、红巾包袱和珊瑚，面向武士恭谨而行（图一五；封二）
北壁：壁面正中砌筑两扇四斜毬纹格子门（格子门样式和彩绘详见前文）。门上浮现各色杂宝；门扇左右两侧均描绘修竹湖石，各有一仙鹤信步其间（图一六；图一七）。
东北壁：壁面正中砌筑一四斜毬纹菱花窗（格窗样式和彩绘详见前文），窗栿上下皆散落杂宝。格窗右侧绘一名文官，阔面重颐，丰神俊朗。其头戴直脚幞头，着圆领长衫，腰扎红带；左手抚膝，右手似提笔置于胸前；脚踏足承，端坐于桌案之后。案上设风字砚一方，后竖屏风以“象尊者位”，旁立两竿修竹。格窗左侧描绘五名侍女、一髡发侍童，分别捧持包袱、帨巾、渣斗、珊瑚、铜镜等物，面向文官徐徐而来。众侍女除捧珊瑚者梳双环髻，余者皆裹巾团冠，前簪珠饰（图一八；封三）。
东南壁：壁面正中砌一板门（板门样式和彩绘详见前文），门框之上和左下散绘杂宝。板门左侧三名男侍前、后站立，一人托捧包袱，二人行叉手礼；三者皆头戴无脚幞头，着圆领长衫，腰束红带。板门右侧绘一老者，峨冠长髯，眉间深蹙，目光悠远，应为蒿里老翁。其着交领长衫，左手按膝，右手荷杖，垂足坐于圆凳上（图一九；图二〇）。
四、葬具与随葬品
墓葬在发现之后即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和扰乱，现场一片狼藉。封门砖多数被拆掉，假门门板和格窗被打破，棺床局部铺地砖也被撬起。墓室内散乱地堆放着木质棺架、棺木的构件、封门砖等。随葬品情况已不得而知；只在棺床底部发现一枚“元丰通宝”铜钱，为行书旋读。
木质棺架和棺木均被拆毁，大小构件散落于墓内外，可辨识出云头形棺首牌、棺架转角栏杆、棺架底部牙板等部分。后追缴回5块彩绘木质棺板构件，从简单拼合复原情况看，至少属于两套棺具。木板上均刷有一层很薄的白灰，其上先以红色或黑色细线条勾描轮廓，再用黑色粗线在其中平涂，使其更具立体感。现将典型木质棺板构件的大体尺寸和彩绘图像报告如下：
云头形棺首牌。1件。长82.3、通高34、厚2.3厘米。整体呈如意头状，上绘童子乐舞图。画面以红色线条勾勒卷草花卉轮廓，再用黑彩填心。五个花头正中各站立一名童子。居中童子双手各执飘带，似准备起舞。右侧童子正侧身吹奏笛子。左侧童子双手捧响板，似在演奏。棺牌两端花头上站立二童子均拍击腰鼓伴奏（图二一；图二二）。木牌中部有五个钉孔，其中还有残断的铁钉。
绘朱雀木棺前挡板。2件。标本1：朱雀、侍童前档板。整体呈梯形，通高70.5厘米，上部宽16、下部宽44、厚3厘米。挡板上部绘朱雀云纹图。朱雀为正面形象，双目圆睁注视前方，双翅左右振起呈扇状，尾部竖直，立于左右对称的卷云之上。朱雀、云纹均以黑线勾勒轮廓，再以黑色粗线条填心。挡板下部正中开一长方形缺口，左右两侧墨线白描侍童各一。侍童髡发，面容丰腴，相向而立，衣着基本相同，均着圆领窄袖长袍，穿窄腿裤，足登低靿小靴。细节处略有差异，左侧侍童腰系革带，上有圆形嵌饰，行叉手礼；右侧侍童腰系丝绦，拱手于胸前（图二三，左；图二四，左）。标本：2，朱雀、门前挡板。通高51、底宽26.5、板厚2厘米。上部绘正面朱雀形象，下部墨线绘板门。上额、槫柱、门额、立颊、门簪、门砧、地栿等俱全。板门上点饰铺首和门钉，每门三排，每排四粒（图二三，右；图二四，右）。
绘玄武木棺后挡板。1件。通高34、底宽29.5、上宽23.5、厚2厘米。祥云上趴伏一只体形硕大的乌龟，四肢健壮，昂首向前。龟背上缠绕一条巨蟒，蟒前身挺立，颔首吐芯（图二五；图二六）。
绘白虎木棺侧挡板。1件。呈不规则四边形，沿四边测量上边长68.5、下边长63、前边长42、后高长20、厚2厘米。画面正中绘跃步前行的白虎，四肢健壮，爪下踏云。头部似龙首，口部微张，颈部挺立弯曲呈“S”形，身体舒展，尾部弯曲。白虎头部侧上方绘彩云托月，月中隐现桂树、玉兔（图二七；图二八）。
五、结语
墓葬发掘清理过程中除一枚元丰通宝铜钱，未发现其他纪年资料，只能根据墓葬的形制、墓壁装饰等信息，就其营造或埋葬时间进行大致推断。
1． 仿木结构砖雕和建筑彩绘
该墓仿木构砖雕和建筑彩绘的样式风格，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金代中后期特征。斗拱处理上，繁峙南关村墓柱头铺作为单昂四铺作，隐刻泥道慢拱，柱头枋上隐刻斗拱，这些建筑细节亦见于山西潞城县北关宋墓、山西平定县东回村元墓及西关村1号墓。该墓中栌斗上不出华拱、直接出昂的做法则是山西地区墓葬仿木构砖雕中较为常见的样式，在长治县安昌金墓、长治李村沟金墓中也有发现。此外，上述特点同样表现于金元时期晋北、晋中的地面建筑上。长子县金皇统元年（1141年）成汤庙大殿就有相似的补间隐刻斗拱；金天会年间重建的平遥慈相寺麓台砖塔的斗拱结构，尤其是出跳的劈竹昂和耍头均与繁峙南关村墓十分类似。山西洪洞元广胜寺前殿、山西临汾魏村元牛王庙戏台则均在栌斗上直接出昂。
假门、假窗样式上，繁峙南关村壁画墓中的格子门为四斜毬纹格眼，柿蒂形门簪，如意壸门式障水板。其格眼和障水板样式均是山西地区典型的金元作风；同类假门发现于山西汾阳东龙观2号墓、绛县城内村金墓、平定城关镇姜家沟金墓、平定东回村元墓等处，河南、山东金墓中也有相似的格子门表现，如山东济南历城港沟镇金泰和元年（1201年）墓和河南林州桂林镇三井村金墓。
建筑彩绘上，繁峙南关村墓中檐柱、普柏枋和拱眼壁装饰也可在相近地区的金元墓中找到类比对象。该墓影作檐柱上绘饰的大叶筍纹，就是中原地区金元墓葬中常见的建筑彩绘，其在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均有发现，亦有简报称之为“莲瓣纹”。其中尤以山西地区最为集中，如潞城北关宋墓、平定东回元墓、闻喜中庄金墓和长治安昌村金墓；此外，河北井陉柿庄金墓、邢台钢铁厂元墓以及河南林州三林镇金墓中也可见相似柱式表现。
2． 壁画内容
繁峙南关村墓的壁画无论是题材选择、人物形象、细节表现还是彩画用色上，均体现出金代，甚至更晚时期的阶段特征，似在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中叶。
题材选择上，该墓采用了中原地区金代墓葬的传统格局，即以假门、窗为基本框架，门窗间隔处穿插彩绘表现固定场景，如男女侍从、湖石禽鸟、财帛进奉、丘墓神煞等。
其一，男女侍从。繁峙南关村金墓西北、东北壁男女侍从三五成群、各捧什物的对称画面与平定城关镇西关村1号墓同样位置的“尚宝图”、“出行图”极为类似；而在武威西郊林场天庆七年（1200年）西夏墓中，男女侍从五人一组、持物侍奉的场景则被分别描绘于两块木板之上。
其二，丘墓神煞。该墓东南壁上的蒿里老翁形象十分引人注目。这一神煞题材在河北、山西和宁夏等地12～13世纪的墓葬绘画中均有发现，多作峨冠、持杖的长须丈人造型，并与天女、金鸡、玉犬和双头人等其他神煞形象形成组合。较早的墓例如宣和下八里2号墓、5号墓（1117年）和大同东风里辽晚期墓，稍晚的材料则见于宣化城北金墓和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而繁峙南关村西北、东北两壁中文武官吏的形象很可能也与“丘墓掾吏”、“茔土将军”等传统丘墓神煞密切相关。其与蒿里老翁的组合同样见于武威西夏墓随葬木板画。由是可见，以蒿里老翁为代表的神煞形象主要流行于12～13世纪初北方地区的墓葬装饰中；需要注意的是，繁峙南关村墓的神煞组合在数量上与辽墓相比已大为减少，尤其是蒿里老翁单独出现，而未见辽代盛行的与之搭配出现的天女、金鸡、玉犬组合，显示出神煞题材在金元北方墓葬装饰题材中逐渐衰落。而“丘墓掾吏”和“茔土将军”的形象则混合了这一地区墓葬壁画中常见的随侍文吏与武将门神的表现细节，并与散落的杂宝和男女侍从持物供奉的场景一并，共同构成了这一地区金元墓葬装饰的另一重要题材——财帛进奉与“东仓西库”。
其三，财帛进奉。与文官、武官的形象配合，繁峙南关村墓在东北、西北两壁表现出供奉财帛、神煞守宝的场景。实际上，这一题材在山西、河北的辽代墓葬中已初见端倪。大同周家店辽墓墓门西侧就绘有文吏登记、收取财帛的画面；宣化城北金墓北壁屏风下，同样表现两文官相对而坐、看管财帛的场景。而繁峙南关村墓中掌管财帛的神官对称分布于正壁两侧的样式，则主要发现于元代墓葬中，如河南尉氏元墓，其右壁正中小龛内有刻写“东仓”二字的陶碑，龛外南侧绘佃户交粮入库的图像，仓前建筑下一账房小吏正坐于朱漆桌案后记录入库的粮帛数量；左壁正中小龛内的碑记为“西库”二字，龛外南侧壁画展现了进奉金银钱白的场景。此外，壁面上下散绘的各色杂宝也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诸色杂宝中以红珊瑚、火焰宝珠和犀角的形象最为突出，且多带有珠饰镶嵌的座托。较早的相类墓葬壁画实例发现于金墓遗存中，以山西省陵川玉泉村金大定九年（1169年）墓为代表；而相同的杂宝细节在元墓表现得更为集中，如山西屯留康庄工业园区至大二年（1309年）墓、山东济南文化东路柴油机厂元墓杂宝壁画；山东嘉祥至顺元年（1330年）曹元用墓和平阴元代石刻墓出土的杂宝画和金饰件。传世品中，此类杂宝形象分别见于南宋（约1210年）杭州刊刻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金皇统年间（1147～1173年）刻成的《赵城金藏》，以及现藏于日本京都府知恩院的13世纪刺绣袈裟屏风上。
3． 人物形象
繁峙南关村墓中的文官形象与焦作老万庄3号墓（1258年）中正壁而坐的墓主形象几乎一致；武官的表现细节则与山西金墓中的门神类似。壁画和棺板彩绘中的侍童造型，具有典型的金代风格，部分地区可保留至元代。而男侍幞头皂巾、圆领束带长衫的形象特征和女侍裹巾团冠、上衫下裙装扮特点，亦广泛见于中原地区的金元墓葬中。
综上，大体可以将繁峙杏园乡南关村砖雕壁画墓的时代排定在金中晚期到蒙元早期。该墓砖雕彩绘保存相对完整，墓葬风格上既体现出晋北、晋中和豫西等地域文化的交融混合，又反映了金元嬗代的过渡性阶段特征，为研究山西地区墓葬风格和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本文发掘整理： 刘 岩 商彤流 李培林 张所廷
执 笔： 袁 泉 刘 岩 李培林 张所廷
绘 图： 商彤流 尚 珩 张志伟
照 相： 刘 岩 厉晋春
原文载《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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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常帅 黄逍
责任编辑：徐欣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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