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印纹硬陶的相关问题研究

从出土有印纹硬陶墓葬的墓主情况来看，西汉早期的广州市西汉南越王赵眜墓；湖南长沙象鼻山汉墓的墓主人为汉长沙王刘发；马王堆一号汉代的墓主人为汉轪侯利苍的夫人辛追；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二号汉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南越国派驻当地的相当于王侯一级的官吏及其配偶；西汉中期的湖南永州市鹞子山西汉“刘彊”墓、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等，其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均比较高，出土的印纹硬陶数量及器型也相对较多。

从西汉中晚期开始，出土有印纹硬陶的墓葬数量大幅增多，但每个墓葬中出土的印纹硬陶数量却急剧减少，在一些墓葬规格较低或随葬品较少的墓葬中，如新莽时期的江苏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M4、浙江上虞蒿坝东汉永初三年（109年）墓、湖北武汉江夏区庙山东汉墓等墓葬中，只发现随葬有1件印纹硬陶。说明此时印纹硬陶的使用已经不再是统治阶级、贵族的专属用品，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一、印纹硬陶使用人群的族属问题

关于汉代以前的使用印纹硬陶的人群的族属问题，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倾向于印纹硬陶代表的人群应是百越族（包括东瓯、闽越、南越等）。“其在福建，是古代闽越族所居之地；其在广东是古代南越族所居之地；其在浙南，是古代瓯越族所居之地。无论闽越，南越或瓯越，都属于百越族，所以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文化的居民，可能都是（或大部分是）属于百越族的。”

汉代的印纹硬陶只是发现在南方的10个省市，北方尚未有发现。据史书记载，西汉初年生活于今浙江南部的为瓯越族、生活于福建附近的为闽越族、生活于广东的为南越族，在西汉早期晚段，这几个族属所建立的政权均被汉武帝派兵征服，划归汉政权的版图。

这些汉代墓葬中可以辨别族属的只有西汉早期的广州南越王赵眜墓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二号汉墓，其墓主人为南越国的君主及高官。而其他已知墓主身份的墓葬，其墓主人如刘发、辛追、刘彊、曹女巽等均为汉族，而且地位比较高，从其随葬品看，印纹硬陶只属于其中的一类，还有大量的其他陶随葬品。因此，依据汉代墓葬中出土印纹硬陶的情况来判别墓葬所属族属尚存在较大的难处，需要从墓葬形制及其他随葬品的组合等考古资料综合考虑。这是同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很大区别，说明汉政权对边疆地区统治力的增强。

此外，从汉代出土印纹硬陶统计中可以看到，出土有印纹硬陶的墓葬中，多数墓葬同时还伴出有泥质灰陶（包括彩绘陶）、铅釉陶或原始瓷等，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还出土有灰陶 16 件、彩绘陶11件；长沙象鼻山汉长沙王刘发墓还出土有灰陶 148 件；浙江安吉县上马山5座西汉墓还出土有灰陶 26 件、釉陶 60 件，浙江龙游县东华山12号汉墓还出土有原始瓷 10 件；湖北武汉江夏区庙山东汉墓还出土有灰陶6 件、青瓷 17 件。但绝大多数都是印纹硬陶的数量在出土陶器中占据多数。

还有部分墓葬只出土有印纹硬陶，没有其他的陶制品，如江西高安市碧落山西汉墓 M1、湖南保靖粟家坨13座西汉墓、广西贵县北郊汉木椁墓、广东始兴县禾场岭东汉墓M5等。这说明这些墓葬的主人具有显著地百越族文化因素，虽说受到了汉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当地百越族文化的因素仍然居主要地位。

二、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关系

《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曾对多个时期的陶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胎质的化学组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印纹硬陶的化学组成介于陶器和原始瓷之间，但更接近于原始瓷，可以说印纹硬陶施釉后就是原始瓷。并且，从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器型和纹饰上也几乎完全相同。从烧成温度上看，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为 1200℃左右，而原始瓷的平均烧成温度为 1230℃，二者十分接近。但由于原始瓷施有石灰釉，需要的烧成温度高，因此从烧成温度在 1200℃的器物比例来看，原始瓷占 32%，而印纹硬陶只有 4%，说明原始瓷的工艺水平要更高。从以上角度来看，原始瓷应当是在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认为印纹硬陶的出现孕育着原始瓷的诞生。

三、印纹硬陶的产地

我国南方和北方制瓷的原料是不同的，通过对各地区瓷石原料进行分析，我国南方地区的瓷石是由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组成，是一种汉氧化硅较高、氧化铝较低且有一定量助熔剂的制瓷原料；而北方的瓷石多为二次沉积黏土，是含有氧化铝较高、氧化硅较低，并含有一定量氧化钙的制瓷原料。因此，高硅质瓷和高铝质瓷往往成为区别我国南北方瓷器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曾对商代至汉晋时期的 71 个原始瓷胎的化学组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出土的 23 个原始瓷标本的成分和浙江、江西等南方地区的成分十分接近，均为高硅瓷石，说明这些原始瓷的产地为南方地区。从化学分析来看，北方地区的陶器和瓷器的化学成分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和印纹硬陶、原始瓷也不相关，因此，我国在北方地区发现的原始瓷及少量印纹硬陶也应是利用南方生产的瓷石类原料在南方烧制的。

四、汉代印纹硬陶衰退的原因

西汉早期，发现印纹硬陶的省份最少，只有浙江、湖南、广东和广西四省，但在南越王赵眜、南越国驻广西的高官及长沙国的几处墓葬，它们的级别均很高，出土了大量的印纹硬陶；而到西汉中期以后，发现印纹硬陶的省份逐渐增多，墓葬数比西汉初期均有增多，出土数量最多，但在规模和级别上有所降低，墓葬大都是中小型墓葬，每座墓出土的印纹硬陶数量都不多；

到西汉晚期，出土印纹硬陶的省份是最多的，但在原印纹硬陶的主产地浙江、湖南、广东、广西等地，中原形制的灰陶器、低温铅釉陶陶器数量增多；到东汉后，发现印纹硬陶的省份逐步减少，而印纹硬陶的数量急剧减少，走向衰退，出土青瓷器的数量有所增多 ，而中原形制的灰陶器、铅釉陶陶器数量占据了统治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的不断强大，特别是在灭掉越国之后，在东方和南方已经没有力量能阻挡楚国的征服，百越族只能向深山及海边迁移，随着人口的移动，作为其文化特征的印纹硬陶出土的范围也逐步缩小，印纹硬陶呈现衰退的趋势。秦代以武立国，军事实力强大，在灭了六国，统一中国之后，又派军队南征南越，修建了灵渠。由于秦始皇的去世及秦末农民起义，秦的南征被迫停止。

汉代初期采用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同周边政权保持和平相处。在岭南地区封赵佗为南越王，都广州；封无诸为闽越王，都福建闽侯；封摇受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都浙江温州。此时出土有印纹硬陶的几个省份均为中央政权势力的边缘，是百越族的主要聚居区。在长沙国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印纹硬陶，说明长沙国作为制衡南越国的一个封国，同南越国关系密切，在葬俗上有许多相同之处。

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汉政权对周边地方政权和少数民族采取了攻势。公元前 138 年，东瓯人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请求内附，汉王朝把他们的一部分迁至江淮之间，正式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公元前 112 年汉军攻入南越，南越国灭亡，西瓯也一同归汉，在该地设立了珠崖、南海、苍梧、合浦、交趾等九郡。公元前 110 年，汉军数路攻入东越，东越国除，汉军把越人迁至江、淮之间，江淮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和汉人融合，留在原地的百越人则分散在山岭中，与汉人来往较少。

随着百越族割据政权的的灭亡，印纹硬陶在统治阶级中首先急速消失，只是在中下层社会的原百越族中还有少量存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征服，必然会从政权、文化、社会生产力等多个方面进行。百越族被征服后，汉民族的各种先进文化及生产技术势必会自上而下推行到百越族中，并逐步同化、融合为一体。进入东汉后，发现的印纹硬陶数量急剧减少，表现出汉族先进的文化不断对百越文化征服、同化，而百越文化逐步被融合的过程。

汉代印纹硬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汉中央政权集权统治的加强，汉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征服与同化的结果。而生产技术方面的原因只是政权更替对生产力改变影响的一个方面，是次要原因。南方，尤其是浙江地区在东汉时期出现了成熟的瓷器，它在材质、釉色、安全性等各方面都超过了印纹硬陶，这也是印纹硬陶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总结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印纹硬陶衰退的原因，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争论，有人从生产技术方面讨论这一问题，如王子岗在其所著《论江南地区印纹陶的衰落》一文中认为印纹硬陶的消亡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引起的，是受到铅釉陶、青瓷、青铜器和漆器等产品的冲击，而走向了没落。李放在其所著《关于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产生、变化和衰退原因的分析》一文中认为， “使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衰退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中原的快轮制陶、辘轳拔、拉坯技法制坯以及陶器器表的施釉、描画与彩绘工艺在南方地区的大兴起。”

而有人则有不同的观点，如彭适凡在其所著《我国南方古代印纹陶衰退原因考》一文中认为印纹硬陶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原因，由于受到楚国不断征剿，以印纹硬陶为特征的百越族逐步没落，原有的印纹硬陶文化区域的变化同楚国扩张的历程是相同的。此外青铜器、漆器和青瓷器的广泛使用也是印纹硬陶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衰退及汉代印纹硬陶的分布及出土情况，认为印纹硬陶的衰退主要是战争及民族征服的原因，其次是先进文化的生产技术对当地生产技术的同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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