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东：濮阳卫城郭门探寻✅

摘要：濮阳卫国都城的确认是周代考古的一件盛事，但在试掘和勘探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城门的材料。利用已知该城的形制与规模，结合《战国策》的“卫八门土而二门堕”，以及现代村落的分布等遗痕，我们推断濮阳卫城的外郭应有十座城门，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各门的具体位置亦可由现代村落窥得端倪。濮阳卫城郭门的探索不仅会对未来的田野工作有所助益，更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意义。由探索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总结出的“遗痕分析法”，完全可以应用于叠压在现代村落之下的古代城址。现代农村的古代城市遗痕主要有村落名称与位置、田野小地名、地形与地势等。农村版“遗痕分析法”的推广，将会对黄淮海平原等地区深埋地下之古代城址的田野考古有所促进。十门之城在中国古代比较少见，应是《考工记》十二门王城的变体。

河南濮阳高城的发现与晚期卫国都城的确认是周代考古的一件盛事。

1965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指示下，李仰松、廖永民等先生在高城进行调查，经钻探得知，高城村西北“城角地”的地面之下0.80～1米处有厚0.02~0.04米的夯土层，向东、向南延伸约200米后消失，另在村东北红薯窖的壁上和村北机井淘出的泥堆中发现有龙山文化陶片。后来马连成、廖永民等先生又在遗址上发现了周代陶片，并在村北地下3米处发现有东西向夯土墙。陈昌远先生等即据此推断高城遗址应是卫都帝丘。2002年春，濮阳市文物保管所探出北城墙及东北、西北拐角。2005年4月至2006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濮阳市文物保管所联合进行考古钻探和试掘，判断该城至迟在东周已经出现，一直使用到汉代，并推定该城为历史上卫成公所迁的帝丘城。

关于濮阳卫都的名称，一般认为是帝丘，也有学者认为是濮阳，但根据《论语》《春秋左传》等文献，当时的官称应是“卫”，因此本文称之为“濮阳卫城”。

城门是一座城市的重要节点，对于城市规划的研究十分重要。由于濮阳卫城的考古工作有限，已有的钻探和发掘资料中，没有任何关于城门的材料。在这种资料条件下，最严谨的做法是等待进一步的勘探乃至发掘。然而高城埋藏深，地下水位高，田野工作极其困难。已经发掘的四条探沟仅仅揭露了城墙的上部，无法触及当时的地面。如果地下水位没有明显的下降，将来的钻探至多是发现一些缺口，城门的最终认定很可能遥遥无期。

消极等待非科学态度。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有限的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村落布局等地面遗痕，对城门的数量和位置进行探寻。这种研究虽然难以成为定论，但可以提出目前最优的系统说法，从而为将来寻找城门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现阶段的城市规划研究提供一个有理有据的说法。

一、城址规模与城门数量

濮阳卫城位于河南省濮阳县东南部的五星乡高城村一带，在黄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距离县城约10千米。

据钻探与试掘所作的复原图上，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北城墙中部偏东有一折角，其他几面城墙较为平直。城墙之外有一周护城壕。全城面积约916万平方米。四面城墙顶部多被3～5米厚的汉、唐、宋淤沙层所覆盖，城壕和城内的文化层被6～9米厚的淤土层所叠压。多数地段城墙保存的高度为6～9米。城墙基础宽约70米，顶部宽16～20米。西墙长约3986米，北墙长约2420米，东墙长约3789米，南墙长约2361米，周长约12556米。（图一）

据发掘报告，“该城址在汉代一次性毁于黄河洪水，故可以推测城内的汉代街道和建筑，甚至东周时期的城市结构，或许会保存较好”。既然城墙在地下保存较好，那么将来就有希望找到城门，至少可以确定各面城墙之上的缺口。不过，仅凭已知的各面城墙的长度，我们也可以进行一番推测。城门既是城市的进出孔道，也是城防的薄弱环节，因此城市的规划者必定设法寻找到出入方便与城防薄弱之间的最佳关系。一般而言，城门的多少与城墙的长度之间是存在一定对应关系的，即城墙越长，城门越多。

洛阳东周王城的北墙长2890米，西墙估测为3300米。商丘宋城西墙3010米，北墙3252米，东墙2900米，南墙3350米，周长12985米。曲阜鲁城东墙长2531米，南墙长3250米，西墙长2430米，北墙长3560米，周长11771米。王城、宋城与鲁城均略呈正方形。宋城与鲁城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均证明是每面三门，而依文献洛阳王城也应是每面三门。（表一）濮阳卫城略呈长方形，周长是12556米，小于宋城而大于鲁城，因此濮阳卫都的城门似不会超出每面三门，即总计不超过十二座城门。

濮阳卫城的南墙与东墙长度之比为0.62∶1，亦即该城的宽度约为长度的三分之二。如果东西二墙各有三门，那么南北二墙当以各有两门最为合适。由此可以推测濮阳卫城很可能有十座城门，东西各三、南北各二。

二、传世文献记载的城门

濮阳卫城的确认为我们利用传世文献探讨城门奠定了基础。

晚期卫都内有城，外有郭。《左传·哀公十七年》：“晋复伐卫，入其郛，将入城。”郛即郭。《韩非子·难二》：“赵简子围卫之郛郭。”若与曲阜鲁城、商丘宋城和洛阳王城相比，可知已发现的濮阳卫城应是郭城。东墙中部外侧有一个村子名为东郭集，也支持这一推断。

晚期卫都应有十个城门。《战国策·齐策五》苏子说齐闵王章：“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土”通“杜”。《诗经·鸱鸮》有“彻彼桑土”，《方言三》注作“彻彼桑杜”。《诗经·绵》有“自土沮漆”，《汉书·地理志》作“自杜沮漆”。《小尔雅·广诂》：“杜，塞也。”《墨子·备城门》：“以柴木土稍杜之。”可知古代守城有杜门之法。堕即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堕军实而长寇仇。”杜预注：“堕，毁也。”根据这段记载，可以推知卫都的郭城至少有十座城门。当时赵军攻卫，在所有的城门中，有八个已被堵死，另外两个已经毁坏，的确十分危急。结合上节对城门数量的推导，我们可以断定卫都的郭城很可能只有十座城门。

晚期卫都有东、西、南、北门，说明这十座城门应分布于四面城墙。《左传·定公六年》：鲁侵郑“往不假道于卫。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左传·定公十年》：“晋围卫，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左传·哀公二十六年》：“文子曰：‘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曰：‘勿出’。重赂越人，申开守陴而纳公，公不敢入。”《战国策·秦策四》或为六国说秦王章：“昔者，赵氏亦尝强矣……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是时，卫危于累卵。”

传世文献中也有几个城门的名字。《左传·昭公二十年》：“卫侯在平寿，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公闻乱，乘驱自阅门入，庆比御公，公南楚骖乘，使华寅乘贰车。及公宫……公载宝以出……过齐氏，使华寅肉袒，执盖以当其阙。齐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闭郭门，逾而从公。”杜预注：“盖获，卫郭门。”正义曰：“阅门，卫城门。盖偏侧之门，其路远齐氏。”阅门与“公宫”相对，显然也是郭门。

三、现代村落与城门格局

研究叠压于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时，考古学家努力在现代城市中寻找古代城市的遗痕。徐苹芳先生指出：“在古今城市重叠的现代城市中，一般地说都保留着古代城市的遗痕。所谓‘遗痕’，是指古代城市的城垣、河湖、街道和大型建置所遗留的痕迹，它反映着城市本身的历史变化。”这种“遗痕分析法”，也可以使用于高城遗址这种自汉代废弃之后不再使用、已深埋于地下的城址。从学理上讲，只要一座城市没有一次性完全埋入地下，只要有人居住，这座城市的废墟就会对居民的生活、生产造成影响，就会对村落、道路、池塘等布局有所影响。

濮阳卫城的地面比较平坦，城墙、宫殿、苑囿、街道等都已难觅踪迹，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是星罗棋布的现代村落，即高城、七王庙、于屯、桑园、西马寨、东马寨、冯寨、东郭集、安寨和老王庄。（图一、二）这些村落应该是汉代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

在南墙西部开挖的第4号探沟中，直接叠压墙顶的淤土中出有宋金时期的瓷片，表明城墙完全被埋入地下是在宋代或以后，故此张相梅等先生推测唐宋时期还能看到城墙。明代以来的地方史志为我们保留了历代学者对城址的描述与认识。明《嘉靖开州志》：“颛顼城在东郭里，去州二十里，所谓帝丘者。”“昆吾台在颛顼城内，周回五十步，高二丈。俗讹称混吾台，即昆吾墟也，亦曰帝丘。”“颛顼陵在东郭里，高二丈，广数亩。”“遮羞岭在东郭里，颛顼城之东，距州二十五里许。巉岩连络，几一二里余，故老相传，颛顼有太子，尝得罪于父，后葬岭东，曰太子墓。太子以得罪，羞见其亲，因筑岭障蔽之，盖俗俚之传，恐未必然，漫录于此，一名岭子头云。”

《大明一统志》：“颛顼城在开州东二十五里，一名东郭城，盖颛顼古都也。”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昆吾城，州东二十五里。其地有古颛顼城，城中有古昆吾台，相传夏昆吾氏所筑。”

现代《濮阳县志》：“今濮阳城东南25华里之高城村（传因颛顼高阳氏曾在此建都而得名）即颛顼城遗址。该村东4华里，有一片丘形高地，传说为颛顼太子墓；东南5华里有东郭集，传说为颛顼城东郭。”

濮阳县城四牌楼东面额板上雕刻有“颛顼遗都”四个大字。清常时泰《颛顼城》诗曰：“步出城东门，遥望颛顼郭。”2002年7月，高城村东南发现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碑一通，记载该村高氏从渤海湾迁居颛顼城。

通读上引地方史志，可知历代记述中以颛顼城和昆吾台为重点，而对卫都则只字未提。然而对比勘探、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历代学者所见都是卫都。明代《开州志》对“昆吾台”“遮羞岭”的描述非常具体，显然当时二者尚有很大一部分露在地表之上。清代以来的记述都比较空泛，似乎当时的城墙和高台仅仅保留在传说之中。《开州志》的“东郭里”显然就是现在的东郭集。以此村为基点，我们可以推测濮阳卫城遗址上的现代村落有可能早在明代已经存在。

“高城”之名亦颇耐人寻味。姑且不论是否来自高阳氏，其中的“城”字说明附近有城。钻探和试掘资料显示，北墙保存较好，其西北拐角处地势较高，城墙顶部距离地表只有2～3米，这里至今仍被称为城角地。当地村民仍称桑园村南的南墙西部为“南城头”，称南墙正中部为“南天门”。这说明虽然现在地面比较平坦，但各处城墙仍保存在当地人的记忆之中，也说明各处城墙消失的时间并不太长。这些地图上显示不出的小地名，可以说是“非物质”的古代城市的遗痕。

濮阳卫城之上现代村落的分布，为我们探索城门的具体位置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据图一、二，可知南墙自东而西为东马寨、西马寨两个村落，西城墙内外自南而北为桑园、于屯和七王庙三个村落，北墙自西而东为东高城、安寨两个村落，东墙中部内外有冯寨和东郭集两个村落。令人惊奇的是南、西、北三墙的村落数字与我们推定的各墙城门数相当，分布也比较匀称，我们有理由将各个村落与城门对应起来。只有东墙的情况比较特殊，墙内的冯寨与墙外的东郭集均位于中部，缺乏与东墙南、北两个城门对应的村落。老王庄是城内唯一的村落，其所在或与传说中的“昆吾台”有关，或为东周卫都的宫城所在。（图三）

现代村落与古代城门的对应关系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古代的城门附近是聚居之地。古代城市的城郭功能有所不同。《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只是外郭并非全是居民区，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大片空地。《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说：“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这说明外郭的居民区并不一定是连成片的，而是星罗棋布，与现代的郊区相似。《管子·大匡》谈到齐都临淄的居民分布规律时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耕者之所以近门而居显然是为了出入城门的方便。可以想见，如果东周秦汉时期的城郭之间不是遍布民居，那么这些民居应该主要集中在各个城门。

第二，城市被淹之后，由于房倒屋塌，原来的居民区应比原来的空旷地带地势较高，地基也比较坚实，因此后来居民回迁之时，除去回归故里的因素之外，仅仅地势较高也可以促使人们首先在原来近门之居民点重建家园。在东郡太守府搬出而此地由城市变为乡村之后，故城废墟之上就会星罗棋布地点缀着若干在原来的近门居民点上重建的村落。

第三，当时城墙虽然残破，但仍高高立于地上，因此只有城门附近才会进出方便。随着城墙越来越残破，地面越来越高，废弃的城墙逐渐降低，直至最后全部埋入地下，但城门附近的村落则屡建屡淹、屡淹屡建，直到现在。

四、余论

十门之城在中国古代比较少见，却非绝无仅有。唐代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东西长4400米，南北宽3400米，有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圈。最外圈的外城有十座城门，南北各三，东西各二。（图四）

濮阳高城遗址的形制与规模、《战国策》的“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现代村落的分布三个方面的材料都可以归结为：濮阳卫城的外郭应有十座城门。现代村落的位置显示各城门之间的距离有可能是大致相等的，据此可以粗略地测定各门的位置。

濮阳卫城郭门的探索不仅对高城未来的考古工作有所助益，更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意义。由探索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总结出的“遗痕分析法”，完全可以适用于叠压在现代村落之下的古代城址。这些遗痕主要有村落的名称与位置、街道布局、村中与田野小地名、地形与地势等。相信这一方法的应用与推广，将会对古代城址的田野考古勘查有所促进。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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