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晋祠铭》
这是一块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并亲自书写的御制御书,它还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行书碑,因而在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晋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
中国有立碑的传统,征战凯旋,歌功颂德,都要撰写文章并刻在石头上,以求永恒。李世民在征战高丽的回途当中,专门到唐朝的龙兴之地晋阳来修养。时为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李世民已48岁。众所周知,晋祠是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的祠堂,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李世民当年随父亲李渊就是在晋阳的晋祠唐叔虞祠前祭拜盟誓之后起兵,第二年攻取长安,建立唐朝,因而晋阳城一直被视为唐朝的龙兴之地和政权根基所在。相隔30载,故地重游,百感交集,李世民怀着感恩晋祠、感恩晋水、感恩唐叔虞的心情,写下了这一通千古闻名的《晋祠之铭并序》,简称《晋祠铭》。
唐太宗在这篇文章中核心是提出了贞观之治的精髓:“德乃民宗,望为国范”。李世民满怀感恩之情重游晋祠,以水比德描绘晋祠“临汾水而濯心,仰灵坛而肃志”;在唐太宗眼里,晋祠比蓬莱的海上仙境要美、比昆仑山上的阆苑仙葩还要美。晋祠供奉的唐叔虞的神灵,保佑唐朝“一戎大定,六合为家”,这是彰于天命,实赖神的保佑,所以要“无言不酬,无德必报”,所以要感恩,感恩晋水神祇,感恩叔虞的神恩;并明确指出唐朝国号的来历是承袭唐尧;唐朝遵循着周朝晋国“经仁纬义”的国政,也就是唐叔虞以仁义治国,恪守正大光明之道,行为要合乎道德规范,进而提出以德治国,以民为本。也就是以道德为崇高理想,其核心是诚信,诚信必须由国家来做,包括政治诚信,表现为制度诚信、法律诚信,让权力受到制约;以民为本,就是放水养鱼,养富于民;惟贤是举,德才兼备,也就是说选才用人首先看德。为什么说唐太宗是千古一帝、帝王的楷模,由此可见一番。
唐太宗李世民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励精图治的政治家,而且唐太宗对中国书法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首先,作为帝王,他把王羲之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书圣”之地位。李世民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晋书》是唐朝政府组织文人学士对前朝整个政治、军事、文化、社会整体修撰编史,而李世民独独为王羲之写传,可见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偏爱至极。其中“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这一书法论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偏爱,已超越了个人的偏爱。应该说作为帝王,李世民开启了一个书法新时代,决定了书法的走向,从而造就王羲之为代表的帖学一脉统治整个中国书法1300多年。
唐太宗李世民还是书法的实践者,其书法堪称一代大家。《晋祠铭》就是李世民以王羲之的书法精神一气呵成的千古名碑。
《晋祠铭》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厚27厘米。在唐以前,碑文书体一般是以篆书、隶书或楷书来书写,以示庄重威严,在秦朝是用篆书,在汉代是用隶书,在唐代是用楷书。但李世民却打破常规,以行书书写,也使此碑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行书碑。在此之后碑的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此碑碑首为圆形,由螭首下垂装饰,华丽而庄重。碑首的正中间是一块圭形平面,用来写碑额,碑额一般是以篆书或隶书来写,所以有篆额或隶额之称,而李世民用的却是飞白书,极为少见。飞白书是由汉蔡邕创造,至今已经失传。一般碑额就是题目,而这块碑却写的是年月,即“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碑的题目在碑文的开头,即《晋祠之铭并序》。
欣赏书法一般来讲,首先是“远观气势,近看细节”,就是站在一定距离看其整体的气势、格局、气象,然后再走近,看细节。这块碑雄浑大气,正如唐太宗本人文韬武略、气壮如山,正所谓“字如其人”。再看细节,全碑1203字,字字有根据,全由王羲之的结体而来;虽然绝大多数是字字独立,但“状若断而还连”,也就是常说的笔断意连,气脉相连;“势如斜而反直”,左右摇曳,因形态而产生势态。全篇有39个之字,都各有各的姿态,绝不雷同,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用功之深。最后再看其笔画,用笔遒劲,线条骨力雄强。虽然没有讲究整篇的分间布白,但雄强骨力支撑起全篇气势。李世民自言其书法“唯其笔力,而形势自生”,后人也是如此评价“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浑厚成,自无一笔失度”。
唐太宗晚年常以该拓本赠送贵宾,可见唐太宗对此碑的珍爱。
《晋祠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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