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山西大学堂前身 : 三立、晋阳、令德堂书院

坊间流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之类的著作,大多将中国大学的历史追溯至“三代之学”,或从西周“大学”谈起,或从汉代“太学”算起,即使像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北京大学的校史,像冯友兰这样的硕学鸿儒也强调:“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代的太学算起。”

最近,国内各大学纷纷举行校庆,大多将历史尽量往前追溯,甚至有些不惜“改头换面”或“偷梁换柱”。此种现象实是国人“民族自尊”情结的显露: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居然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呀。

此种建构“悠久历史”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无限地扩张却不值得提倡。因为中国古代的“大学”或“太学”,与“university" 存在巨大差异,中因近代新式大学的建立和大学制度的确立,实在是地道的舶来品( 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年3 月版)。

近代中国一些新式大学的成立,与前已存在的书院倒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继京师大学堂( 今北京大学) 之后于1902 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就是由此前设在太原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而成。

1907年的山西大学堂全景

晋阳书院与三立书院

“晋阳书院建自前明”。明万历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巡抚衙门旧址,增建号舍,筑三贤堂, 祀奉讲学河汾、生长于河汾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以此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并挂起“河汾书院”的牌匾。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时任山西巡抚魏允贞在太原府沿西南右所街,又将三贤堂扩大为三立祠,祠奉明贤55 人,每年按规定日期和仪式致祭。三立书院由此确立。

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沈敦和题写的校名

三立书院最初办得很有成效。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庚子科乡试时,学员考中举人者多达50余人。崇祯初年,时任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250 人进入三立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续增至71人,袁为其各著一传,传后加以“袁临侯日”的评语,名其书为《三立祠传》。

袁继咸,字季通, 号临候,江西宜春人。办事公正,热心教育。他主持三立书院后,与士子互相讨论,朝夕劝课,生活上蔬食菜羹,与士子一致。袁氏不带家眷,节余薪俸,全数补助寒苦士子。士子得病,亲自慰问,并出医药费用,深得三立书院士子之拥戴。崇祯九年(1636 年)当袁氏遭诬陷被逮进京后,以傅山、薛宗周为首的山西百余青年徒步上京,为袁鸣冤,使袁案得以平反,此为有名的“伏阙讼冤”。崇祯十六年(1643 年),时任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整顿,其中两大措施最为著名: 一为聘请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及傅山来院讲学; 二为每月三集,集中讲学。初集讲圣谕,由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 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列,从政人员必须参加;三集讲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参加。

明清之际十余年兵荒马乱,山西属于重灾区,三立书院也受到一定冲击。顺治十七年(1660 年),山西巡抚白汝梅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经兵燹,遂在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另建三立祠。此次重建的三立书院总面积大为扩展,共花费白银2130余两。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三立书院正式改名“晋阳书院”,重建后的晋阳书院旧址即在现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内。自顺治十八年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661-1901年)240 年间,晋阳书院一直设在候家巷。1902 年成立山西大学堂,大学堂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谷如墉,即为晋阳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晋阳书院的学生也全部进入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校门

令德堂书院

山西大学堂与“令德堂书院”也有历史渊源。光绪八年(1882 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唯苦人才不足”的情况,到任伊始,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请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仿阮元学海堂诂经精舍例,设“令德堂书院”。后因王学庄丁忧去官,张之洞又与新任学使凤歧悉心规划,在桥头街(今太原市人民公园)觅屋开办。令德堂课士,仍为传统书院规制,其延聘的山长、分校都是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如主讲王轩(洪洞人)为同治壬戌进士,幼治三礼,习许氏《说文》,于地理学、金石考订颇有成就; 协讲杨笃(乡宁人) 为同治甲子举人,精三礼,尤专训诂。王、杨均为光绪《山西通志》的主要纂修人; 协讲杨深秀(闻喜人) 为光绪丁丑进士,治朴学,为后来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令德堂创始人张之洞

1884 年,张之洞饬冀宁道详议令德堂章程六条四十二目(载光绪《晋政辑要》卷23,《礼制,学校六》),举凡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书籍购置,课卷日记,监院教谕,书役斋夫, 巡更杂役,均一一议立章程,“以期历久可行”,令德堂学生最初仅30人,后陆续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据载,1885 年乙酉乡试,有文能运用许慎《说文》及史学辞章具有根底者皆属令德堂肄业生。值得提起的是,戊戌维新高潮期间,令德堂肄业生增至120 人,院长屠仁守进行教学改制,添设经济课四门——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令学生任选一门,广览众参。令德堂的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

令德堂书院章程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外籍教士安怀珍、刘博第等强占令德堂为临时教堂,令德堂于是停办,其肄业生后来一律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最初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承袭令德堂旧制,而山西大学堂创办人之一的谷如墉及教师田应璜、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

清末书院改学堂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山西大学堂就是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

|来源:《山大往事》、青莲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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