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往事：这所学校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作者：雷金文 和君商学运营总监

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所学校，办校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达10万多人。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在这所学校工作和学习过的，有元帅7人、大将10人、上将29人、中将105人以及少将366人，占所有将军数的近三分之一。他的学员日后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及兵团级、省部级高级领导人才数不胜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建国初期，他的学员撑起了共和国的半壁江山。他就是成立于1936年6月1日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一、抗大往事

抗大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县砻市主持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教导队。1931年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央红军学校。1933年秋，由中央红军学校扩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4年秋，“红大”改编为干部团，参加长征。

1935年11月，干部团与陕甘宁晋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并于1936年2月，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继承着抗大的血脉。

（一）抗大成立时的历史背景

1935年10月19日，抗大成立前8个月，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长征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抗大成立时，红二、红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他们与中央红军会合是在抗大成立后的4个月，即1936年10月。

长征过后的中国共产党、红军力量都十分弱小。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人，陕甘支队到达吴起时仅剩7000余人。据统计，1937年，全国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只剩下4万余人。

1937年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由西北红军主力组编而成的八路军时有4.5万人，由南方八省游击队组编而成的新四军时时有1万余人。部队干部战士以工农为主，他们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低。据1940年第115师政治部的统计，该师营以下干部中，能看不能写的占10.4％，一字不识的占39％。

1936年5月8日，抗大成立前的第24天，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他强调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以西北红军大学为基础，创办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5月20日，抗大成立前的第12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建立抗日红军大学问题。会议就抗大办学的目的、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人员组成、教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1936年6月1日，抗大开学典礼在瓦窑堡举行。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指出：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二）抗大是如何艰苦奋斗的？

抗大成立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难解决。

第一个问题：抗大成立时，时间紧、人手少，校舍不足，教学设备缺乏，甚至还缺粮食。

为了弥补教员的严重不足，毛泽东自己带头给抗大学员授课。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机关干部纷纷到抗大讲课。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陈云、伍修权、李德等也都任抗大的兼职教员。林彪、罗瑞卿、莫文骅、陈光、罗荣桓既是学员也是学校领导。

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领导教学工作，安排作战经验丰富的林彪、徐向前先后任抗大校长，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等先后任副校长。此外，董必武、罗荣桓、周子昆、苏振华、袁国平、韩先楚、李志民、韦国清、周士第、张云逸等人都在抗大任过职。

在抗大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为抗大说话、为抗大撑腰。比如1936年7月，一军团给抗大的纸张被总部机关截留。毛泽东知道后，对总部机关进行严肃批评，命令如数送还，不得缺少件。从此谁都不敢再截留给抗大的物资。

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著名的红色著作《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是这样描述抗大的。抗大是一个“独特无二”的地方，学校将窑洞当作教室，石头砖块当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学校校长一是个28岁的指挥员，学员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8年作战经验，受过3次伤。像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这么一家”。因为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学校因为“纸荒”而将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笔记用纸使用。抗大每个学员的教育、伙食、衣着费用等一切开支，每月不到15元银洋，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悬赏加起来总共超过200万元。

第二个问题：参加抗大学习的有志青年络绎不绝，他们来自四面八方，除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考验的老红军及来自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外，大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学员的成分复杂，层次不一。这些学员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黄兴的儿子黄鼐、冯玉祥的侄儿冯文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音乐家贺绿汀，还有国民党县长，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特务借机混入延安……如何将出身和职业不同、观念和文化水平不同的学员，培养成“步调一致”的抗战干部，这是抗大在进行人才培养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抗大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多数企业在进行人才培养时面临的首要问题。

抗大是怎么解决的？

依靠思想政治教育统一大家的观念和认识，解决学员中的众多“不同”。为此，学员到抗大后的第一课就是政治教育课。抗大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转变学生的思想展开。具体落实到课程设置方面，在军事队中，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二，政治课占全部时间三分之一。在政治队中，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抗大的一切工作都围绕转变学生的思想展开。《亮剑》这部电视剧中的赵刚政委就是抗大毕业生，能文能武，射击技术一流，方得到李云龙发自内心的认可。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开学典礼发表了题为《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话。他说，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但你们可以学到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为了实现这个宗旨，毛泽东期望学员在抗大学好三样东西：第一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就是要打日本；第二是学做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第三是要下一种决心，即抗日救国和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要实现这种决心，就要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第三个问题：战争环境下办教育，教什么内容？

一方面，教学计划根据每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制定。

比如，第一期主要是系统训练红军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干部全都有，同时设立特科培养特殊技能干部。从第二期起，有大量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教学内容主要进行军政教育，特别是进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传统教育和革命的人生观教育。第三期时，前方迫切需要大批文武兼备的抗日骨干。除政治教育，加大军事教育比重，比如游击战术、组织指挥、射击、伏击、爆破等内容。第四期的时候，各分校附设地方武装干部训练队，着重放在游击战术和启发民族意识的教育。

同时，教学内容注重实用，强调少而精。

首先是少。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筛选教学内容。实际工作最需要什么，抗大就教什么，学员缺什么，就补什么。急用的先学，“不急之务”则后学或暂时不学。

其次求精。每一门课程教学都力求突出重点，画龙点睛，讲清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即可，不刻意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完整，不搞繁琐哲学和反复论证。

第四个问题：战时状态，教学环境特殊，怎么组织教学？

一方面，抗大以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来应对，从学制、教学两方面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同时，探索出“边打仗边办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子，一切为战争需要服务的原则，把战场融入课堂，把战例作为教材。

具体在学制上，抗大的每期学习期限一般为4个月到半年。每一期的划分又是灵活的, 根据抗战前线的需要随时有学生入校, 随时又有学生毕业。在教学上，每个教员都要准备几套教学方案。根据具体情况，能多讲就多讲，能重点讲就重点讲，见缝插针，一个课题讲多次是常有的事。

在战斗、流动、分散的环境中教学，教员成了“游击教员”，课堂也变为了“游击课堂”。大块时间时就集中授课，分散时间就复习讨论；正课时间讲构造、原理等知识，课余时间学员体会、练习、使用技能。重要的内容，教学组在课前要召开准备会，集体备课，写好想定，对问题一个一个推演，之后再分组上课。

第五个问题：学员层次不一，背景不同，文盲半文盲多，怎么确保学习效果？

不搞单纯的知识灌输，既重视学理论、学知识本身，更重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抗大探索出教、学、练结合的路子。

首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战化教学。抗大教员不论编写教材、讲课，还是组织学员讨论、布置作业，都注意引导学员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作为军事技能的养成教育。实战化教学，战场与课堂相互结合，战争中学习战争。比如1940年3月16日，抗大学员参加了徐向前指挥的孙祖战斗，共毙伤日军指挥官炮兵队长以下190余人。

其次，提倡启发式、研究式、讨论式教学法，并注重根据教学对象进行针对性教学。讨论、座谈、辩论会、启发式教学法是常用的方法，在行军中，学员们还组织行谈小组。这样做可以帮助学员消化吸收，大家共同提高。

在针对性教学上，对于斗争经验丰富、理论基础薄弱的学员，采取启发式、问答式为主，讲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精讲多练，使学员一听就懂。着重于先讲后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问题间又有着一定的关联。学员在教员的引导下，从问题的侧面，进而了解到问题的全面，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理解能力较强却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采取讲演式、启发式为主，问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讲完就组织实际操练，通过操练进一步巩固学习的内容。对于部队干部学员，采取讲演式、启发式为主，问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讲完就组织实际操练，通过操练进一步巩固学习的内容。

第六个问题：学员层次差距大、背景成分复杂，怎么管理？

1937年4月，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抗大以这一校训为原则，严格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生活纪律，作为养成教育。一方面，严格校纪法规。抗大建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职学员不论职务多高、资历多老，历史贡献多大，都应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学校的纪律。黄克功案件就是典型案例。另一方面，重视学员作风培养，养成教育。学员自入校开始，一律按正规部队编制，成班、排、连建制。日常风纪、着装、紧急集合都按照军人的要求来进行。官兵平等。领导没有架子，不能搞特殊化，生活完全同学员一致。

二、抗大对企业人才培养的启示

抗大是一所战时军事院校，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对新时代中国企业的人才培养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第一，每个企业在市场中竞争，无时无刻不处在“战争状态”，都应该有一所自己的“抗大”， “否则将来无干部，将会犯罪”。企业不分大小、强弱，都应重视人才培养尤其是双核人才的培养，而且培养人才是企业能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

第二，战略级定位人才培养体系，做相对超脱的组织，领导重视。抗大设立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

第三，人才培养体系，应该先有再优，因陋就简，不求大、不求全，跌跌撞撞，逐步成熟。抗大是在没教员、没教材、没教室、没经费的条件下，先成立再逐步解决这些困难的。

第四，抗大依靠强大的政治教育培养出步调一致的“抗日干部”。企业在人才培养中，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传承应与业务培训并重，甚至更重，筛选、培养有共同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的人才。这样才可能解决企业内心的痛--培养的人才总是为别人做嫁衣裳。

第五，用以致学，请注意，不是传统的学以致用。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注重实用，少而精，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做合一。

第六，多用启发式、研究式、讨论式教学法，师生组成学习共同体，共同解决如何提高学习效率的问题。

总结而言，在中国，尤其是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培养人才，与其学西方，不如学“抗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抗大是在血与火、救亡图存的战争年代，用生命的代价检验教学成果，比起现代的企业用金钱来检验来得更有历史的厚重感；另一方面，抗大的人才培养哲学和方法论充满着浓浓中国味、浸润着中国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一直根植在我们的心底，学习、传承抗大，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就有了文化根基，是有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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