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三：什么是教师的学者化？

代汉语词汇里以“者”字作词尾的词，是由文言文中的“者”字结构短语演化而来的，常见的如“读者”、“学者”、“作者”等。我们知道，文言文中“者”字结构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的”字结构，“读者”、“学者”、“作者”就是“读书（报）的”、“学习的”、“写作的”，是由偏正结构短语省略中心词后变成的。翻译成书面语时一般要补上中心词“人”，就成了“读书（报）的人”、“学习的人”、“写作的人”。如《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韩愈《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引文中的“学者”就是学习的人。

那么用“者”字结构表述与用“的”字结构表述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叫“学习的人”，而称作“学者”呢？区别在于前者对所要表达的对象有正规化、庄重化的作用，就“学者”这个词来说，不仅是正规、庄重了，还有些神圣化，说到学者往往令人有些肃然起敬的意思，事实上学者不仅是学习的人了，而且通过学习已经成为有学问的人了。所以学者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旧五代史•晋书•史匡翰传》：“尤好《春秋左氏传》，每视政之暇，延学者讲说，躬自执卷受业焉。”

其实“学习”有两个层次，一是“读书”，二是“做学问”，都是进行时态；而“有造诣的人”是个完成时态，看是从哪个方面强调，如果给“学者”下一个定义，最好两者兼顾。

作为肩负为国家培养人才重任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我们没有必要把学者神圣化，要回归它的本义，就是要成为不断学习的人，成为学有所长的人，能成为本学科教学的行家里手。不过这是仅从教学上的传授知识方面说的，而我们同时还是教育工作者，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口头禅：“你不是教物理的，而是教人物理的。”后面我们还要稍加拓展，说一说。

学者就是学习的人，学习书本，这是前人智慧与科学成果的结晶；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学习生活；学习自然；向一切人学习，向一切事物学习，“处处留心皆学问”。

学习什么？学习知识，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学习知识的人，经过一定的过程，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就被人称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个笼统概念，从知识的功能上讲，也就是作为掌握知识的人，对社会所的作用和贡献上讲，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这只是相对的，外延是有重合的：

（1）专业技术人员：指依照国家人才法律法规，经过国家人事部门全国统考合格，并经国家主管部委注册备案，颁发注册执业证书，在企业或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技术人员及具有前述执业证书并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在1983年以前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或在1984年以后考取了国家执行资格并具有专业技术执业证书的人员。

（2）学习的人，做学问的人，学有成就的人。“学习”是个动词，指的是一个过程，就是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3）思考者。按照康德的划分，人的认知有感性、悟性、理性等不同层面或范畴。思考就是要在这几个层面上，认知人本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神的关系及发展。康德本人就因为思考，使自己平淡的生活与其伟大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社会的良知与正义。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代表普遍正义，应该永远批判，是所谓社会“良知”的代表。

综合考虑，如果给知识分子下个定义，应该是“有一定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的读书人”。

这里有三个要素：“社会责任感”、“批判意识”、“读书”。我曾多次和人讲，这三点只要缺了一点，就不应该称为知识分子。

我们不必是社会“良知”，但要有独立的人格与精神，就是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就是要有“范儿”，做摆在前面的苹果。

孟子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塍文公下》），这就是一种独立精神，就是“范儿”。所谓“独立”，要做到三条：

独立于权力。行动上应该“保持一致”，遵纪守法，这没说的，否则社会秩序就乱了；可思想上，精神上应该疏离权力集团，这样才能保持一定的判断力。司马迁记述齐国的稷下学派时，说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驺衍、淳于髡等七十多人“不治而议论”（《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不治而议论”，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

独立于金钱（利益集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点比较难，过去提倡克服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现在不时兴，也做不道，不符合争取和保护个人权益的现代人权理念，但想问题、提意见，中道一些，理性一些，还是必要的。做教师的如果太功利，太情感化，是不妥的。

独立于大众。不能人云亦云，比如说不能听从网络民意，网民是什么？两头缺位：一是高端缺位，一流思想家、杰出科学家很少在网上发表言论，二是低端缺位，工人，农民，家政工作者等底层体力劳动者没有机会上网。这两种人肯定形不成网络民意主流。如果决策者根据网络民意制定政策，是非常危险的。作为教育工作者，网络意见也只能参考。

为什么要首先强调一个独立性呢？因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是很难独立的，用毛主席的话说是附在“五张皮上”，解放后其中的两张“皮”，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这部分人就成了“丧家犬”，作为历史的胜利者，当然要收留这些失去主人的“狗”，为我所用，不但如此，还要把仍然附在别的“皮”（即阶级，或利益集团）上的“毛”拔下来，安在已经取得政权的所谓“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总之，知识分子还是没有独立的资格。实际情况，大家都知道。

鲁迅先生曾认为，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人，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前者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后者是游于体制之外，还没有享受到体制内好处的人。当下的说法是还没有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两种人都是受制于体制的“奴隶”所以在我国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尤为重要，尤为艰难，大家可以看看体制内摆在最前排的苹果（官员），有独立的精神吗？摆在第二排的苹果（替利益集团代言的所谓知识分子），有自由的思想吗？我国社会最可怕的就是雍正、乾隆以来，因统治者实行的“言者有罪”而造成的知识分子“政治冷淡症”和官员“唯上病”，每遇要事，往往集体失语。晚年的鲁迅为什么更深邃？更敏锐？就是他辞职不干了，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大隐隐于市”，躲在上海的“亭子间”卖文为生，不领工资，独立思考去了。对此，萨义德倒是说得干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知识分子论•序言》）

独立的精神地位取决于独立的经济地位，如果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就很难实现独立。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两种办法来实现，一是有相对体面的生活；二是安贫乐道，不为所动，经得住诱惑。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做到。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人先天的情感有余，理性不足。两千多年前的先知们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没有“理性精神”这个词），所以才积极倡导“中庸之道”，时至今日“奉承文化”与“愤青文化”仍然阻碍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这两种文化的极端代表就是挥之不去的“汉奸意识”（可以外化为“卖国贼”）与动辄泛滥的“狭隘民族主义”（可以外化为“爱国贼”），对自己的传统与现状的态度，要么一切都坏；要么一切都好。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人非中庸。所举的例子之一，就是倘若不解放，再过两、三个朝代，妇女的“三寸金莲”就变成一个锥形了。

学者化的“化”是什么意思？权威解释是“放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知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功能性、二是装饰性。功能性不用说，装饰性的表现也比比皆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尤其是俄罗斯，上流社会沙龙里的太太小姐们普遍使用法语，既不是学术需要，又不是外交需要，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就是装饰。时至今日，这种知识的装饰也很流行，如文凭泛滥现象。“装饰”在实际使用时常常被说成“镀金”。我们所谓学者化，也可以说有某种装饰性，但性质不同，宋代诗人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反过来说，就是“读书三日面目可亲”，由“可憎”变成“可亲”，是不是有一种装饰效果？但这种“装饰”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就是要通过知识积累，外化为一种人文素养，一种由表及里的风范，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气度。

因此我们的追求不能仅限于专业技术人员本身，即不能限于职业要求本身，应该再上一个层次，从学者化方向努力，就是不仅要有学者般的知识水准，还要努力使自己具备学者的视野，学者的气度和学者的风范。而教师的学者化就是要做到当初我们读师范时，经常看到的写在墙上的那句老话：“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们现在再想想，这句话的含义，是多么准确的职业概括，有多么高的职业境界。孟子说：“教者必以正。”（《孟子·离楼上》）确实，教师这个职业，不仅要求具备可为人师的深厚学养，而且其思想品格，行为规范堪为人表率。师德，是教师的职业灵魂，没有这个灵魂，就永远达不到“身正为范”的境界！

对待人生通常有三种态度：

认命——知命——立命，认命是消极态度，是大多数人的态度；知命，不安于现状，懂得思考并了解全局的人。立命，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至少是有自己的想法，并积极去实践的人。我们做教师的如果做不到“立命”，起码也应该把“知命”作为努力的方向。

人的生活追求有两个基本层次：

一个是物质的，形而下的，是动物性表现；一个是精神的，形而上的，是神性的表现。从懂事起，人就处在这两种张力之中，教师的责任就是要给教育对象追求物质生活的技能和追求精神生活的动能。前者叫教书，后者叫育人。

人生的努力有两个方向：

正向努力和反向努力。学业上的正向努力，终身学习，终身接受教育；人性上的反向努力；复归朴实，复归童心。一个成人受社会的污染太多，复归的过程，也就是净化心灵的过程，有一颗童心、质朴心，才能真正热爱孩子，热爱我们的工作，才能把主要精力投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现行教师激励机制中，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为层次，分别有三种荣誉称号，即“教学新秀”、“优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获得这些称号，与学者化有没有关系呢？“教学新秀”显然是鼓励初露头角的青年教师，与“学者”这样一个身份有较大距离。

“能手”，就是行家里手——过去就是指“匠人”。“匠”字的本义就是“有专门手艺的人”，作形容词用时，有“灵巧，巧妙”的意义，如“匠心独具”；引伸为“在某些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人”。“教学能手”，这个称号中的能手应该还没有这个引伸义。教学能手，就是个教书匠，优秀教书能手，就是优秀教书匠。

然而做一个真正的教学能手也非常了不起。我的一个同事曾因一位老前辈鼓励她“要做语文教学的行家”，而受了几十年的鞭策，成就了她一生的事业，如今仍然退而不休，继续奋斗在三尺讲台上，成为许多学生仰慕有偶像。

更高一些的荣誉称号就是“学科带头人”了。在基础教育方面，学科带头人一般是指在教学上有相当经验，有突出教学成果，领导能力强，领导全部或部分所在学科教学工作的人士。随着行政级别的升高，从县级、市级到省级，学科带头人的资历和影响也逐步丰厚、扩大，确确实实成了本学科有很高造诣的人，应该是学者化了。从“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到“学科带头人”，走着一条学者化的道路。可这只是一种勉强对应。荣誉称号总是有指标的，而且在现有评优机制下，还很难克服人为因素与量化考核两方面的弊端。真正的学者化是一种客观而不受名利纠缠的状态，一种良好的学术性氛围，一种催人向上的标杆！

“教师学者化”，无疑是一个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在学习的态度、动机、目的以至方法等等方面都是平等的，师生间应该构建出一种“同学”关系；在这种“教学相长”的氛围中，师生之间情感和思想才有可能发生碰撞，彼此的心灵才有可能相互体察和接纳；如果这样，双方就能感受相通的相悦和知识素养的积累，就会产生互相勉励、共同促进的内在驱动力。

教师的天然使命，早在唐代，“好为人师”的韩愈就作了精辟的总结：即传道、授业和解惑。

传道是教育观。传什么道？对于我们首先传的是统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具体到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内容与表述，比如过去是“马列毛邓三”，现在是“科学发展观”。

这里有一个“忠诚”问题，而忠诚有四个层次：

（1）忠于领导，能得到提拔，比如和珅；（2）忠于国家，可能蹲监狱，如刘锣锅；（3）忠于人民，常常被迫做了强盗，如陈胜吴广；（4）忠于真理，多半要掉脑袋，如布鲁诺、李大钊。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的作者科塞说：“理念人应当是为真理而生活，而不是靠真理而生活。”（刘易斯·科塞，1913—2003，犹太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他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指出：“理念人（男士和女士），虽然屡遭拒绝和蔑视，却依然在很多世纪中成为西方思想上的开路先锋。我猜想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理念人，又可以称为观念人，是科塞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表述。我们做教师的，生产的是精神产品，观念是我们的基本“标的”，那么作为观念人，在塑造人类社会和推动人类社会演进中具有何种力量呢？他一定要具有某种创造性，同时还具有一种传习性，但他是“直接无力”的，不能象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那样，直接变成资本，积累财富，也不能像政府官员那样，利用行政资源，直接进行社会动员，而一定要通过某种媒介（平台）对社会发挥作用，而教师的媒介就是我们手里的“导学案”，就是深受我们影响的学生，接受了我们思想、品德、知识、技能训练的学生就是我们的作品，我们是通过他们来影响社会，甚至是改造社会。“师不高，弟子拙”，一个优秀班主任，能从班里每个学生身上都看到他的影子。我们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才能在效地训练、培养、塑造我们的学生，才能把我们对社会的影响最大化。

有一个很有启发的历史现象，诸子百家时代的多位第一流思想家，包括孔子在内，都是教师，有些是职业教师，比如政治学大师王诩（鬼谷子），终身未出仕——没做过国家公务员，更没有进入过领导层，但他通过他的两个学生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而且影响了历史。另一位著名教师就是荀卿，三次出任稷下学宫（世界上第一所民办公助的高等学府）祭酒，政治家李斯与政治理论家韩非都是他的学生。

授业。业，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业，基础知识，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课；二是技能，专业技能，生活技能，即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这个“业”怎么授？这是教学法的研究对象，全国高效课堂协作网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教学成本（客观），获得最大的教学收益，于是高效课堂就应运而生了。可见“授业”是一篇大文章，超出了我们这个题目的思考范围。这里只就准确传达文本原义方面举两个小例子。准确地传达文本原义有时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借助工具书，查资料，可能还要我们借助课外功夫去思考：

（1）“生彘肩”：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生，就是不熟，未加烹饪。可是到了楚汉分争的时代，人类早已脱离饮毛茹血的时代，即使保留着生食的习惯，也经过适当加工，一要精选，二要切片。还有，这也不符合待客常规，项羽是世代贵族，自有贵族风范，再说樊哙本人也不干呀！你们坐着吃熟食，我站着不说，还给了一条生猪腿？即便是前两个原因都不存在，生猪肉也咬不动呀！整吃下去，不闹肚子？所以，这是不合常理，也不合常识的。那是怎么回事？人家《史记》原文就是这样写的。其实稍加思考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从手抄——注意，没有纸，是在竹片、木简上——木刻雕版，到泥塑活字印刷，到宋代就一千年了，丢掉了一划，丢了一划什么，“捺”，“生”加上“捺”这一划，是个什么字？“全”。这样一来就明白了，突出了樊哙饭量大。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本质是“食”文化的有力佐证，能吃就能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而且有的版本，下面那个“王”明明就是不出头的，让人能一眼明白，可硬是错到当下，原因就在于这是经典呀，谁能改得了呢？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语出《论语·泰伯》，批林批孔期间的解释是“老百姓只可让他们做事，不能让他们明事理。”可这完全不符合孔子的民本思想，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断句出了问题。古人为了节约书写成本，文章是不加标点的，后人阅读时要读出正确的语感，首先要弄清节奏，搞清句子中的大停顿和小停顿，这门学问就叫“断句”。这句话正确的读法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译为“民众可以使用，就任由他们去做，不可使用就组织他们学习相关知识”。这样一来意义就大不一样，孔子不仅不是宣扬愚民政策，而且还是主张“岗前培训”的第一人；不仅是教育家，而且还是职业教育家。其实孔子类似的主张还有，如《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用没有经过训练的民众打仗，可以说是白白送死”。

上面所举的两个常识性的例子，我们要么是理解错了，要么是没有弄明白，可见发现常识性问题，也需要一定的学养。

“解惑”是教育观与教学法相结合的综合性问题。解学业疑难，解人生困惑，这就又回到了“传道”上，即寓思想道德教育于教学之中，还是个“育人”问题。

传统的“解惑”方法是老师给出答案，指明方向，讲清道理。结果是多数人都捧着别人的答案，自己的困惑仍然得不到解除；其实多数人都是希望解除困惑，很少有人只要答案的，也很少有人仅仅满足于他人的解答。有人认为，老师只要给出答案，学生自己就可以在实践中应用、落实，其实不然，“知道做不到”的现象生活中比比皆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答案，不能提高人的学习技能，更解除不了人生困惑。也有的老师只做传声筒，因为自己也在“疑难”或“困惑”中，只是把他人的答案或道理复述给学生，是“从书本到书本，课堂到课堂”的“解惑”方式，结果是师生双方的“疑难”或“困惑”都没有得到解决。

正确的方法一是老师应该帮助学生解释疑难，绝不是简单的给出答案，而是要讲明道理，学生弄明白了道理，就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二是老师把答疑解惑的能力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学会自己来解决疑难与困惑；只有这样，才可能“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我们说，解惑也是个育人问题。

总之，一个学者化教师，不是针对着他目前知识的多少，也不在于他有怎样的资历、学历、职称和荣誉称号，而在于他热爱真理、探索知识的自发与自觉，在于他发现和表现的敏感、勇敢和持久，在于他热衷于生发性、创造性的生活和工作，即真正“人”的生活和工作。这意味着他不仅在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有比较深厚的趣味和个性化体悟，而且对文化学术的发展、社会动态和人类命运也有较为深切的关注和观察。“学者化”对大多数教师说来，不是要成为学问家，而是要形成一种积极好学的品质，一种对待历史、人生和人类文化的良好态度，一种对于社会性事物自觉参与的精神！由于历史和社会所赋予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这种品质、态度和精神，不仅对学生起着榜样导向作用，而且在影响社会、改善周边人文环境，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有序、积极向上的生活方面，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教化熏染于无形之中。（上篇；2012.7.12完稿）

Hash:5d3c2e67ee9f62079c9fdd47d62c64000a69ee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