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北惠济庙内原来还有乾隆御碑亭!

雍正御碑亭 石仪天下摄

惠济庙位于今首钢制氧厂内,现仅存“雍正御碑亭”。其实,庙内除此亭外,原还有“乾隆御碑亭”一座。因新中国成立后随庙一起被毁,所以知道的人不多。清光绪《畿辅通志》卷十三载:“北惠济庙在石景山西南,奉敕建。永定河自石景山以下始筑堤防,为上游修浚要地。雍正七年,世宗宪皇帝命建庙以答神庥,赐名北惠济庙。碑亭二,恭刊世宗御制碑文,高宗御制诗。”

(碑阳 )

乾隆御碑亭位于真武殿以北的院落中。亭内有巨碑一通,螭首方座,通高5.01米,宽1.18米,厚0.41米。碑额篆文“御制”二字,碑文行书,蔚为壮观。此碑现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为何称“乾隆御碑亭”呢?原因是亭内碑的两面都镌刻了乾隆帝的诗文。《日下旧闻考》和《畿辅通志》对碑上的两首诗均有记载。

先说碑阳。碑阳首题《阅永定河堤因示直隶总督方观承》,落款是乾隆庚午年,即公元1750年。其诗为五言体,诗曰:

水由地中行,行其所无事。要以禹为师,禹贡无堤字。

后世乃反诸,只唯堤是贵。无堤免冲决,有堤劳防备。

若禹岂不易,今古实异势。上古田庐稀,不与水争利。

今则尺寸争,安得如许地。为堤已末策,中又有等次。

上者御其涨,归漕则不治。下者卑加高,堤高河亦至。

譬之筑宽墙,于上置沟渠。行险以侥幸,几何其不溃。

胡不筹疏浚,功半费不赀。因之日迁延,愈久愈难试。

两日阅永定,大率病在是。无已相咨询,为补偏救弊。

下口略更移,取其趋下易。培厚或可为,加高汝切忌。

多为减水坝,亦可杀涨异。取土于河心,即寓疏淤义。

河中有居民,究非久长计。相安姑弗论,宜禁新添寄。

条理尔其蘉,大端吾略示。桑干岂巨流,束手烦计议。

隐隐闻南河,与此无二致。未临先怀忧,永言识吾意。

诗句不难懂,乾隆似乎也未逞诗才。他对治理永定河的大臣注意开导,语重心长。谈了自己对治水方略的理解,告诫大臣不能行险侥幸,要抓住根本,疏浚为主,免得事倍功半。河道的出山口要下移,堤要加高培厚,尽量从河道中取土。还叮嘱对河畔居民数量不使增加,要“未临先怀忧”,先期做好准备。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治理北京第一大河的重视程度。

(碑阴)

再说碑阴。首题《阅永定河》,落款是乾隆乙亥年,即公元1755年。也就是说作于碑阳诗歌的五年之后。诗歌也是五言体,其诗如下:

永定本无定,竹箭激浊湍。长源来塞外,两山束其间。

挟沙下且驶,不致为灾患。一过卢沟桥,平衍渐就宽。

散漫任所流,停沙每成山。其流复他徙,自古称桑干。

所以疏剔方,不见纪冬官。一水麦虽成,亦时灾大田

因之创筑堤,圣人哀民艰。行水属之淀,荡漾归清川。

其初非不佳,无奈历多年。河底日已高,堤墙日已穿。

无已改下流,至今凡三迁。前岁所迁口,复叹门限然。

大吏请予视,蒿目徒忧煎。我无禹之能,况禹未治旃。

讵云其可再,不过为补偏。下口依汝移,目下庶且延。

复古事更张,寻恩有所难。

此诗流露出乾隆对治理永定河的无奈,有忧国忧民的心境。所以,诗歌的味道比上一首略好。据考,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赐名永定河后,虽多方治理,永定河并没有真的“永定”下来。乾隆二年(1737年),即决口四十多处;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北岸决;第二年又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良乡段决口……。永定河一直成为清政府的心病。乾隆帝虽大力治理,似乎也只能“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他的无奈也是可以理解的。

北惠济庙集中了清代如此多的帝王文字,以至于我们要想了解清代永定河的水利史,还必须借助于那里留下的资料。庙内的“乾隆御碑亭”虽然不在了,但通过现存的“雍正御碑亭”我们还可依稀想见它原来的风采。特别是诗碑还在,诗文还在。我们通过诗碑上的诗,更可以去理解“康乾”盛世的由来,这是北惠济庙内的“乾隆御碑亭”留给后人的思索。

作者:浮白

来源:石景山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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