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来之千年省署？——“督军府”沿革探析

山西省政府曾驻地、名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督军府旧址”，近年来，成为省城太原各界关注的“亮点”和“热点”。网络报端，常见长短不一的“介绍性”文字、“专题性”文章、“综合性”报道。虽多属因因相袭，然不乏其篇。至于街谈巷议，更是津津乐道，耳闻不绝。然而，认真读、仔细听之后，深觉主旨虽好，但臆测者有之，讹传者有之，无中生有者亦有之，时日既久，造成不可小觑之误导，甚至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有关方面的设计者、实施者、管理者、决策者。出于一个太原人的责任，兹不揣冒昧，一陈管见，提出质疑如后，逐一商榷之、辨析之。

█ 督军府旧址文保碑。张向东摄

质疑一：这个省级文保单位，“北宋大将潘美曾在此扎营作帅府，后为（并）州治，（太原）府治”。

质疑二：是“一千年没有挪过地方的省级行政中心，在全国恐怕也不多见”。

质疑三：“金朝为河东路治”。

质疑四：“元代为（山西）行中书省治”。

一 无法确定宋潘美帅府与民国督军府旧址在同一位置

凡系统撰述督军府旧址历史变迁的文章，几乎异口同声，众口一词，有曰：“太原督军府，历史悠久，脉络清晰，北宋之前，这里是晋文公重耳庙，北宋时期改建为大将潘美帅府。”有曰：“督军府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大将潘美曾在此扎营作帅府，后为州治、府治。”有曰：“督军府，北宋以前曾为唐明镇晋文公庙。”

█ 公元982年重建太原城的北宋大将潘美

依据是什么？见之于何载？有何物可证？每位作者都不曾说，也没有引征史料，更没有采用史籍原载。他们的依据可能来自《老学庵笔记》（后简称《笔记》）吧。《笔记》的作者，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他在襁褓之时，北宋为金所灭。即长成入仕南宋，对金主战，时时盼望“王师北伐，收复中原”。那句脍炙人口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广为传颂，正是他的传世之作。晚年的陆游作此《笔记》，专载遗文轶事，考订诗文，间采民间传说。在《笔记》的第九卷，就收记了一段事关北宋之初太原的轶闻。此不揣繁琐，原录于后：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太原，降为紧州，废旧城，徙州于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西北三十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

这是宋人记载宋初太原地方史事，鲜有之史料，近乎孤例，字虽仅百，却弥足珍贵。是文言简文白，意赅易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交待得清清楚楚。用现在的话说，关键词有：平太原、徙州榆次、唐明镇、晋文公庙、美乞为并州、以庙址为州治。个中与后来的“督军府”没有丝毫瓜葛，怎么就能成为督军府千年沿革之源头呢？唐明镇确址尚且难于准确定位，镇上的文公庙所在又如何指定？至于后人说潘美在文公庙建帅府，《笔记》既无明说，也无暗喻。此说，岂不成主观臆断、无本之木？似有捕风捉影之嫌。

即便文公庙是为后来潘美之帅府，再后来又成为“并州之治”“太原府之治”，那又与“督军府旧址”有什么必然之关系？又怎么能断言时隔千年的两个非同等级衙门，是建在同一遗址上呢？辛亥革命建立的是“山西军政府”，一直到五年之后的1916年，北洋政府才授予阎锡山督军之职，山西军政府才可能更名山西督军府，成为民国北京政府最高的省级地方政权建置。而北宋时期的最高地方行政建置名“河东路”，无论是“并州”，还是“太原府”，都是河东路所属的二级地方政权，怎么能与民国省级的“督军府”相沿革呢？

二 “河东路”是宋代的最高地方行政建置

中国的行政建置制度，起始于郡县制，经过了州郡县制、道州（郡）县制、路府（州）县制、省路府（州）县制、省县制、省市县制的历史沿革。两千多年来，曾经有过两级制、三级制，甚至四级制的变革。不少关于山西督军府的文章，都毫无例外地撰述了督军府的历史沿革。可能是对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建置史不甚熟悉，故而在文章中，缺失了宋代在今山西土地上，实施过“河东路”这个建置，而是将其张冠李戴到了金代。其实，金代没有“河东路”，只有“河东南路”和“河东北路”。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代卷》在第一章中便说：“宋代地方推行三级行政建制，于州（府）、县两级之上设路。”“在路级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与安抚司四大常设机构。”以“婚田、赋税属之转运，狱讼、经总属之提刑，常平、茶盐属之提举，兵将、盗贼属之安抚”（《庆元条法事类·卷四》）。有宋一代，始终坚持“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司；转运司之令，必行于州（府）；州（府）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六》）的原则。这样，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路”，所设的“四司”之一“转运司”，便成为一路之最高衙门，转运司的治所所在地，便成为一路之行政中心，“转运司使”，便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从简而论，宋在今山西地域上设置的“河东路”，乃是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驻地乃是政治和行政中枢。在敲定民国山西督军府，是“一千年没有挪过地方的省级行政中心”这一结论时，先须将其与千余年前的宋“河东路”，同等同级对应相符，才能说正确，而不是与“潘美帅府”及“（并）州治、（太原）府治”，随意错位对接的主观臆测。

再说，宋河东路转运司，虽与民国山西督军府，同属不同历史时期的最高地方行政建置。但是，民国山西督军府，治地在太原，而宋河东路转运司的治所，却不在并州，也不在太原，而是在潞州，在后来的隆德府。宋并州在升置为太原府前，是河东路所属十七个州之一，而且才是个低级的“紧级州”，州治初设于榆次。潘美所建太原城，开始连设州治的条件都不具备，怎么能成为河东路的路治呢？虽然后来潘美请求皇帝，徙并州治于自己新建的太原城。太宗应允。再后来并州升置为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司也设置于太原，但经略安抚司仅是“四司”中安抚司的全称，是最末之司，只管一路民兵之事，怎能与转运司同日而语？加之，赵宋朝廷恨透了北汉的反抗、太原人民的不屈，将一国之都、举国重镇，火烧水灌，化为废墟，又怎会将一路之治、国之封疆，设置于太原？那些撰写有关“督军府”文章的同道，或许正是忽视了这些缘由，方才错把“帅府”“州治”“府治”当路治，误下“千年省级行政中心”之结论，从一开始便把大厦，建在了子虚乌有的沙基之上。

三 金代没有“河东路”之置

公元1125年（金天会三年、宋宣和七年），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南北夹击，共灭辽国。灭辽后，金背约，拒还云燕十六州，并以宋纳辽降将张彀为口实，分兵东西两路伐宋。懦弱之赵宋在金军野蛮攻伐下，除西路军受阻太原之外，广失北土，京师汴梁（开封）被围，国祚危旦。无能之宋，为保全国都汴梁，更为保住自家王朝，遂屈服于女真之淫威，割让太原、大名、河间三府之地，换得苟延残喘。北宋河东、河北东、西三路“三镇二十州”（《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八》），尽入金人之手。

天会五年（1127），金太宗大体略定宋河东路之地，两年后，将宋河东路一分为二，“以平阳府为河东南路，太原府为河东北路”（《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二》）。金河东北路以太原府为治所，一直到金兴定二年（1218），被蒙古军攻陷，一共存在了九十个春秋。曾有不少人以为宋金两代，都以路为最高地方行政建置，宋灭后，宋之河东路被金袭用，当无问题。但史实却是，金朝为巩固既占之宋土，遂废河东路，将宋太原府及忻、代、宪等六州，从原河东路划出，与辽之西京道朔、应、东胜等州，合而为一，新置河东北路。河东北路治所设太原府阳曲县境潘美所建太原城。而此时的阳曲县治并不在太原城中，仍在旧址（今阳曲木井城）。一直到天会年间（1123-1137），才“移治于郭下”。这个“郭下”，乃指金太原府城内西北隅旧县前街之北。

金河东北路既以太原府为路治，太原城便成为一路之政治、行政中心，但是，河东北路衙署、太原府衙署，地处太原城何处、何地？史无确载，之后也没有遗址发现，尚属待考之谜。想当然地把它与明清的“山西省巡抚衙署”，再后来的“督军府”，风马牛不相及地沿革在一处，似非实事求是之态度，恐贻笑于前贤后达。

四 元代没有设“山西行中书省”

我国地方行政建置中的“省”和“行省”制度，是元人建创的，经明、清、民国，一直沿用至今。在元代之前无“省”制，自然也无省和行省的设置。元世祖忽必烈临帝位后，“分天下为十一行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直属于中书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另设立十一个行省，分别是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征东行省。个中并没有许多同道所说的“山西行省”。可见元代“山西行省”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个无中生有的产物。

史载，今山西省在元代，非行省而是直隶于中书省。上文中所述的“山东、西”，乃指太行山之东和之西，包括西至黄河、东至渤海的广袤之地；“河北”则指黄河之北的今河南一部和河北全部的平原沃野。这广阔的被元代统治者称之为“腹里”的地区，是元大都环周的京畿要地，元帝不设“行省”划归封疆大吏管，而要直控在朝廷，为之专设了“中书省”管理，简称省。

但是，这个“腹里”实在太大了，直接由中书省管，难度颇多。于是，元朝廷便在中书省下，设置了“道”的机构，在黄河之东、太行山之西，增设一层“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在太行山之东、黄河之东，增设了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司。它们隶属于中书省，等级低于行中书省，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建置，却有相对的管理权限。这里我们只简要阐述“河东山西道”。

元河东山西道，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政权建置，它没有行中书省那样的管辖权、治理权，不是国家的封疆大吏，也不能说它所辖的区域是行政区划。但它所属的路、州、县三级建置，却与行省一般无二。河东山西道以下辖三路：大同路、太原路、平阳路。大同路领一录事司、五县、八州；太原路领一录事司、十县、十四州；平阳路领一录事司、六县、九州。三路中人口和土地，大同路最小，但是，河东山西道的治所“宣慰使司”，却设置在大同路。这样便确定了河东山西道的政治、行政中枢，在大同路，而不在太原路，更不在平阳路。应该说有元一代，河东山西道是中书省的一个派出机构，下属各路只设“录事司”。元河东山西道建置，低行省建置一级，无法与金河东北路同级对接，更何况道下所属的太原路？怎么能说元代太原路是属于“千年以来省级行政中心”呢？或许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因误以元代曾设过“山西行省”，而错得结论。但即如“空中楼阁”之喻，没有接地的基层之础，何来之虚幻中的楼阁？于是，妄断，蒙哄了自己，也误导了众人。所谓元代太原为山西行省治所、“督军府”的元代功用、乃为是时省级行政中心的臆测，成为向壁之言，那个千年不曾挪窝的省级衙门之说，顿时土崩瓦解。

五 以讹传讹的“元山西行省”

有元一代，本没有设置“山西行省”（全称“山西行中书省”）。但是，大大小小的文化人，有名无名的撰著者，在数年之中，举凡著文“督军府”，几乎都说元代设置了“山西行省”，下笔之沉稳，语气之坚定，没有半点含糊。难道大家都错了？真是“三人成虎”，从来比较自信的我，开始动摇，开始自疑。再钻进故纸堆里，真正弄个水落石出。

说元代行省建置，最可信、最具权威的史籍，非二十四史中之《元史》莫属。《元史·卷五十八》有载：“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所述，无一不同。

还是《元史·卷九十一》说：中书省下辖有“河东山西道”，道之职官名“宣慰使”，其“衙署”称“司”，合起来称“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宣慰使，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宣慰使司，秩从二品。”“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大同路置。”正史所载，一目了然，这一段史料告诉我们：元代没有设置“山西行省”，只是在与行中书省同一级别的中书省下，设置了“河东山西道”，道员“宣慰使”，衙署“宣慰使司”，治所设于“大同路”。太原路虽隶河东山西道下，但不是道治所在，所以不是河东山西道之中枢。所谓的“元山西行省”“行省治太原路”，乃是子虚之言，向壁之事，从无中所出。所谓“一千年没有挪过地方的省级行政中心”之讹传，风行了不少时日。

讹传之源，似乎来自地方志乘。元代志乘，有关山西、太原者，似无存。最早的本子，幸存于明初的《永乐大典》之中。被《永乐大典》辑入的《太原府》，乃其“孑遗”。《永乐大典·太原府五·公署》载：“《太原志》，山西布政司，理理所、军需库、丰赡库、大盈舱（布政司下设机构），晋相府，玄都观，以上并在府东北隅。”一句“并在府东北隅”告诉我们，《太原志》所载的这段内容，是明太原城扩建之前的事。因为太原城扩建后，城之东北隅，只有晋王府城，而无任何衙署。是时，在宋太原城中建起的明山西行省政权，最高公署是“山西布政司”。那时还没有什么“巡抚”“巡按”的设置，更谈不上其“衙署”。

《永乐大典·太原府》之后的太原志乘，便数万历《太原府志》了。此志《卷六·衙署》云：“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府治东。洪武初因元中书省改建。”元代中书省，设国家“腹里”，署在国之大都（今北京），怎么在明初太原府东，新建的山西布政司署，却是“因元中书省改建”呢？查《元史·卷九十一》载：“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治冀宁路（原太原路）。”请注意，这个“肃政廉访司”，有“司”而无“使”，是为中书省派出的监督查访地方官员的刑律机构。查访时间无定，差员无定，故称“肃政廉访司”，而不是“肃政廉访使司”。

元中书省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设治于太原路，治所便在后来的“督军府旧址”。直到元亡，朱明王朝“析中书省”，在元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治地，新置山西行省，其治署“山西承宣布政使司”，便在元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治址改建。万历《太原府志》修撰者，将元中书省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治地，简记为“元中书省”，只是因失之于过简，有失精准，并无错讹。

逮时下，撰述“督军府旧址”之作者蜂起，他们或是读万历《太原府志》时，失于粗略，误读“元中书省”为“行中书省”，在引入己文中，出现一字之差；或是以为万历府志勘校失慎，把“行中书省”，错作“元中书省”，遂自以为是，径自改了过来，铸成错讹；也可能更多的作者，根本就没有读原书，而是“袭用成文者”，不问对错，照抄而已……因而以讹传讹，以假为真，谬迹传流。

上述研析，应该是得当的、中肯的。因为还有前人为科，有与今同样之失误。请看雍正《山西通志》之《三十七卷·公署》，便在“布政使司”条下，误载为“署在太原府治东，旧为元行中书省署”。完全是在照抄万历《太原府志》等志乘时，误加“行”字，使“中书省”，变成了“行中书省”。诸如此类失误，还有乾隆《太原府志》、顺治《太原府志》，以及上世纪80年代新编修的《山西通志》等，不一而足。

六 明代“布政使司”与“巡抚都察院”

公元1368年，朱元璋统一江淮、湖广，定鼎南京，建明王朝，开元洪武。随之，大举北伐，攻克元大都，驱逐元顺帝于草原大漠。新王朝在国家政区建制方面，废弃元中书省，袭用行中书省制，废路而复用宋代府制。洪武二年（1369）四月，裁撤元中书省，将其直辖之“腹里”广袤区域，一分为三，分别建置了山西行中书省、山东行中书省、北平行中书省。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洪武九年（1376）又将“行省”之名，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省级本质未变，日常仍习惯使用“行省”之名。

马上皇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高官权大放纵，末大不掉，遂对行省建置实行“三司分权”，设置都指挥使司（都司）、承宣布政使司（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按察司），分掌地方军事、行政、监察刑法之权。从形式上看，颇有宋代路制的影子。但剔除了宋代互相制约、掣肘削弱地方治理功能的弊端。这种分治而不掣肘的“三司之制”，以布政使司及其所属的府、州、县，为地方政权之主干。从朱皇上亲颁的《承宣布政使诰》所言：“朕有天下，更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张陈之也。所以政者，军民休戚，国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恶，而导民之善”，便可看出，明王朝治理国家，乃以布政使司来实现政令下达、管理民众之目的。以官名“布政使司”作最高地方政权之名，足可知三司中，布政使司地位最尊，品秩最高。

那么，明初山西布政使司之衙署，座址于哪里？志乘说得清楚：“山西布政使司，府治东。洪武初因元中书省改建。”（万历《太原府志》）元代中书省在太原有什么衙署呢？前文已述，有“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毫无问题，明初山西行省衙署，便是“布政使司”，它就新建在元“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的故址上。须说明的是，在明代之前的宋、金、元时代，此故址上，绝无类似省级的最高行政衙署。去掉这三四百年的时间，这里所沿革过的“省级”官署，只能是起始于明的山西布政使司，迄今最长六七百年。

明代在省级地方建置上实施的“三司分治”之制，运行到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时，体制之不足，日益明显。三司分治之优势是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互不干扰，工作效率增进。但是，三司之长，虽有尊卑，但鼎立平行，互不统摄。一旦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极不利于统筹处理。于是，洪熙元年（1425）朝廷始委任重臣，临时差遣，因事因地而设，事毕复命，或即或撤，取名巡抚。巡抚虽品高、权重，却属临时差遣，处事无衙，行无定址，时间长了，难成体统。于是，在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临大宝后的宣德三年（1428），改巡抚一职为定制。此后之巡抚，统管两个以上行省。首位巡抚于谦，即巡抚山西、河南两省，名曰“山西河南巡抚”。未几，朝廷再次改制，一行省委一巡抚，为全省最高长官，位在“三司”之上，代表皇帝总揽一省一切军政大权。于是“山西巡抚”正式产生。

█ 首任山西巡抚于谦

据地方志乘载，山西巡抚衙门，规范的称谓应该叫“巡抚都察院”，简称“都察院”，也有称“巡抚都院”者，还有称“抚署”等等。对山西巡抚衙门的建址，雍正《山西通志·卷三十七》便载：“巡抚都察院，署在太原府治之东，鼓楼之北。明宣德三年设，巡抚山西、河南二省。后遂专设建署。”其它多部志乘，也如此所载，都出一辄。

据此，明宣德初年，在山西行省之治太原府，为山西巡抚建起了“省署”，其址在“太原府治之东，鼓楼之北”，与元代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明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在同一地址上。实实在在分析一下，便可得出结论：巡抚之职初置之时，是朝廷派出大员，随旨差遣，事毕即回京复旨，无需什么专门的衙署，行止当依托布政使司安排。而驻在布政使司衙门，则是最省事、省心，也非常方便的地方。逮巡抚定制为一省最高官员，成为代皇上总揽一省之军政要员，官称“山西巡抚”之时，其衙门选址，必在省城太原最显赫的位置。此时，似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当时晋省最大的衙门山西布政使司，让位、搬迁，还不能远离“抚署”；一个便是减缩布政使司占地，把最好的地方给“抚署”空出来。

好在当初山西布政使司占地颇广，空出“抚署”所需之地，正是为上司排难减忧之机，何乐而不为。于是布政使司无需搬迁，只是向东移移即可。于是，山西抚署——巡抚都察院，便于宣德三年夏秋交替之季在太原府治之东，山西布政使司之西，鼓楼之北，问世于太原大地。

█ 抚绥全晋坊。太原道注：此坊原位于督军府大门东侧，新建文武为宪坊时在牌坊的一面刻上了抚绥全晋

七 从清“抚署”到民国“绥靖公署”

有清一代，行政建置，全袭前明，仅将“承宣布政使司”和习称“行省”，减为一个字“省”。至于省设各级衙署，仍在故治之地，名称也一仍其旧。当然从晚明开始，还增加了几个俗称，巡抚尊称“制台”，巡抚都察院便俗称为“制台署”或“制台衙门”；布政使称“藩台”，布政使司便称为“藩台府”或“藩台衙门”。

█ 清末由鼓楼北望山西巡抚衙门，由南至北依次为帽儿巷、照壁、文武为宪坊、抚衙大门、巡抚大堂（今渊谊堂）、梅山

█ 文武为宪坊。太原道注：1907年10月，法国汉学家沙畹拍摄的山西巡抚衙门，拍摄地点大致在今天食品街北口的西北侧，前景为文武为宪坊，照片左下角的建筑为山西巡抚衙门的大门，当时还只有一层

█ 提督三关坊。太原道注：1907年10月，法国汉学家沙畹拍摄

█ 清末的山西巡抚衙门大门。太原道注：照片右侧文字备注：山西抚院大门口，光绪庚子杀害基督教士即在此处

巨变是从民国开始的。宣统三年（1911）10月29日凌晨，辛亥太原义举，在狄村打响第一枪，义军总司令姚以价率起义新军，奇袭首义门，攻克新满城，勇夺巡抚署，击毙陆巡抚（太原道注：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为陆巡抚后人，详见升职令竟成催命符，山西末代巡抚陆钟琦的家族悲剧）。上午七时，光复太原全城，组织山西军政府。阎锡山则被推举为山西军政府首脑“都督”。据当年参加义举的革命党老人所写的“文史资料”讲，在清巡抚衙门，挂起了“山西军政府”的竖匾。两千年封建帝制，寿终正寝，明清两代延续了483年的山西巡抚都察院，一朝突变为“山西军政府”。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很快于11月24日，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兵向娘子关，欲颠覆新生的山西军政府，阎锡山等却首鼠两端，北奔忻雁，山西军政府夭折，清山西巡抚死灰复燃。数月后“南北议和”，1912年4月，袁世凯复命阎为山西都督府都督。未几，阎锡山致电袁世凯，请撤山西都督府。袁模棱两可，却电令嘉奖了阎。一直到1916年北洋政府段祺瑞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督军，于是元以来肃政廉访司，明代布政使司，明清两代巡抚都察院，辛亥革命之山西军政府即山西都督府，被北洋政府之“山西督军府”所取代，沿用了数百年的古衙，有了“督军府”的新称。

█ 民国初期，各省军事长官称为都督，1914年改称将军，1916年又改称督军，还曾有过督办、督理之名。

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中原大战”爆发。历时四个月，冯、阎联军败北，蒋介石通电全国：阎锡山罪大不赦，必须无条件下野；晋、绥两省军政，由奉军张学良节制。阎锡山输得精光，声明“释权归田”，不再是山西督军，不再是山西省长，十一月四日，离开山西，出走大连。“督军府”，存在十余年后，名实俱亡。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划全国为若干“绥靖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月，太原绥靖公署在督军府址挂牌成立，阎锡山多方与蒋疏导，南京政府网开一面，委任阎氏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总管山西、绥远两省军政。至此，阎锡山因祸得福，东山再起，从老家五台河边返回太原，走马上任，在旧址新衙由原来的督军、省长，摇身一变成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太原绥靖公署，作为一个以晋、绥两省之地为“绥靖区”的军政衙门，自此一直挂到了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回到人民手中。去掉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八年，整整又是二十个春秋。这二十年中，与“太原绥靖公署”这块牌子左右对称、相伴为邻的，还有一个山西行政机构的牌子，时而为“山西省行政公署”，时而为“山西省政府”。但是，在中华民国的三十多年中，战事多于和平，军事重于行政。位于山西最高衙门西边的“山西省行政公署”或“山西省政府”，一直屈居于位于东边的那块牌子之后，至于“山西省省长”这个官职，时而由阎氏兼任，时而由他人充当，总之，在号称“土皇帝”的阎锡山面前，只能俯首帖耳，充作附庸。

█ 上世纪三十年代，督军府大门改建为二层门楼

█ 日伪时期的督军府大门，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山西省公署

█ 民国出版物上的一组日伪时期的督军府照片

█ 1948年7月26日，国民政府慰劳团来并慰问山西军民，随行中央通讯社记者拍摄的此时的督军府大门前景像

█ 民国时期站在鼓楼北望督军府，由北向南中轴线上依次为督军街、照壁、文武为宪坊、督军府大门、一楼（渊谊堂）、自省堂（梅山会议厅）、进山楼（梅山钟楼），远处还可以看到天主教堂。本文部分图片转载自高楼迷

八 山西省人民政府时期

1949年9月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与中共山西省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同日正式成立。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合署办公址，选在了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世祖忽必烈创置的“中书省”“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明洪武二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创置的“山西行省”“山西承宣布政使司”，明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创置的“山西河南巡抚都察院”，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太原义举创建的“山西军政府”驻地，民国五年（1916）、北京（北洋）政府段祺瑞执政改称的“山西督军府”驻地，民国二十一年（1932）、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晋、绥“绥靖区”成立的“太原绥靖公署”驻地。一直到上世纪的1987年，中共山西省委迁入新址。2017年山西省人民政府迁入新址。这座历经元、明、清、民国、共和国，历朝历代728年，其中包括属于省级衙署的649年的地方行政衙署，终于洗去过往的兴衰与繁蔽，真正地回到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列。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省政府大院

█ 督军府南大门现状，从院内南望，门内叠加了1937年同角度的文武为宪坊照片

█ 2008年元宵节期间，大院的花灯展对全体市民开放，许多市民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大院

█ 2017年9月2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从督军府旧址搬迁

简短的结论

如今正在大兴土木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督军府旧址”，不是一个千年没有挪过地方的省级行政中心，此其一；北宋的潘美帅府、之前的晋文公庙、后来的并州治所，没有一个是省级行政建置，此其二；说潘美帅府、晋文公庙、并州治所，故址在今“督军府旧址”，证据欠缺，多为臆测之说，此其三；金朝无河东路，所谓金代河东路之说，乃宋冠金戴，且金代河东北路治所在“督军府旧址”，既无证据，也不合史实，此其四；所谓元代山西行省说，无中生有，确为不实之词，此其五。

应该说，元代中书省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故址，在“督军府旧址”，但肃政廉访司是隶于中书省之下的监察机构，既不属行政机构，也不达省级规制。“督军府旧址”上的历代省级行政建置，起始于明洪武二年的“布政使司”，历经明、清两代的“山西巡抚都察院”，民国“山西军政府”“山西督军府”“山西省行政公署”“太原绥靖公署”，共和国“山西省人民政府”，迄今时长达649年，这在举国之内可能也是罕见的。

█ 2018年，修复进行中。摄影：张向东

末了，提一点不成熟的建议，所谓“督军府”，在整个649年的历史上仅有十几年的比重，前难与明清“巡抚都察院”类比；后不能与共和国“山西省人民政府”同日而语；更不能和明清两代“布政使司”对等而言。理应调整。学习北京将明清两代皇家紫禁城取名“故宫”的理念，将这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名为“明清抚署”，可能更确切些。且据说时下的修葺工程，已经将民国时期及之后的增建、补建、拆建，大部拆除，按明清时代的有关资料和建筑布局，复建了关帝庙、酂侯祠、內署院、御书楼等建筑，如是，仍名“督军府旧址”则更欠周全，需严密思考，求实斟酌。

本文转载自《太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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