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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大连造一座大坟墓，叫“万碧山庄”，这座坟墓是用来干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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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给受刑人带来的肉体伤害和痛苦不言而喻，但酷刑对东北人民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肉体伤害......酷刑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精神伤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高于肉体的伤害。

1925年11月15日，共青团大连特支书记杨志云在《给团方区委的报告》中说:“大连的政治环境异常恶劣黑暗，大连的政治是日本帝国主义压制殖民地奴隶的工具，所施的政策是高压与欺骗并进。刑律残忍，大刑、死刑肆行无忌。”

在大连，“中国工人被日本人打骂是很平常的事，......码头工人没有日本人来，因为这种牛力的工作，专为中国苦力预备的。他们大半都是由工头从山东招来的。他们来此做工的情形和从前南洋贩卖猪仔差不多。

工头对苦力压迫非常厉害，每个工头身边均带有手枪，常跟随十几个打手，如工人稍有反抗，轻则头破血流数月不起，重则丧命，打死工人是极平常的事！打死之后，在法律上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大连日本政府反要奖励杀死苦力的工头为管理好手。

每年打死和被工作送命的总要有几十人，大连日本政府在大连东部特造一极大坟墓，以掩埋含冤无告异乡的死体。并且还起一个好名字，叫做万碧山庄”。

1935年10月，日为沈阳当局制造镇压“一分委员会”事件，沈阳市基督教青年会的巩天民被捕，在伪警察厅和日本宪乓队遭到竹片毒打、灌凉水等各种酷刑。因为没有口供，才被工商会和志诚银行保释出来，但已经被折腾得不像人样，还被定为“思想要视察人”，长期受到日寇监视。他的妻子也被日寇恐吓成疾，一听警车响即不能吃睡。

同案中被捕的牛平甫控诉说:“谁要是在日伪统治时期过过监禁生活，提起来都会不寒而栗的。特别是在警察机关拘留的一段，直是大阴森可怕了。那种物质待遇的菲薄，已经到了不能维持生存的程度是不必说了，而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叫人简直无法忍受。就是幸而不死，出了监狱，魔影也仍然笼罩着你，不能使你稍为舒展。

所以，当我出狱后，立即又被特务列为'要视察人’之一，继续给予不可摆脱的麻烦和折磨。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从1935年被捕到1945年光复，牛平甫称自己这10年为“魔影下阴惨的10年”。

伪满扶余特搜班的特务们，经常屠杀、拷打、勒索中国百姓，老百姓对他们又恨又怕，“怕之如蛇。恨之入骨”，编歌译道，“不怕偷，不怕烧，就怕特搜班走一遭。”特搜班里的唐(武华)警尉、徐大马棒异常残暴，如果家里小孩哭闹，大人只要说“唐警尉、徐大马棒来了”,小孩吓得就不敢哭了。

伪满时期，濛江(今靖宇)全县80%以上的农民都被日伪特务扣上“通匪”的罪名，受到“宣抚班”的严刑拷打，灌辣椒水、上大挂......致使伪满时期，人们一听说“宣抚班”“工作班”“弘报班”“特搜班”等名称，便感到不寒而栗。老百姓说:“一进特务门，小命就难留，不伤财就伤人。”

曾帮助过大连放火团的马永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被灌了30多次凉水、打了20多次，打得皮破血流。马永富每当回忆起过去受刑的情况，就不梦战栗。有一次，光灌凉水就是两个钟头，汉奸康明一还嘲笑地说是“请喝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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