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亭区徐庄梅花山石刻
因为一个庄，记住一座城！印象枣庄
在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政府驻地东一里处的梅花山山坡上至今保留着一处民国时期创作的巨大岩刻。它坐落于梅花山南麓悬崖下，长约12米，宽约3.5米，重约百吨，900余字，系民国二十一年（1932）所刻，是迄今发现我市保留最大的一处石刻。
石刻在一块巨石上，分为东西两幅。东边石刻为《滕县县长赵景文暨清乡副主任黄馥棠纪恩碑》，主要记载时任滕县县长赵景文、清乡副主任黄馥棠组织剿匪及筹款赈灾的经过。西边石刻题为《后来其苏》，由赵景文撰写。上刻数次参加剿匪的主要人员名单和赵景文对乡官、百姓的期盼！
石刻由民国时期山东知名书法家、其书法被世人称为“黄体”的滕县人黄以元及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周文峰书写。字体均为楷书，单体字最高40厘米。两幅作品，舒展大方，刻工精细。特别是黄以元所写《后来其苏》一幅，遒劲有力，艺术价值极高。石刻虽经70余年的风雨剥蚀，但字迹十分清晰，具有及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
东面长文是《滕县县长赵景文暨清乡副主任黄馥棠纪恩碑》，约700余字，为“清优廪贡生、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周文峰书，“前滕县教育局局长王宜齐”撰；西面为黄以元书《后来其苏》碑，正体楷书，标准的“黄体”，共有200字，书写、雕刻年代均为“中华民国廿一年仲春”即公元1932年春天。
东部碑文全文如下：
“天下之最足以感人心而X之永永不忘者，即由危境而措之安，由死地而致之生是也。彼煦煦之仁，孑孑之义，被之者犹不能淡然漠然，无所动于中，况再造之恩哉？吾邑自民六以来盗贼蠹起东山一带，大军迭往搜剿，其间数十村尽付一炬。而男妇老弱惧祸之及，多相率逃避奔窜，慄慄自危，不敢一归，X乱情亦可悯矣。今春苦旱，僻壤穷乡无所得食，已伏之莽又蠢蠢然XX思起。赵县长景文、清乡副主任黄馥棠心焉忧之，爰于二月深入虎穴，搜其遗孽，抵各村，见向之繁荣X盛者，皆满目荒凉，间有居民，亦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睹兹情状，有不潸然下仁人之涕乎？县长归则谋善后，与黄君曰：召集流亡徒，各复其所，是安之也；急筹赈济，使不至饥饿而死，是生之也。曰：款安出？曰：请求省赈。会揆给之拨之不足，奈何？曰：劝募。于是黄君首捐银三百六十元，以为之倡，而邑绅杨文卿、叶道溪及鼎新公司各捐银壹百元，其他捐者递减。张绅锦湖适自沪上归，慨捐银二千元。省赈会委员黄锡庆又以银二千元至，不旬日而款大集。先是县长本劳来安集之意，使流离者得还故土。至是复同黄君驰至灾区，逐户施放之，务使款不虚冒人获实益。计用赈银五千二百元。一时沐其惠者咸欢欣鼓舞，走向告曰：县长与黄君活我！兹者李君茂东介、陈乡长正寅来言曰：吾侪处危境，陷死地亦已久矣，幸县长格外垂悯，黄君竭力赞助，始得起死回生，转危为安，此再造之恩也，不可不文以纪之。因次序其事，俾刻于梅花山阳，亦以见德之入人，即没世犹有不能忘者在也。抑黄君尝言曰：此次施赈，不过救目前之急耳。吾欲于此修道路以利交通，兴学校以厚风俗，树艺牧畜以辟财源，通商惠工以励实业，如是数年，可使凋敝之区立成庶富，胡剿为？胡赈为？予曰：此根本治法也！书此以观其后。黄君名以元，县城人；县长名长江，寿光县人。时中华民国廿一年四月也。前滕县教育局局长王宜齐撰，清优廪贡生、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周文峰书”。石刻全文清晰可读，只有几个字模糊，本文翻录时以“X”代之并加标点。
西部碑文，在“后来其苏”四个大字下，是“滕县县长寿光赵长江题”，“时年六十有二”的“黄以元代书”的碑文，上写：“有匪有匪，积廿一年，哀哀居民，无家克完。我来是邦，心实痛焉，整军率众，誓扫凶顽，同德同仇，纪事留言，两次奉令，剿匪同X，进击者为清乡队民国联庄会：朱传哲、韩仲石、黄以元、李蕃川（以下亦人名总计二十一人）……等共八百余人，深盼此后，耕战自守，各勤厥职，慎勿以暂安而忘旧日之惨痛也！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抱犊山区匪患猖獗。他们少则几十人，多则上万人，啸聚山林，走州串府，打家劫舍，作恶多端，民怨深重，时人称盗匪为“马子”。徐庄镇地处深山林茂，交通闭塞，有数十股匪徒隐匿其间。现在，许多老年人一谈起“马子”横行乡里，烧杀抢掠，亦是痛恨不已。
在抱犊崮山区，尤以刘黑七为首的土匪势力最为猖狂。刘黑七，名刘桂堂，山东费县人，1892年生。家境贫寒，从小以要饭为生，十二岁给本村地主放羊，二十岁时到青岛扛大包。1915年他23岁时，与其弟及同乡共8人结拜为匪，拦路抢劫。按年龄，他排第七，皮肤又黑，故称刘黑七。他们在费县各村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60多人。第二年，鲁督张怀芝派兵围剿，刘黑七等逃往抱犊崮，盘踞抱犊崮山区，游离在苏鲁边界为祸。到1925年已有千余人马，号“刘团”，自称团长，所到之处，烧杀奸淫，劫掠一空。至1928年已达万人，横行于鲁南各地抢掠奸杀，罪行累累，残杀百姓万余人，罄竹难书。匪中歌谣说:“要使钱，上刘团”，“跟着师长到处串，给个县长也不换”。各村庄都修围筑砦，壮丁巡夜，武装抗拒盗匪。但一旦招惹了大股的土匪，一村一镇是难以抗衡的。经常有整个村庄的群众让土匪斩尽杀绝的惨剧。在山亭区许多山顶至今留有许多山寨遗迹，外有寨墙，内有生活区，村民迁居山寨躲避、抗拒匪患。
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多次调派军队进行剿匪，战火殃及百姓，数十余村庄毁于战火，百姓流离失所，逃亡他乡，而盗匪奔窜山林之间，战果甚微。1930年9月，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为巩固山东地盘，扩充自己的军队，对鲁南山区开展“清乡”、“剿匪”等活动，因多次进剿无功，听说刘黑七极孝顺母亲，便抓来刘母，迫使刘匪归降，编为“山东警备军”。因刘部不听调遣，1932年6月，韩密谋解除其武装，刘匪叛逃至河北等地。抗战爆发后，刘匪返鲁， 集旧部3000人投靠日寇，当上掖县皇协军司令;1943年11月，八路军鲁南军区在费县东柱子村包围刘匪，全歼匪帮并将刘黑七击毙。其他零散匪帮纷纷树倒猢狲散，在剿匪部队及清乡团等地方武装的打击下，分崩离析。
1932年前后山亭一带大旱。查《滕县志.灾害年表》记载：自1917年起，滕县一带旱、涝、蝗、雹等自然灾害连年相继，“大饥”、“人食树皮”、“饿殍载道”、“饿死于屋檐下者甚多”等记载屡屡出现。庄稼欠收，民不聊生，山民无以为生，便欲啸聚山林为匪。鲁南一带把土匪（马子）又称为“糊涂罐子煎饼筐”，就是指这类土匪纯粹为糊口而铤而走险，平时在家耕种自给，遇到荒年不得口粮即上山为匪，只图掠口饭吃活命，为了吃煎饼、喝糊涂（杂粮粥）等当地基本主食而卖命，等于是“兼职”为匪，绝没有什么更高的“革命”要求。
祖籍山亭的“青帮大佬”张锦湖也参与了这次救灾，慷慨捐出两千块大洋救助乡邻。张仁奎（1865——1944），字锦湖，原滕县山亭沈庄村人，清末民初青帮“大”字辈掌堂，曾任通海镇守使、两淮盐运使等职，授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加杰威将军衔。外出闯荡发迹后的张锦湖不忘乡里，曾多次捐款出资救助乡邻：1924年出重金修建翼云山顶上的泰山奶奶庙，他的徒弟、“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也“助京钱一万串”帮其师修庙；1928年又捐粮捐款赈济滕东百姓，他的老家沈庄及张山湾村张姓族人人均得银80元，粮百余斤；1932年（即本碑文所记）再次捐款两千元救灾，显示出这位青帮大佬不忘故乡、乐善好施的仁义之举！
这处摩崖岩石刻记载的是1932年时任滕县县长赵景文、清乡副主任黄馥棠组织剿匪及筹款赈灾的情形。
赵万选（1893—1959），字景文，号长江，寿光市古城乡赵家庄人。1932年，适逢省府招考县长，经投考应中。曾任省府秘书，历任滕县、安邱、荣城、海阳县县长等职。赵万选为人厚道，处事正派，善政爱民，清廉修德，为民请命，不避权贵。在滕三年，政绩卓著，县民极为称道，被百姓誉为一代廉史。抗战胜利后目睹政坛之腐败而不再出任，以示清高。
当地乡绅李茂东及陈正寅乡长为感谢滕县县长赵景文、清乡副主任黄馥棠剿匪赈民之德，请前滕县教育局局长王宜齐撰写《滕县县长赵景文暨清乡副主任黄馥棠纪恩碑》。当时，滕县清乡副主任黄馥棠建言，赈民只不过为救急，他打算“修建道路，以利交通;兴办学校，以厚风俗;树艺畜牧，以开财源;通商惠工，以利实业;如是数年，可使凋敝之区立成庶富。” 滕县县长赵景文亲自撰文《后来其苏》，记载剿匪历程及剿匪人员，并寄托了对乡村官员和村民的殷殷企望。当年四月，镌刻于梅花山南侧巨石上。
如今，山亭区徐庄梅花山石刻已入选山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之一，石刻上记载的一段官、绅合力，善政为民的义举仍铭之于石刻、存之于山川、昭之于日月，那既是一块天然的石碑，也是百姓心目中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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