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洛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科研工作规划

文明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国家政权的建立，产生的条件有三个，即：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以及金属工具的使用。这些条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是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积淀后的升华。迄今为止，古代人类创造了四大古老文明，即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文明。时至今日，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早已消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唯有中国文明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彩，成为地球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未中断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发轫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于秦汉时期，此后历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丰富，融合生长，铸就了博大精深，远播寰宇，独步古今，彪炳千秋的人类文明。直到今天，中华文明也依然是东方文明的主体，现代文明的弄潮者。

中华文明自形成以来就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它以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未曾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与时俱进，茁壮成长，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东方明珠。人类其他古代文明之所以次第消失，唯有中华文明之所以不断壮大、源远流长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代文明所没有的开放与包容性。中华文明孕育之初的三皇五帝时期，其相互包容和开放的特质便体现出来。三皇五帝时期部落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集团对另一集团的彻底消灭，也不是文化殖民和扩张，更不是对另一个部落成员肉体上的消灭，而是文化碰撞后的快速融合，兼收并蓄。这也是华夏儿女都为炎黄子孙的由来。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考古资料证实，夏商周时期，各朝统治者对待周边文化的态度也基本上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战争只针对那些不遵守游戏规则的部落。西周灭商，定鼎洛阳，推行分封诸侯、礼御天下的策略，是中华文明形成初期的一次和平扩张。通过分封诸侯和礼仪制度的设立，不仅使周朝的疆域急速扩大，也使以河洛文明的影响深入燕赵、吴越、巴蜀、甘青之地。分封的诸侯将先进的河洛礼制文化传播到当地，同时吸收当地文化，推陈出新，催生了统一的中华文明的形成。秦汉一统华夏，统一文字，独尊儒术，开通丝路，汉译佛教，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此后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都没脱离这个基本框架。

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文明基本框架继承了中华文明孕育之初的开放与包容的特质，显示出较周边文化特有的优越性和高贵品质。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开始走向世界，遥远的东方开始成为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圣地，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逐步加深。

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开放与包容性，决定了其在国家衰弱甚至灭亡时所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和国家强盛时不以武力征服输出自己的文明自信心。中华文明总是以和平的方式对周边乃至世界文明产生影响，从而造就中华文明刚柔并济，以柔克刚，海纳百川的优秀品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历史上先后多次遭受外来文化入侵，政权覆灭，但中华文明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因其兼收并蓄的强大适应能力，外来文化无不淹没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汪洋中。他们由文化的征服者、入侵者变为中华文明自觉的守护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隋唐以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他们都先后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他们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开放和包容性面前无不迅速消失，其民族及文化反被同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征服者逐渐澶变为中华文明自觉的守护者、传承者，并以融入中华文明为荣。

中华文明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冲突、而是尊重、吸纳，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在中华文明最为强盛的隋唐时期，依然对周边文化保持极大的包容与开放，并没有出现以武力强行输出文明的情况发生，大唐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直到今天，近如日本，东南亚，远及欧美无不有唐人文化的影子。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过程是和平的、渐进式的，这与近现代以来伴随战争、殖民、扩张、称霸甚至是残忍的种族灭绝的西方文明的输出截然不同，西方文明崇尚武力，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来消灭、代替异己文化。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也遭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他们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对古老的中华文明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在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包容性面前，西方文明也自愧不如，承认中华文明是很难被消灭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异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充满自信，非常开放，气势恢宏。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大宗教都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千百年来，西方的各派宗教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开放和包容性很强的缘故。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中国，最终都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古代的佛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的典型。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兼收并蓄中辉煌灿烂的。

那么，源远流长、不断焕发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在哪里呢？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实，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在黄河中游地区，即今天的豫西、晋南、陕西东部地区，核心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为什么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呢？从自然地理环境上讲，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附近，位居天下之中，依山带河，北有太行阻隔极寒，南有秦岭遮挡酷热，气候适中，雨量足而不溢，河水沛而不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退可丰衣自足，进可虎视天下。洛阳地处河洛地区人文交融的要冲地带，文化交流兼顾四方，博采众长。部落通婚，基因杂交，人种进化快，智力更加发达，使洛阳具有了得天独厚孕育先进文明的条件。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证实，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从数十万年前的栾川直立人，到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自古以来这一区域都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2012年栾川直立人的发现，说明伊洛河流域是人类形成的关键地区之一。大约距今1.2万年后，伊洛河流域的史前聚落如点点繁星，遍布于伊洛盆地，炎黄民族融合形成于此。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发达的史前文化为华夏大地进入文明时代做好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准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成为华夏大地最早迈进中国古代文明门槛的史前文化，成为开启中华五千文明的的先导。

考古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紧随其后的偃师商城遗址、西周洛邑、东周王城、汉魏洛阳成、隋唐洛阳城等，十三朝古都洛阳是中国古代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们所缔造的“都城文化”影响并主导者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形成的主导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

中华文明的“精髓”的形成与早期发现植根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华夏大地。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见”老子于洛阳，奠定了秦汉以后儒家与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佛教融入中华文明始于东汉洛阳；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民族大融合在北魏洛阳城完成，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形成做出了彪炳千秋的历史贡献。

从“最早的中国”夏代到中华文明基本框架的形成的秦汉时期，再到隋唐中华文明大发展时期，经过了将近三千年的时间，这期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始终在中华的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逐步具备了“国家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可见洛阳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润泽神州，远播寰宇，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根。

我院作为河洛地区的考古科研单位之一，主要工作范围集中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揭示河洛文化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服务中华民族复兴战略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指导下，我们的考古科研工作要立足伊洛，依托中原，面向全国，紧紧围绕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这条主线，深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核心或根文化内涵，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以人类的起源、洛阳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融合三大方向为支撑，谋划科研项目，拓展研究途径，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开启河洛考古新篇章。

支撑课题一：

洛阳在人类起源、演化进程中的地位研究

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多年来，囿于考古资料的欠缺，许多重大学术问题悬而未决。近年来，随着国内旧石器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越来越多的古猿与古人类化石得以发现，基本否定了人类“非洲起源说”理论。

洛阳位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位置适中，自然环境条件优越。而位于洛阳西南的栾川县地处秦岭以南，淮河以北，处于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附近。境内山脉发育，河流众多，雨量丰沛，气候适宜，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古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地。对栾川盆地进行系统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并与三门峡、陕南、鄂西北等邻近地区联合进行考古调查与综合研究，方可深刻认识洛阳栾川盆地在人类起源、演化进程中的地位。

子课题一：栾川盆地旧石器遗址群考古调查、发掘与保护规划编制

研究背景与意义：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栾川已发现了蝙蝠洞、龙泉洞、孙家洞等十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分布密集，形成了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群。尤其是在孙家洞遗址出土了中更新世时期的直立人牙齿化石（距今约40-50万年），在蝙蝠洞遗址发现了早期智人门齿化石（距今约8-10万年），在龙泉洞遗址发现了可能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遗址（距今约3-4万年）等。栾川盆地的旧石器遗址已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

因此，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栾川旧石器遗址的具体时代与文化性质，研究人类演化序列，才能更好的认识栾川盆地在人类起源中的地位，做好遗址群保护规划编制。

工作思路：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结合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对栾川盆地旧石器遗址群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深入研究栾川旧石器遗址的时代、文化性质与演化序列，科学评价洛阳栾川盆地在现代人类起源、演变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进而编制文物保护规划，做好遗址群的科学保护与持续研究工作。

子课题二：栾川盆地与周边地区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结合几十年来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来看，以豫西南、陕南和鄂西北为中心的地区将成为今后国内外古人类演化研究的热点地区。栾川盆地有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晚期的人类活动存在，也必将成为研究人类起源的核心地区之一。因此，与相邻地区开展联合调查与综合研究，才能更全面的认识这一地区在人类起源、进化中的重要地位。

工作思路：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市文物工作队，以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栾川、卢氏、许昌灵井、陕西洛南、湖北郧县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进行对比和综合研究，开展联合考古调查研究，深入研究豫西南、陕南、鄂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水平，综合而客观的评价这一地区在人类起源与进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对出土的古人类和动植物化石，石器、骨器等遗物进行科学测年和种属鉴定，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进行古人类学、古环境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支撑课题二：

洛阳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研究

自距今1.2万年以来，河洛地区进入了发达的史前文化时代，居中而应四方，经过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华文明最早诞生于河洛大地。夏商周三代，洛阳一直为国家的都城所在。夏都斟鄩、商都西亳、西周成周城、东周王城，其规划无不体现了当时的宗法观念与礼制秩序。从东汉、曹魏、西晋到北魏，洛阳始终是全国唯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城规划的许多制度逐步形成于此时，其文化的先进性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强的向心力。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此时逐渐形成。而位于都城北部邙山上埋葬的帝陵和陪葬墓则是中国陵寝制度发展演变的直接证据。隋唐时期，以“天人合一”思想规划的洛阳城连接了隋唐大运河和丝绸之路，成就了洛阳城的繁华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对周边的西域、朝鲜、日本、印度等国产生了极强的辐射力。五代至北宋，洛阳仍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从夏至北宋，洛阳建城历史达4000余年，建都历史达到1500多年，洛阳始终占据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主导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一核心作用可以从开展以下子课题去理解和研究：

子课题一：伊洛河流域史前文化聚落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

距今1.2万年以来，伊洛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河流密布，是史前人类生产生活的理想之地。然而，由于以往考古工作的欠缺，目前对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遗址发现较少，仅发现了孟津班沟等遗址，对其文化面貌的认识也较为模糊，制约了对伊洛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豫西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河洛史前文化十分发达。其东北有发达的红山文化，东南有良渚文化，西北有陶寺文化，于是，河洛地区就成为了各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碰撞的中心地区。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地理位置的居中，自然条件的优越，史前文化的繁荣，加上外来文化交流的碰撞，最终促使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终于出现在了河洛大地的二里头。

因此，对伊洛河流域史前聚落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与研究，研究伊洛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面貌，研究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探究文明出现的动因，意义十分重大。

工作思路与具体课题：

1.伊洛河流域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

囿于以往新石器考古工作的欠缺，目前对伊洛河流域大约距今12000年—7000年前，即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文化遗址发现较少、文化性质认识也较模糊。

鉴于此，我们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伊洛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进行系统的区域考古学调查，对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研究其文化发展状况和水平，梳理伊洛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

2.伊洛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

相对于伊洛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晚期遗址相对发现较多，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纷纷发现龙山时代的城址相比，文化研究深入开展相比，河洛地区目前未发现史前城址，研究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因此，我们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伊洛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进行系统的区域考古学调查，并对一些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深入研究其文化发展状况和水平，研究文化发展传承的脉络，研究其与周边同时期文化的交流互动，探究文明诞生的动因。

在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广泛联合环境、植物、动物考古学家，对伊洛河流域史前文化各阶段的发展水平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子课题二：夏商周三代城址考古调查与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

以发达的河南龙山文化为基础，在吸收四方史前文化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河洛大地的二里头出现了中国青铜时代最早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文化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核心文化，也成就了“最早的中国”。自此，夏商周三代均以洛阳为都。二里头宫殿遗址群、偃师商城、西周成周城、东周王城，以及东周时期的宜阳韩国故城、伊川新城故城、偃师滑国故城等各诸侯国的都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洛阳三代城址文化。

古代都城是古代“社会主导文化”和“国家文化”物化载体的集中体现，都城从选址到建设，都是历代王朝之大事，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历代都城建设均属于国家的“一号工程”，都城均为当时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它集中体现了古代的宗法观念、礼制秩序及文化传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和历史传统。三代礼制逐步形成于洛阳，周公制礼作乐，中华传统礼制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维系中华文明绵延发展而不曾中断的精神纽带。

因此，对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及相关城址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可以对中国早期的城址形制展开相关研究，并可以从城址的研究中，了解当时的宗法观念、礼制秩序和文化传统等，还可以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等进行深入研究，带动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

工作思路与具体课题：

1.夏商都邑考古调查与研究

多年的考古表明，二里头宫殿遗址群和偃师商城是研究夏商都邑的重要材料，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结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工作，对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遗址等夏商都邑，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城址的文化内涵，深入认识其在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重要地位。

2.东周王城考古调查、发掘与保护规划编制

多年来，我们对东周王城开展了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城址的形制布局已逐渐清晰，但城址的诸多内涵尚不明朗，许多功能布局亦不清楚，而东周王城城址本身目前已被现代城市全面覆盖。

因此，综合整理以往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资料，紧密结合城市基本建设工作，对城址进行重点考古调查与发掘，全面深入研究城址内涵，编制保护规划，为遗址的后续保护和持续研究打好基础。

3.西周成周城考古调查、勘测与保护规划编制

文献记载，周公在瀍河之滨营建了西周成周城，但城址的具体位置、形制布局等目前尚不清楚。多年来，我院在瀍河附近发掘了多处西周时期的重要墓葬、铸铜和祭祀遗址等。这为寻找和研究西周成周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因此，综合整理以往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资料，寻找西周成周城的具体位置，复原研究城址形制布局和文化内涵，并结合城市基本建设工作，对城址进行重点调查与发掘，编制保护规划，为遗址的后续保护和持续研究打好基础。

4.东周列国城址考古调查、勘测与研究

东周时期，在王城周围还分布有诸多诸侯国的城址，如韩国的宜阳故城和新城故城，滑国故城，刘国故城等，它们对研究东周时期的城址规划和建设，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工作，开展对对宜阳韩国故城、伊川新城故城、偃师滑国故城遗址等列国城址的系统考古调查、勘测与研究工作，深化东周时期河洛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研究。

在对三代城址进行考古研究时，要充分重视三代礼制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研究城址背后所反映的当时的宗法观念、礼制秩序和文化传统，进而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

5.洛阳东周王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测

根据多年的考古工作可知，东周王陵大体分布在金村、王城和周山三个陵区，但王陵的具体地望、形制，及相关的附属设施等尚不清楚。

因此，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文献记载，以及以往的考古工作成果，对东周王陵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测，深入研究东周王陵的分布规律和陵墓制度，对于了解东周社会的宗法观念和礼制秩序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6.流失海外金村大墓出土文物的调查

20世纪20年代，洛阳金村的八座甲字形大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惜于早年流失海外，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珍藏。这些珍贵文物的流失，对于东周考古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因此，联合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国外博物馆等相关机构，对这些珍贵文物的流向、文物本身的相关信息进行调查和研究，并结合这些文物的出土信息，对金村大墓开展深入研究，必将深化对东周考古和历史的研究。

子课题三：汉魏洛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

从东汉开始，历经曹魏、西晋，至北魏，洛阳作为当时国家唯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形成了发达的经学、玄学和史学。佛法东来，首传洛阳。道教形成于此，与佛学争辉。以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发明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东汉太学规模宏大，学子三万余人，“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思想家王充，科学家张衡，史学家班固，文字学家许慎，经学家桓荣、班昭、马融、贾逵、郑玄、蔡邕等都曾游学洛阳或授课于洛阳太学和宫廷学校。先进的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强的向心力。匈奴派人来洛阳求学，太学卒业而还家讲学者如牟长、任安辈则不可胜数。曹魏时期，位于北方地区的拓跋鲜卑正在向西南发展过程中，对中原曹魏政权采取和好政策，并与后来的西晋保持了较好关系。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将国都南迁至洛阳，中国历史上首次民族大融合在汉魏洛阳城完成。

汉魏时期，中国古代的都城规划发生着重大变化，并对后世都城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着洛阳城，从东汉开始开凿了阳渠，解决了洛阳城的生活用水和漕运问题，到东汉中期，漕渠已经“东通河济，南引江淮”，大运河的雏形已经显现。汉魏时期，洛阳向西、北、南、东四面的丝绸之路开始形成，中华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同时也传向朝鲜半岛，并从那里传向日本。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当时在洛阳城周围还修建了许多关隘，来加强洛阳的城防，这些都成为了汉魏洛阳都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作思路与具体课题：

1.汉魏洛阳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汉魏时期，中国的都城制度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而北魏洛阳城面积达到了100余平方公里，成为中国古代面积最大的都城，都城的规划制度等对隋唐等后世都城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联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系统的对汉魏时期的都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深入研究汉魏洛阳城的都城制度，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礼仪制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

位于洛阳北部的邙山上在埋葬了自东周至后唐的数十万座陵墓和普通墓葬，尤其是从东汉、曹魏、西晋到北魏的数代帝王陵墓主要埋葬在邙山以及偃师境内的洛河南岸（南兆域），汉魏时期帝王陵墓制度同样发生着重要变化，对后世的古代的陵墓制度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墓建设，同样是当时国家的政治大事，因此陵墓制度同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礼仪制度、文化传统。

联合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等单位，继续对汉魏陵墓为主体的邙山陵墓群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测与研究，对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综合文献和以往工作，对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各代帝陵的分布范围、各帝陵的具体位置、各代帝陵的陵寝制度等进行综合研究，深化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必将深化对汉魏洛阳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核心地位的认识。

3.两京地区的交通通道与关隘——崤函古道与函谷关调查与勘测

至迟从距今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链接长安与洛阳通道的重要节点 ——崤函古道即已开通，而从西周、东周、秦汉直到隋唐、北宋，崤函古道一直是联通中国古代社会两大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纽带。位于古道之上的秦函谷关，以及东侧的汉函谷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关隘，见证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风云变幻。

因此，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机构等单位，对崤函古道、函谷关等重要交通遗址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对研究中国古代两京地区的交通通道、关隘，以及文化的交流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4.汉河南县城考古调查与研究

20世纪50年代，在东周王城的中部，发现了一座平面近方形的汉代城址，经初步研究，确认为汉河南县城。然而时至今日，对于这座城址的形制布局和内涵特征，我们尚有诸多不清楚的地方。

因此，系统地对汉河南县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将会深化汉代城址考古学和汉代文化史的研究。

5.汉魏洛阳故城漕运水系调查与勘测

东汉建都洛阳后，为了保证洛阳城的供水，联系黄河和洛水的水系，在早期开凿沟渠的基础上，沿洛阳城的外侧开凿了阳渠，文献所载共有三次开凿，分别为王梁、张纯和汉顺帝阳嘉四年。王梁凿渠而水不流，张纯堰洛以通漕，解决了洛阳城的漕运问题，而阳嘉四年的修凿，则使得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止”，起到了沟通国家南北地域的重要作用。西晋、北魏继续沿用漕渠，隋代时在疏通漕渠的基础上，方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

因此，对汉魏洛阳城的漕运水系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测，对于深入研究汉魏洛阳城的营建，研究汉魏社会历史，研究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均具有重要意义。

子课题四：隋唐洛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隋大业元年，炀帝迁都洛阳，并修建了自洛阳而始，连接东北与东南的隋代大运河，同时，洛阳城还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唐代时，继续沿用修建东都，女皇武则天更将洛阳作为了大周政权的神都。隋唐洛阳城规划科学，布局严谨，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自隋至北宋末年，洛阳城沿用了500多年。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的链接，成就了洛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造就了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隋唐洛阳城占地面积约47平方公里，人口过百万，大运河自洛阳城内向东方延伸，连接了大半个帝国版图，丝绸之路自洛阳城向西方行进，连接了中亚、西亚和欧洲，一座开放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隋唐洛阳城的规划对当时国内的一批城市，乃至朝鲜、日本的城址规划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隋唐时期，大量的西域人，东方的朝鲜、日本人、印度人，远赴洛阳学习中华文明，许多人长期生活并归葬洛阳，城内置有佛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的寺庙。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对周边地区和国家产生了极强的文化辐射力。

通过深入研究隋唐洛阳城的布局规划和内涵，并对当时国内以及周边国家城址规划布局和内涵进行对比，深入研究隋唐大运河的考古学文化内涵，研究隋唐丝绸之路的相关考古学文化，才能深刻理解隋唐洛阳在中华文明繁荣期的中心地位。

工作思路与具体课题：

1.隋唐洛阳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针对隋唐洛阳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以及洛阳市文物考古单位，开展了持续不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已基本复原了隋唐洛阳城的布局，并对许多重要遗址开展了深入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尤其是近年来，结合国家大遗址保护工作，以及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在对隋唐洛阳城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建成或在建了如定鼎门、宫城区等几处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同样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对于隋唐洛阳城的整体布局，宫皇城区、上阳宫、西苑、里坊等重要组成部分的内涵，目前认识还比较欠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大遗址保护工作，对隋唐洛阳城整体的形制布局进行深入的考古调查与勘测，使隋唐城的布局更为清晰；对九洲池及宫城区、皇城区、外郭城、上阳宫、西苑、洛南里坊区等重要遗址编制细致的考古工作规划，开展深入的考古工作，深化隋唐城考古学研究，充分认识隋唐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

2.隋唐洛阳城与国内外城址的对比研究

隋唐洛阳城规划科学，布局严谨，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规划制度对当时国内的一批城市，以及朝鲜、日本的城址规划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国内各地考古机构，以及日本、朝鲜的考古研究机构，对隋唐洛阳城规划布局影响到的城址进行考古学对比研究，对比研究隋唐洛阳城与当时国内的益州城、幽州城、云州城，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绛州城，西域的碎叶城等，对比研究隋唐洛阳城与日本的藤原京、难波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等城址，从而深入了解隋唐洛阳城的文化影响力。

3.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调查

隋唐洛阳城在规划建设时，充分利用了洛阳地区丰富的自然河流资源，并加以人工改造，使得水运、漕运便利，这也是洛阳城规划的一大特点。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水利部门，继续做好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调查项目，结合文献和以往考古工作，对洛水、伊水、谷水、瀍渠、通济渠、通津渠、运渠、漕渠、泄城渠、伊水东支、伊水正支、新潭、含嘉仓与回洛仓的漕运渠道等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深入研究隋唐洛阳城的水系问题，深化对隋唐洛阳城规划布局的认识。

4.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隋唐时期，在汉魏漕渠的基础上，疏通、开凿了举世闻名的隋唐大运河。而东都洛阳则是大运河的西端起点和南北中心。以洛阳为中心，大运河沟通了隋唐帝国的南北东西，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因此，结合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后续工作，对以隋代回洛仓、唐代含嘉仓等为代表的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系统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深化隋唐大运河的研究与保护水平。

5.隋唐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城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联通了隋唐帝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促进了东西经贸和文化的交流。

因此，结合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续对隋唐洛阳城定鼎门片区（含宁人坊、明教坊）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深入研究隋唐里坊的形态布局，研究定鼎门遗址的文化内涵；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机构，联合陕西乃至隋唐丝路相关省份文物考古机构，乃至联合中亚等国的文物考古机构，对隋唐两京故道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测，对丝路沿线重要的文化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测，系统深入的研究隋唐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子课题五：五代、北宋洛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均以洛阳为都，对隋唐洛阳城进行了修葺。北宋沿用并增修了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定洛阳为西京，园林和牡丹成为了城市的标志，留下了“天下名园重洛阳”、“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名。其昔日的政治中心地位、富庶的物产和秀丽的山川、巧夺天工的人工园林吸引了大批文人学士。欧阳修在洛阳草就了《新唐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不朽名著《资治通鉴》，富弼、文彦博、王拱辰、司马光等人成立了洛阳耆英会，邵雍、程颐、程颢在这里创立“洛学”。洛学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规范人的行为，维护封建秩序。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宋明理学是宋代之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而二程洛学则开了理学之先河,影响了中国社会千余年。

对五代北宋洛阳城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对宋代的园林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对以富弼、文彦博、王拱辰等为代表的文人墓地进行调查研究，必将深化五代、北宋时期洛阳文化中心地位的研究。

工作思路与具体课题：

1.五代北宋洛阳城考古调查与研究

在以往进行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已发现了五代和北宋洛阳城的诸多重要遗址，这为研究五代至北宋时期洛阳城的形制布局和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

下一步，我们将在梳理以往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结合以往考古工作和文献记载，对五代和北宋洛阳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研究城址的形制布局与文化内涵，对文献所载北宋的著名园林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水平。

2.北宋墓葬制度研究

北宋洛阳城是当时文人士大夫议论时政、著书立说的地方，也是他们死后的理想埋葬地。

下一步，我们将对以富弼家族墓地、文彦博墓地、王拱辰家族墓地等为代表的士人墓地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这对于研究北宋的墓葬制度和社会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支撑课题三：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融合中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研究

洛阳位居天下之中，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这里形成。从大约距今1.2万年前开始，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即以居中的地理优势和发达的文化面貌，与周边的文化频繁交流互动。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炎黄二族在此融合交流，形成了华夏族的主体。夏商周三代，正是华夏文明的物化载体。从春秋战国开始，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或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从刀光剑影、桴鼓相攻到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西汉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魏晋时期，先进的河洛文化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强的向心力，匈奴、鲜卑等族与中央汉族政权频繁交流。拓跋鲜卑人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在继承传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基因之上，营建了北魏洛阳城，标志着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发展到新阶段。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使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东南和西北、南方与北方连为一体，使中国古代北方与东北地区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而进一步融合与发展。隋唐大运河对中古时代以后的国家管理者、河洛文化传承者的辽金元明清王朝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成为中古时代以后契丹人的辽王朝、黑龙江女真人的大金王朝、蒙古人的元王朝和辽宁女真人的清王朝使国家保证统一的“高速公路”，极大地促进了多民族对“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认同”。而绵延向西的万里丝绸之路则使得西域边陲人，乃至中亚、西亚人群等远赴洛阳，最终也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总之，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吸附力和凝聚力，在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其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促使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子课题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时局动荡，“华夷”观念削弱，给王城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有多支部族先后向中原腹地迁徙。洛邑附近出现了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他们侵入华夏族居住区域，积极参与列国会盟与争霸战争。他们与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之在征伐中逐渐融合，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密切。从春秋中晚期开始，这些少数民族在列国兼并争霸的过程中被诸侯国逐渐征服或消灭，最终融入华夏族。

而这些长期生活在伊洛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势必会留下丰富的考古遗存。2013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伊川徐阳发现一处春秋时期墓地，经过调查和初步发掘，确认其应是春秋时期陆浑之戎的遗存，并围绕这一春秋墓地，开展了相关课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工作思路与具体课题：

商周时期伊洛河流域少数民族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

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伊洛河流域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少数民族部落，他们多为外地迁徙而入，大都缺乏文献记载，各个少数民族活动范围、文化面貌、与华夏文化的影响与交融都不甚明了。目前仅赫赫有名的陆浑戎有了眉目。

下一步，我们将以陆浑戎墓地及相关遗存的调查与发掘为切入点，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结合以往文献记载和考古工作，开展对洛阳周边的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遗存的考古调查、古代少数民族DNA谱系调查研究、以及古代少数民族迁徙路线调查研究等，深入研究商周时期伊洛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状况。

子课题二：汉魏时期的民族融合研究

研究背景：从东汉开始，历经曹魏、西晋，至北魏，洛阳作为当时国家唯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和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民族融合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先进的河洛文化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强的吸附力和向心力。这一时期，无论是进入中原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少数民族上层，还是迁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摒弃了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文化，接受汉人先进、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学习汉人的传统文化和礼仪习俗，从而使得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再次成为汉人、汉文化源源吸取、融合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文化大熔炉。尤其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里更成为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中心。孝文帝强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要他们生前自称是洛阳人，死后葬在邙山，同时还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族与汉族在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最终完成了汉化。孝文帝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北魏时期，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多民族管理“自己”国家的阶段，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基因得以强化、深化。这为中古时代以后辽金元清王朝开创了少数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对“国家”的“政治文化”始终如一的“认同”树立了“榜样”。

工作思路与具体课题：

从考古学文化看河洛文化对拓跋鲜卑的影响——拓跋鲜卑南迁洛阳的考古学文化调查与对比研究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将首都至平城（今大同）迁至洛阳，进而开创了北魏一朝近百年的繁荣。其实，由于受河洛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吸引，拓跋鲜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南迁之路。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开始，拓跋鲜卑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不断的南迁。其与曹魏、西晋和好，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后又迁至平城（今大同），拓跋鲜卑将其最终的落脚地选择在了洛阳，应是基于对洛阳先进文化认同和敬仰的结果，而其到达洛阳后，兼蓄并收，最终开创了繁荣的北魏王朝。

因此，联合内蒙古、山西等地的文物考古机构，对北魏拓跋鲜卑南迁各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将对研究拓跋鲜卑这一历史上的辉煌民族和北魏一朝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价值，也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子课题三：隋唐五代时期的民族大融合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隋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进入中原的大量内迁胡族，不断的被汉族文化融化，边疆胡族也不断吸取汉族文明而迅速汉化。尤其是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的链接，成就了洛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从而吸引了来自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以及东方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在此融汇交合，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战乱不断，民族迁徙融合频繁，而原为西突厥十姓部落以外的一部沙陀族则先后在建立了后唐和后晋政权，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加速了各民族间的深度融合。

工作思路与具体课题：

1.洛阳地区高句丽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勘测

唐代，随着唐王朝与高句丽关系的变迁，一些高句丽士人迁徙至都城洛阳地区，并在唐代社会担任了重要职位，最终死在洛阳，葬于北邙，构成了邙山陵墓群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联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葬于洛阳邙山之上、以泉男生、泉男产家族墓地为代表的高句丽文化遗存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对比研究吉林和洛阳的高句丽文化遗存，对研究唐代高句丽文化面貌，进而研究当时的民族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2.隋唐时期河洛地区民族的迁徙与融合调查研究

隋唐时期，东都洛阳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来自西域、中亚、西亚、朝鲜、日本等地的民族，他们长期生活于洛阳，或为官，或经商，许多最终死于洛阳，葬于洛阳。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外来民族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熔炉中。但这些民族在洛阳生活期间，以及终老埋葬后，都在洛阳留下了许多考古遗迹和遗物，成为研究隋唐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实物证据。

因此，结合文献记载，梳理多年来的考古资料和出土的丝绸之路文物等实物资料，系统地对河洛地区隋唐时期的西域人，乃至中亚和西亚人、朝鲜和日本人的生活遗迹、墓葬遗迹等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将对深入隋唐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融合，研究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抚今追昔，往事覆尘。洛阳作为河洛文化的中心，中华文明发轫和形成的核心之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地上地下累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以有裨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辈考古工作者的梦寐之事。洛阳在中华文明孕育、产生与形成过程中从未缺席，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孕育、产生与形成过程中的主导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内核作用，是中华文明的根文化。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转载自 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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