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

按语：抗战胜利后，孙犁于1946年春天到冀中搞创作，在蠡县刘村工作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为蠡县撰写了《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塔记记录了蠡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读后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在刘村他接触到的一些人，发生的很多有趣的事，在郭志刚和章无忌所著《孙犁传》中有详细描述，请看该传记第六章烈火中的凤凰第一部分“新的旅程”。

回冀中，是孙犁的愿望。他说，他想回到家乡搞创作。领导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在东辽城自己的家里只住了四天，便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渡过滹沱河，向北面的蠡县县城走去。村里一个叫芒种的青年农民送了他一程，这个人的名字，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风云初记》，而且是一个主角。在小说里，他先是长工，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和年轻指挥员。

孙犁去蠡县，是要找梁斌，梁斌正在那里当着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

冬天还没有过去，在雾中行走，恰似潜游于又深又冷的浑水里。太阳出来了，雾气散去，满树都是霜雪，银装玉琢，另是一番景象。那些年，他养成了走路行军的习惯，现在，行进在家乡静谧、和平的田野上，心里格外舒坦。太阳爬上了树梢，霎时间，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金子的颜色。此刻，他望着远村近树，披金挂银，不觉心花怒放起来。

傍晚，他到了县城,走进县委机关大院。这里原是一家钱庄，梁斌住在东屋。

在孙犁的印象里，梁斌朴实厚重。他们最初认识，是在1938年春，孙犁到蠡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的时候，那时梁斌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1941年孙犁从山地回到冀中，参加编辑《冀中一日》，他们接触机会很多，便熟起来了。

1943年，孙犁在繁峙县境内坚持了三个来月的反“扫荡”，在战争空隙，还翻越了几个山头，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正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到太原执行任务。

他们也有数年不见了，老朋友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就说好了孙犁下乡的地点。梁斌那里，有一个管文件的身材不高的女同志，姓朱，叫银花，孙犁就被安排到她家住的村子——刘村去工作。

刘村是一个大村子，孙犁进村后，按照约定,先找到银花家里，见到了她的妹妹——锡花。这是一家中农，锡花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儿神态虽然透着明显的稚气，但热情、爽快，能说会道，很会办事，正在村里当着党支部委员。中午，她给孙犁做了一顿可口的家乡饭，使孙犁至今不忘: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锡花家里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穿着和外表都不像农民，而像一个城镇归来的商人。他脸上盖着酒气,不爱说话，在人前总像做错了事似的。在县城，孙犁听说他不务正业，当时猜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

锡花的祖父倒很活跃，有些江湖气，黑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不像有七十来岁。凭着感觉和观察，孙犁推断他应该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他好唱昆曲,饭后，拍着桌沿，给孙犁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句昆曲。

孙犁以普通村民的身分，在刘村住了三个月人熟地也熟,有些不愿意离开了。他在这一年(1946年)3月30日给康濯、肖白(《晋察冀日报》的一个编辑)的信里,这样描绘着自己的生活:“因为梁斌同志的照顾，我的写作环境很好，自已过起近于一个富农生活的日子，近于一个村长的工作，近于一个理想的写作生活。”在这段日子里，锡花常到住处看他，有时还带些吃的去，有时也商量工作。孙犁也常到她家去坐坐,她也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孙犁这一年写的小说《“藏”》里边的女主人公浅花，就含着锡花的影子，或者说,是一个完全艺术化了的锡花:

......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

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

总之，锡花是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后来他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锡花每次回信,都谈到自己的学习。天津解放后，孙犁进了城,才断了来往。不过仍关心着她，十多年以后，还向同住在天津的梁斌问起她的消息。梁斌告诉他:1948年农村整风时，她家好像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指她家是“官铺"，还编了歌谣。锡花仓促间寻了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婚了事，好像很不如意。孙犁闻之默然，几乎是祝福式地发表了他个人的想法：

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

打板摇卦也是一种期望，即期望着和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生活得更好。孙犁对于他所关心的那些人们，总是怀着长久的系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刘村，孙犁住在村北头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姓郑，房东是抗日干部，不在家，房东太太也外出,看女儿去了。只有一个老佣人看家，并帮孙犁做饭，闲时也坐在椅子上陪孙犁说会子话儿。他叫白旦，在农村，是被看作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的那种人，其实却是极其质朴的贫苦农民。他有一只眼睛不好，老流泪，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有时，孙犁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他就静静地坐在台阶上，一时间，像失了思想的木偶似的，一动也不动。夜晚，孙犁在屋里点起一些秫秸取暖，他便蹲在一边，就着火抽烟。他的形象，在孙犁心里造成了一种沉重的感觉:“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无一瓦之栖，一垄之地。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还没有在其他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同样，在十几年以后，孙犁也把他的祝福送给了这位老人:

1948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祝他晚境安适。

郑家对门，是妇救会主任的家。在这里，孙犁却有一段他十分不愿意碰到的“艳遇”。

孙犁已忘记这家姓什么，只记得妇救会主任有一个男人似的名字——志扬。志扬的丈夫在外面跑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工于心计,一照面，孙犁就看出了她这一点。孙犁初到郑家，村干部很是照顾，她以为来了重要上级,亲自过来看孙犁，显得很亲近，一定约孙犁去她家坐坐。第二天，在平时人们吃罢早饭的时候，孙犁去了。她正打扫庭院，庭院显得整齐富裕，新油饰的门窗，闪着亮光。她叫孙犁到儿媳屋里去，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他去。他走进西屋，却见主任还没起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暂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见此光景，孙犁急忙却步转身,婆母却在外面吃吃笑了起来。从此，孙犁再没有到她家去过。

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她也变得非常冷谈了。这并非因为孙犁的“迂"，而是因为她看透孙犁既不骑马，也不骑车，只是一个身着粗布棉衣，挟着小包东跑西颠的行脚僧似的干部。确实，孙犁进村以来,既没有主持会议，也没有登台讲演，她看准这种干部主不了村中大事，得罪了也没关系，更何必设局奉迎?

这户人家在1948年冬季被斗争。听到这个消息，孙犁一点也不惊异。

在这期间，孙犁曾将妻子和两个女孩子接来，同住了几天，为主人看家尽职的白旦，却有些不耐烦。在送她们回家的路上，坐在农村用牲口拉的那种大车上,因为天气还冷，妻子将双手插在他的棉袄口袋里，在夕阳照耀下，她显得很幸福。在人生的长河里，这一瞬间的表情，永远留在孙型的记忆里了。八年抗战，鹊桥难搭，她即将四十岁，脸上的皮肤，已变得粗糙了。

在村里，孙犁还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叫郑松如，十几岁参加抗日，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工作,后来调到《晋察冀日报》,仍在印刷厂工作。两人虽然头回见面，由于经历相仿，所以谈起来非常亲切。

他脱离工作已经有四五年了，说起来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原来，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继母足智多谋，一定要他回家;他不肯，声言抗日为重。继母便给他说好一门亲事，新婚之后，“枕边私语，重于诏书”，松如果然不再回山地，“脱鞋”(妥协)了。

在革命队伍里，“脱鞋”是丢人的事，但松如此刻和孙犁谈起来，已经没有惭怍之态，倒是对孙犁困苦奔波的生活，时露嘲笑的神色。如此，每当孙犁好言相劝,谈到“归队”，他就托故辞去。

一天，他把孙犁带到家里去。那是一处富家人的大宅院，虽有破落之象，但规模未减。孙犁被让进洞房，看到了他那按年龄来说显得肥胖了些的新妇。新妇看见生人，溜下炕来出去了。因为是老战友，孙犁并不客气，靠在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他打量了一下这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的洞房，阳光照在浸过桐油的崭新窗纸上,玻璃般明亮，用红纸剪贴的各式各样的纤细、精巧的花朵，把房间点缀得既富丽又温煦，房间的陈设，脂粉的香气……无处不洋溢着新婚的喜悦和美满的气氛。看着看着，孙犁忽然不安起来: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现在是，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

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

孙犁告辞了洞房的主人，独自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那里只堆着一些破毡败絮，另外，还得自己去向村干部要米，自己筹划饭食。对于这种生活，孙犁并不觉得低下，相反，他心安理得，情缩高昂:

生活啊，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

“有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

刘村三个月的生活，是新的行程的开始，在这里，除了《“藏”》，他还写了另外两篇小说——《钟》和《碑》。此外，他在这个村庄认识了文建会的一位负责人，这个人成了他塑造《风云初记>中变吉哥这个人物的一个依据;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物，读过《风云初记》的人该不会忘记他。

穆立新

2019年10月1日

附：

塔记——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

斯大林同志在抨击丘吉尔反苏叫嚣的时候说道:“ 有些人想轻易忘记苏联的损失，即是曾经为了保证欧洲从希特勒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的巨大损失，可是苏联不能忘记这些损失”。这话深深地感动了我，因为在中国也有些人想轻易忘记解放区人民八年来所经历的战争，为求取解放所付出的代价，想轻易把我们从占脚的地方踢开，他们好重温往日的旧梦。事实上已经证明这些妄想是不可能的了。冀中区的人民，是不能轻易忘记这八年的。因为死去的既然已经长眠在地下，残废的已经不能肢体齐全，病损的要负担着长期的痛苦以至老死。我们为了求得解放，献出的是身体、精神和生命。这些失掉的东西和由这些东西锻炼成的意志和理想、经验和能力，能够轻轻刷洗下去，能够消失淡漠吗?

蠡县的县城，失掉的最早，收复的较晚，而敌人在这里的烧杀迫害比别的地方也更重。除去县城，敌人大据点有大百尺，南庄、李岗、林堡、莘桥;而蠡县又是保定、高阳联结的中心，敌人突击的重点。每次出动，至少七路。而大的“扫荡”则规律性的一月一次。

但这里的人民斗争也最顽强。过去的高蠡暴动虽然失败，却留下了火种。“七七”事变，蠡县人民觉悟最高，奋起最早。风起云涌，一九三八年一个冬季，蠡县的子弟兵就组成了三个坚强的支队。从此以后，这些人民的军队，区县村的干部和人民，就在大平原上，在大洼里，在秋夏的青纱帐里，奔走、呼号、战斗和牺牲。

烈士里面，有子弟兵、有农民、有知识分子、有孩子们。烈士里面，有的因为伏击、奇袭、攻坚、遭遇，死在战场，有的因为隐蔽在村，被敌发觉，向外冲杀死在墙院，死在街道，死在洞里；有的因为侦察敌情、内线坐探，死在敌人的据点、炮楼、牢狱和刑场,这些烈上用肉体和精神的全部力量和敌人冲杀搏斗，射击完最后一颗子弹， 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好人民，因为他们生前的奋斗不屈和死后的英雄影响，使我们从“五一”以后最艰苦的环境坚持过来,打败敌人，而且胜利了。死难烈士里面，百分九十五是共产党员。我想再也用不着别的事实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了。劳苦的长期被压迫的人民，献出他们的儿子，交给解放战争。共产党组织了这些人物，教育了这批力量，把最好的党员再献给人民——他们的父母!

为什么共产党员在战争的时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为什么共产党员在临死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的责任，掩藏好文件，拆卸并且破坏了武器，用最后的血液去溅敌人?为什么这些县区干部能在三四年的最艰难的环境里，不分昼夜，在风里雨里，冰天雪地和饥寒里支持住自己和抗日的工作?为什么一个老百姓，一个小孩子，他会为战争交出一切，辗转流离在野地里。丛林里，不向敌人低头?而一旦被敌人捕俘，他们会在刺刀下面、烈火上面、冰冻的河里和万丈深的井里，从容就义，而不是暴露一个字的秘密?我们说:“ 冀中是我们的"!是包含着这些血泪的意义的。

八年来，我们见到什么叫民族的苦难和什么叫民族的英雄儿女了。

只就县级干部来说，一九四一年秋天，齐庄一役,牺牲的就有王志远县长、陈志恒政委、丁砚田大队长、王勤公安局长。一九四二年，在南玉田，敌人掘洞快掘到身边了，县长林青斥责妥协的企图，主张最后牺牲，打完两枝枪的子弹。敌人往洞里投弹把他炸死，用紧锁在他脖颈上的枪钢绳拖出洞外。同年秋后县委组织部长被困室内，敌人要他交枪，他把一枝枪，卸去大栓投在门限以外;敌人来取，用另一枝枪击杀之。看见敌人倒在地下，他说:“你不要吗?我还拿回来。”这样两次，一个人坚持半天工夫。敌人从房顶纵火，他才从容把枪拆卸自杀。耿交通科长在牺牲时，则用自己的尸首掩盖武器。

蠡县干部牺牲最多，那时曾有“蠡县不收县长”、“干部供不上敌人逮捕”等俗话。但干部前仆后继，壮烈事迹层出不穷。一砖一瓦地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他们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坚持。所忍受的艰难、困苦、饥饿、疲累是不能想象的。他们的身体大半衰弱不堪， 而他们所完成的工作。创造的奇迹，也是不能想象的。他们是非常时代，创造了非常功绩的人物。

当一个县长上任不久就牺牲，另一个接职，不久又牺牲了，第二个再负起这个担子和责任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伤心地问他:“你不怕吗?”他不怕!他又英勇地牺牲了。

我们也不忘记那些人们:那些残废的人们，那些因为自己的儿女战死牺牲而想念成病的人们，那些在反“扫荡”的时候，热死在高梁地里，冻死在结冰的河水里，烧死在屋子里，毒死在洞里的大人孩子们。

我们立塔碑纪念。是为了死去的人， 自然也更是为了活着的人。使烈士的英雄面貌和钢铁的声音永远存在，教育后人；使那些年老的母亲父亲们在春秋的节日，来到这里，抚摩着儿子的名字。呼唤着他，想念他们的战绩的光荣，求得晚年的安慰，使烈上的儿女们，在到学校去学习的路上。到田地里去工作的路上，到战场上去保卫他们的路上，望见他们的父亲的名字刻在了这里，坚定他们的意志，壮大他们的勇气。

我想立塔纪念的意义就在这里了。这塔是结合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人们和他们的子弟的意志和力量来立起高耸在云霄的。塔也结合着人民所受的苦难.所经历的事变，所铸成的希望，塔和这希望将永远存在。

孙犁

一九四六年春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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