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与博物馆的社会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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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物馆协会将2017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确定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主题关注博物馆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博物馆努力造福社会，致力于成为促进人类和谐共处的重要场所。博物馆不仅是收藏、展示光辉历史的空间，同时也是接纳、包容有争议的过去的空间。在正视难以难说的历史中，走向和解和畅想未来。博物馆应当积极介入社会，主动参与调解、弥合伤痛。博人茶座将围绕“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展开系列对话，主题一为“灾后重建与博物馆的社会介入”。

叁

本期茶客

茶

座

王嵩山教授

逢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及亚太博物馆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博物馆学、博物馆技术与文化资产保存、台湾原住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

曹兵武总工程师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兼任国家公共文化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传媒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等。

叁

往期茶客

茶

座

宋向光教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潘守永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

螺旋真理

就职于中国文物报社新媒体部，《中国博物馆》杂志编辑

吴洁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

茶博士

杜辉博士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文博专业讲师，致力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研究。

各位茶客晚上好！这次对话的主题是“灾后重建与博物馆的社会介入”，潘老师和王老师都曾参与过地震灾后博物馆策划或相关项目，我们就以二位的实践为切入点，围绕灾难、记忆和博物馆实践等话题展开此次对话。

搬小板凳听讲。

也和今年博物馆日主题有关，选题有意思。

恩，这是“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系列对话的第一个主题。

17年前了！千头万绪！

灾后重建与博物馆的社会介入，是一个好话题，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还是博物馆伦理上，都值得也需要进行系统性讨论。我们有幸参与相关的一些工作，但是都还没有时间来清理。

果然！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对话，就伦理、社会责任和博物馆实践等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

王老师是台湾地震遗址和博物馆的主要规划者，很高兴能有机会与王老师求教。

台中科博馆在1999年的921地震之后成立了地震园区，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产物。

是的，我去现场参观过两次，收获很大。

博物馆是一种工具，介入是应该，但是如何介入，尤其是从何角度介入？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可能会变成添乱。

人类学家没能使上劲。

王老师介绍一下台湾的这个案例吧。

地震之后，受灾严重区台中雾峰利用一个小学成立了921地震教育园区。之后在南投竹山成立了一个断层馆。如前所言，主事者为自然科学家，园区中的展示大致关心的是遭遇灾难时「如何」解释的面向，而缺乏「Why」的诠释。

当然，博物馆介入灾后重建的时机也很重要。介入首先还是从保存记忆的角度（尽管这种记忆往往是痛苦的，但往往也是极具意义的），要做到最大化、最真实的保存，就和介入的时机发生了关系。

汶川地震，学校也是大家最关注的。

地震灾难是博物馆策展十分棘手的主题之一，人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于灾难的理解应该存在很大偏差。几位老师如何理解“灾难”？

我参观雾峰的921地震园区，感受到的也是科学主义式的教育，保留的学校操场、隆起的塑胶跑道、倒塌的教室、残墙断瓦，的确没有看到人、社会和文化的力量。自然灾害/灾难，在人文学者眼里和自然科学家里应该是相同，虽然实际是不同。

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可不可以称之为“遗产”，是否属于difficult heritage？核心是不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的“灾难学”认为灾难并非单纯的自然、政治、军事因素造成，而是存在社会建构的成分。它不仅涉及对基础设施或环境造成的损害，也关系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台湾并未将921灾区视为遗产。

汶川地震的时候，单霁翔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在我参加的第一次专家会议中，单局长就指出汶川地震中的灾难现场，如北川中学，是具有世界遗产意义的。要做好记录和收集整理工作。当时正处在救灾的当口，这样讲话是极其容易被媒体批判的。实际上，我是认同他的意见的。

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我就撰文提出应该建设地震博物馆（登在《中国文物报》518那期上），后来冯骥才先生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其中行动最快的是樊建川的地震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同行也以文物采集的视角很快介入。

这个过程中，自然科学家注重科普以应对未来，人文学者关注人文关怀和历史记忆。其实，到建博物馆这个层面就应该具有综合情怀，由记忆到精神重建、物质重建，科学地处理历史现实与未来。

921之后，我着力较多的是组成20人的团队进入受创最严重的东势客家聚落，进行文物抢救，开始后灾难的博物馆（蒐藏、展示、教育、社会关联）技术行动，为期一年半。

汶川地震之后，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之下迅速对馆藏文物进行统计和摸底。幸运的是，茂县博物馆的文物已经转移到金沙博物馆。此外，绵阳博物馆的中心库房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归根结底，是防止悲剧重演。

我参与了茂县博物馆灾害评估，茂县博物馆是地震核心地区唯一的博物馆，所在的州没有博物馆。北川只有文保所，等级文物都在绵阳的中心库房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北川有一个羌语语料库，即语言博物馆，损失严重。绵阳还是有点远，博物馆没有太大损失。四川的这些灾害遗址也都没有被列为文化遗产单位和地点。

因地震而形成的遗迹、遗产，和地震中的遗产、文物（比如博物馆馆藏），是两个概念。也是博物馆介入灾后重建的两个不同方面吧。前者是新建纪念性博物馆的宝贵资源。

曹总的区分是正确的。

同意。

这样看来地震和博物馆的关系首先体现在灾难-文物保护的关系上。

曹总，关于目的，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由于目前地震预报技术还不成熟，人类社会还无法实现对地震灾害的预防和控制，那么“防止悲剧重演”的落脚点是否应基于“相对成熟的应对地震”。比较日本，由于地震频发当地民众对于地震的态度可能同我国有所不同，这种文化差异是否对我们看待地震遗产有所启示？@曹兵武

地震只是灾难之一种，不少灾难是可以通过记忆和认知而加以预防的。无论如何，灾难记忆有助于完善文化和社会，这也适用于地震之类的灾难。@王超

收到，谢谢曹总解惑。

北川地震遗址的整体保护让人十分震撼，每次参观遗址都会体验生与死，这也正是地震遗址启示意义的所在。

我想这可能说明了经验性知识对于当代社会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超兄，不同文化如何诠释与反应灾难的冲击的确是要点。

王老师，台湾没有把921灾区视为遗产，是不是也说明了台湾社会对震灾的认知，其实和大陆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和地震频度有关？@王嵩山

可能是与台湾的遗产定义相关。

至于诠释与表达，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记住-准确地记住-力求真实性和代表性（完整性恐怕很难），这些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其中的科学、人道要素，以及展示的艺术形式等问题，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真善美在博物馆中的内在关系吧。

四川地震时大陆文物博物馆界似乎对于遗址的整体保护有某种共识。这可能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文化遗产的理论、实践已经比较深入人心，特别是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中的两个价值指标：突出的普遍的价值和唯一性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另外，提出把地震遗址看作遗产的，主要也不是“灾区”的人。记得当时两位从茂县来的馆长已经是处于机械运动的状态，就是多干活，不要休息，不要思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在巨大灾难这种特别的时刻，最能考验一个社会，也最能提升之。汶川大地震之中和之后，文博界的认识与实践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包括这个行业如何参与，以及潘老师提到的中心库房制度，博物馆本身的防震减灾等都更受重视。

前面曹总的文章，具有引领作用。高大伦也是实践者，还因此获得了年度文化遗产人物。

东势匠寮巷的博物馆技术介入工作，激起了什么是客家文化、客家文物、客家的集体记忆的论辩。直到今日。

茂县博物馆是张瑾主持设计的，为了抗震，所以建筑空间非常狭窄，很难使用。北川为了突出羌族文化要素，做了过分的装饰。新的北川县城中的新建筑几乎千篇一律。所以，博物馆参与的文化重建，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

就目前我走过的几个地震遗址博物馆来看，诠释者面向的不是灾区民众，更多的是非亲历者。曾经很想了解当地民众如何看待地震遗址博物馆，却很难开口，生怕造成“二次创伤”。很想向各位老师请教，博物馆除了建立文物保护应对灾难的有效机制外，如何能够有效介入灾后重建？

北川民俗博物馆是崔凯的团队主持设计的，我和韦荣慧主持陈列大纲。

其实这些地震遗址博物馆应该考虑区别对待地震的insider和outsider？@杜辉

北川在文化重建上大打羌族牌，宣传是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其实，汶川、理县、茂县才是羌族的核心区。只是他们与藏族合称为藏族羌族民族自治州，一般大众媒体也不知道具体的层次，跟着后面宣传。博物馆介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在知识正确上是需要的。

我曾经在清明时去北川地震遗址调查，看到不少人为亲人烧纸钱。有位北川的同事说他们平时不会去遗址，每次路过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insider很难走出来。

那么现在的地震遗址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对outsider诠释的场所，对insider应该怎么办，似乎还是缺失的。

灾区重建面向颇广。我们能做的大致偏向文化保存、集体记忆建构与通过文化协助走向未来。

记得六枝原则提到，“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如果我们把生态博物馆语境下的村民视为insider，则地震遗产和insider的关系，似乎更复杂。

二次创伤确实是个大命题。比inside和outside更重要的，应是展示中正确处理遗产的真实性、代表性与人道主义等关系，它们会有冲突，需要在展示中用艺术手段加以协调，但不能牺牲真实性和代表性。博物馆是百年大计，并非一代人的遗产。展示也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展示和保存也并非等同。

我们也参与了萝卜寨的重建，是和清华大学轻体建筑的团队合作。我的硕士生何坤整整在现场待了44天，发现灾区人的心理障碍是普遍性的。

这里面存在很大的矛盾，也正是棘手之处。一方面博物馆要保存难以回首的灾难记忆，另一方面介入灾区文化重建，这些灾难记忆是很大的阻碍。我了解到在映秀、北川灾后重建中博物馆的介入十分有限，更多的是社工在从事相关工作。

所以叫“棘手遗产”。

文化如何界定灾难与诠释应该是要把握住的。

灾害是突然的、巨大的，心理是难以承受的。活着的人对于未来是难以把握的，普遍有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心态。博物馆、文化遗产可以抚平人们的心理吗？能够安抚人们的心绪吗？类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当地的居民是不鼓励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去那里参观的，“看了之后，几天吃不下饭”。如何处理灾难遗址或遗产，我反而觉得台湾的科学主义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

台湾汉人与原住民族就有很大的差异。

我有一个小想法不知对不对，对于地震的阐释，其实是存在一个为灾区人所构建的、和亲身经历有关的“地方性阐释”（请恕我套用吉尔兹的定义因为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汇），还存在一个博物馆力图构建的“普世性阐释”，而这两种阐释之间是存在伦理或者社会矛盾的。

请教老师们，目前哪些灾难会成为博物馆介入的对象？国家、社会与不同群体也会选择不同的表述去建构记忆和面对创伤吧？

遗憾的是，我没有对这些项目进行回访，真的需要再回去。

的确，我们研究太少。

超所说的的确如此。灾区人其实是希望遗忘（或者大多数人如此？）

我曾经和映秀震中地震遗址纪念馆外卖纪念品的一位阿姨聊天，试探性的和她聊起当时地震的问题，这位阿姨和我说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似乎她放下了一些。但是还有很多人没办法放得下，而且不少人也离开了当地。

最能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一定是优先选择的吧。科学主义也是优先选项。@吴洁

所以灾难性遗产又叫“黑色遗产”、“棘手遗产”，但是时间会改变人们对它们的观感。比如4000多年前的喇家遗址和庞贝，现在看到的第一感觉可能更多是感动。

曾经在《台湾的博物馆与博物馆学》中提及，将博物馆视为提供包容性公共空间的公共领域，公共博物馆的目标是与更广泛的观众、更深刻的社会关怀进行对话。我想这可能也是地震遗址博物馆的最大意义，能够实现对不同观念的包容甚至推动对话。@王嵩山

北川的问题，可能是北川中学里掩埋的都还是孩子！这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接受的：中小学生成为灾难的最大受害者。这个结，短时间也是无法进一步讨论的。所以，艾未未的小书包展览被认为是政治波普，是受到禁止的。甚至，在公共领域里讨论也不被允许。

就像麦夏兰教授说的棘手的遗产带来不安定的历史，是扰乱人群的自我形象，甚至可能会带来社会差异和冲突。这就为博物馆对此类记忆的收藏和展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么经常发生地震的日本等国家是如何处理的呢？

两本书有些民族志案例:01.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02. Disasters and Cultural Stereotypes。后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翻译出版。

王老师提供了好材料！

《灾害与文化定式：中外人类学者的视角》。

如果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博物馆究竟能够为灾后重建做什么呢？

人大的一位博士在汶川做了一个宗教介入，也就是佛教介入社区的例子。他发现宗教对于创伤抚慰的效果比政府等其他形式更有效。佛教可以成为灾民“自我麻醉”的药物，就是把不属于自己承担的部分扔掉。

个人认为博物馆除了向outsider传递灾难知识，也不应当回避实现面向insider的社会责任。

同意杜辉的观点。

博物馆的理想性表征，便是几近于唐吉诃德式的捍卫事物之不可避免的毁损、消失。躲过自然与人为的破坏与灾害，是文物与标本进入博物馆的关卡之一。许多博物馆是浴火重生的结果，特别是欧洲一些由著名的史迹与历史建筑转型而来的博物馆。博物馆及其馆内收藏的社会地位，来自于堡垒般的环境及专业人力的优良素质。博物馆的确可以称为文物、标本与文化资产的存活基地。各式各样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便是刻意的维护备受摧残威胁的文物、标本与文化资产；而大小不一的、持续与突发的损坏和灾害，正可以测量博物馆的存在强度。

有关博物馆的存在强度之丈量，不但显示在科学与文化的互补层面，也显示在博物馆硬件及其软件的互补结构。前者涉及博物馆对于对象与标本的知识与价值之领域，后者则涵盖博物馆实践之物体的管理与组织运作的面向。博物馆实践是一个社会文化事实，牵涉人文化成与解释自然，涵摄在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之网。因此，面对灾害的处置便不止是纯粹科学的、偏重解释的事务。

赞同。我说说北川的例子吧。陈列大纲是我和韦荣慧老师负责的，杨明刚负责撰写。

我想潘师在构思陈列大纲时遇到了不少困境和阻碍吧？@潘守永

问到写作大纲的障碍？其实蛮多的。第一个就是你不能问对方，项目周期、资金等等一般项目都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对方也不知道。讨论的结果，我们看着办。第二，你没有办法与对方讨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因为他的确也不知道，至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尝试着先定一个调子，再和他们讨论。第三，展览大纲的具体内容、结构框架和主题，也都是我们自己觉得他们需要什么。总体上对方几乎提不出要求和需求，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面对这个情况，其实我和韦荣慧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在请示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之后，决定与茂县博物馆注重历史、考古或红军加以区别，同时也容易实施，就定了民俗主题。 @杜辉

物件之（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人为的）毁损形式、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涵盖科学的参考架构，也涉及社会文化的特殊范畴，我们应有持续的、累积的，以及实证的基础研究。特别是，我们应该建构一种因地制宜的「灾害博物馆学」（the museology of disasters）。「灾害博物馆学」至少可以包含科学的、考古学的和 / 或历史学的、政治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和 / 或行为的、与应用的和 / 或实践的等几种不同途径。其中，人类学的研究指出，有关灾害之社会文化的与行为的研究，可以着重博物馆灾害行为与其反应，博物馆社群（museum communities）对于风险（risk）与灾害的「文化诠释」，以及「后灾害」之博物馆实践的变迁等三个不同面向。

灾害直探博物馆社群建构博物馆表象（appearance）的方式，更让我们思索博物馆实体（museum reality）的性质。因此，不论灾害是以迟缓之姿出现、或暴然地突发而至，其应变（观念与措施）不但涉及实作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应以某一个前述探讨重点，深入的书写与论述不同时空之博物馆的存在哲学。

1999年的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直接促使台湾的博物馆警觉合理地处理灾害及其影响的重要性，探讨对象个别照护与对象管理体系的「灾害博物馆学」。不过，面对这方面的功课，我们其实才刚起步。

灾害博物馆学的成立，意味着面对灾难性遗产的收藏、保存、展示和对话更具复杂性与挑战性。

博物馆在灾害面前应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从这些意义上说，汶川地震之后的相应行动也促成了大陆地区的地震博物馆学。

博物馆是诗意与政治、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参观者被带入到互为主体性的体验之中，从而唤起共情与同理心。

首先，假如没有文化遗产、博物馆界的参与，北川、映秀的这些地震遗址是不可能保留的，或者不会采用今天这样的保留方式。只是满足地震研究的需求，其实几个地点就可以了，不必采用整体保存的方式。其次，地震现场的整体保护、地震教育与知识传播，地震的文化诠释，纪念与抚慰等结合起来，内在需求与外在需求结合起来，对于历史保存与如何面向未来结合起来，是灾害博物馆学的使命。大陆地区还没有从学科的角度来认识这个做法。

有意思 !

或许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能够生发出学科角度的“灾害博物馆学”讨论和推进。

台湾也无从学科的角度来认识 ! 日本倒是有的 !

实践先行，我们现在所做就是反思和理论化的探索。文博领域常常如此。

日本既有地震博物馆，还有地震纪念公园，也有防灾中心，有分工，成体系。

其次，地震灾区成为世界“舆论中心”之后，当地政府、社会、民众对自我认知ethnicity、identity有许多新现象。如前述北川强调唯一羌族自治县，甘肃南部的震区也强调是民族地方。茂县博物馆自我定位为羌族唯一博物馆，萝卜寨、羌族碉楼的新解读并启动申报世界遗产活动等等，都是文化遗产领域的现象。非遗部分也大致如此。城镇在重建时，新建筑要具有“羌族传统”，制造了今天看到的“羌族新建筑文化”。北川过去没有博物馆，这次也首先把博物馆建设纳入重建方案。

最后是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三馆都得到了提升。此外，北川还在广场上建设了一个规划馆。茂县博物馆的重建，也非常值得分析。我和张瑾是茂县博物馆灾害评估和重建方案的执笔人。这个项目由县里、省里直接交给国家文物局来主持，在平时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单霁翔亲自到茂县的现场考察，在选址的时候，县委书记把茂县最好的一块土地给了博物馆——去风景区的必经之地。

在外出差，刚爬了几百层楼，待喘息下。只是关于“地震博物馆学”或“灾难博物馆学”的建议，愚以为还是要慎重。如果以博物馆主题作为博物馆学的分支学科，博物馆学可能会失焦，只关注某一人类行为事实，且因各领域的特点而相互争论。所以，地震博物馆就是以地震相关现象、行为为对象的博物馆，而不是～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陋见，供参考。

潘师提到的博物馆以另外一种形式介入重建，并发挥作用，这一形式更加容易观察和调查。比起地震遗址博物馆，我能够在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看到对民族和文化认同重塑和建构的积极作用。是否可以理解为前者更多面向的是我们说的outsider；后者更多面向的是insider。

回归到博物馆的人类学视角了。

再次，我们田野发现的当地人两张面孔的现象，作为政府人员的“理性”以及作为“灾民”的“感性”，有时候是分离的。在北川中学的现场，他从来都是一个“灾民”，受到感情驱动；在办公室或者外地，他是理性的政府职员，要找项目，为民请命等等。我们参与的北川博物馆其实是政府“理性”部分的呈现。

这大概也是地震主题博物馆的另一矛盾之处了。

灾害博物馆学、地震博物馆与其说是大陆意义的学科，不如说是一个领域。这样说，宋老师可以接受吗？

或者说是通过历史、民俗文化来面向未来？@杜辉

这种对比在北川体现的尤为明显，我把这里看成福柯所说的“异托邦”。

北川民俗博物馆的设计是崔凯完成的，北川博物馆是加分项。资金来自澳门慈善总会。由于严格执行资金规划，侧楼2千平米被删除了。现在看到的展览融合了北大、清华清尚的设计。其实，北川的新县城与北川是没有什么地理、历史的联系的，是一个新的地点。灾害现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博物馆里把民俗带过来，在理论应该是合理的。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