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发现的祭祀用丝绸，牵出一段蜀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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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嘉 段 祯
公元前1世纪的某一天，当恺撒大帝身着丝绸袍服出现在剧院看台中央时，全场轰动，被所有的人认为是绝代的豪华。然而，为古罗马贵族竞相追捧的丝绸，并非罗马帝国的产品，而是穿越千山万水，通过神秘商道，从万里之遥的东方运输而来。这条联结东西方的“神秘商道”，后来被人们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则是被西方人称为“丝国”的中国，而这些华丽的丝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中国西南腹地有着“锦城”之称的成都。
在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上，公布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内，发现了祭祀用的丝绸。此次发现，在精神层面，印证在古蜀时期，丝绸有沟通天地人神的独特用途；在物质层面，也反映当时古蜀国的丝绸生产，为西南丝路提供考古学实证。
摄影：段祯
包裹青铜器 三星堆丝绸用作祭祀
“虽然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它并不是年代最久远的，但是这样的发现还是很让人兴奋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暘向记者介绍说，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里面，考古专家利用抗原抗体反应原理，对保存状态不佳的纤维，进行纤维品种的生物学鉴定，把肉眼不可见的信号给发现出来。
此次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了两种丝绸。一种是在祭祀坑的灰烬层里发现大量丝绸痕迹；第二种是在青铜器的周边上发现了丝绸包裹的痕迹。她解释道，发现丝绸一般有三种语境：一是反映世俗生活的遗址，二是反映丧葬习俗的墓葬，三是反映宗教信仰的祭祀坑。“此次在祭祀坑里发现丝绸，我们很高兴看到，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丝绸的功能被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三星堆丝绸制品残留物（图片来源：新华社）
周暘说，丝绸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里面，它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最高层面是祭服，用来做祭祀用的，沟通天地人神的；第二个层面是尸服，伴随逝者去往往生的；第三个层面是日常穿着，反映了现实社会的。
在祭祀坑里发现丝绸，把丝绸的功能提高到了形而上的层面。祭祀是最隆重的场合，它的礼仪空间、宗教信仰、宇宙观念都通过考古中的丝绸有一个很好的发现。丝绸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载体和媒介。最早的丝绸，一定不是做漂亮衣服用的，一定是沟通天地人神所用。为什么古人将丝绸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载体呢？这是因为这是与中国重要的文化契机有关。丝绸、蚕、桑树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的概念。
从整个丝绸之路来讲，此次考古发掘新发现为整个西南丝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考古学实证。她说，在巴蜀文明进程中，丝绸关乎民生。伴随中华文明5000年走过来，希望通过巴蜀考古进程，能够勾勒整个西南丝绸之路的全貌。
成都自古便是丝绸制造中心
丝绸与蜀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最早发明丝织品的人就是中华始祖黄帝的妻子嫘祖，而螺祖就是蜀人。最早在成都平原建立政权的族群称为“蚕丛”，与养蚕抽丝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蜀地的栽桑养蚕、纺织丝绸技术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先秦时期，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开辟后，成都与南亚、中亚等地建立起联系，丝绸织品就成为重要商品。西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蜀地丝绸织品更是成为不可缺少的最重要商品。
蜀地蚕桑业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蜀”之称谓，源于蚕桑业的兴起和发展。《释文》和《玉篇》则说“蜀，桑中虫也”。蜀地之所以成为丝绸之乡，究其原因，与气候温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水源丰富等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成都百花潭公园曾出土一件战国嵌错宴乐水陆攻战图铜壶，壶身上有采桑图像，描绘了一群身着长裙的妇女在茂密的桑园内采摘桑叶的欢乐景象。成都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画像砖，所绘采桑图和桑园图也反映出两汉时期种桑、养蚕、缫丝和织锦业发展的景象。
战国嵌错宴乐水陆攻战图铜壶，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出土
从蚕丛时期到开明时期，蜀地的丝绸制造不断演进，至秦汉之时，成都因织锦之盛而有“锦官城”之美名，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蜀锦独妙，艳压群芳，冠绝天下，成都作为蜀锦的主产地，可谓是“世界丝绸制造中心”。成都的丝、锦兴起时间早，质量上乘，技艺独特而精湛；丝织业制造规模大、产量高，产品作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行销于海内外。
早在先秦远古时期，蜀地便开始了大规模栽桑养蚕抽丝，三星堆文化时期，丝绸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考古学家曾发现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着上衣下裳，服饰上有起伏纹饰，应是丝绸织品表达，可见蜀人3000多年前便已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丝织方面的技艺。战国时期，蜀国的丝织业已具相当规模，蜀地墓葬中发现过零星的丝织域物痕迹。秦并巴蜀后，向蜀地大规模移民，其中包括大量的劳动力和手工业者。这些移民给蜀地和成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人力、财力，促进了蜀技地丝织业的发展。秦汉时期在成都筑锦官城，大规模生产蜀锦等丝织品，由官方垄断蜀锦生产。
西汉成都的蜀锦，质量上乘，色彩艳丽光润，图案多彩生辉，故而独步全国。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了一块汉代蜀地织锦护臂，该织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要发现之一，充分印证了汉代织锦业的发达，也印证了成都是当时中国的丝绸制造中心，而大量经长安运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丝绸织品实为成都所造。
东汉魏晋时期著名的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历经千年色彩依然艳丽，八个汉字清晰可辨（刘玉生 摄，图片来源：星球研究所）
两汉时期，成都地区的织锦业已经步入“机械化”生产阶段。成都曾家包汉墓石刻上雕刻有汉代脚踏式的织布机和织锦机。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4架织机模型，为一钩多综式提花机，一起出土的还有胸部漆书铭文的织工。据纺织专家研究，这款复杂的综式提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纺织机械史之空缺，刷新了今人对汉代提花机的认识。
成都：南丝绸之路起点
传统意上的“丝绸之路”，一般是指“北丝绸之路”。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大量成都生产的丝绸产品通过川陕道路运输至长安，然后经河西走廊再运至西域和中亚及欧洲。可是当人们在谈到北方丝绸之路，中国西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到缅甸、泰国，然后再到印度、阿富汗，并经中东与欧洲发生联系的千年商贸古道，也就是被今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国际通道。
据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地区便已与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通过陆上交通联系。据历史文献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地所产邛竹杖、蜀布等，得知蜀地与西方贸易往来由来已久。
其后汉王朝相继派遣多批使者率队寻访这条道路，并对这条南方丝绸之路商道不断拓展。“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也称“蜀一身毒道”，起于今四川成都，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甸、印度，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一样，皆为我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来源：成都日报锦观
记者：王 嘉 段 祯
配图： 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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