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王的三次“访满”：伪满与蒙古伪政权之间的“傀儡外交”
1936年2月，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因内蒙古地区脱离南京政府与日本进行西进的意图不谋而合，日本关东军给予伪蒙古军政府以支持。关东军希望借此以内蒙古地区切断中国与外蒙的接触，得以保障伪满的安全。
受日本政策的影响，伪满洲国于5月20日制定《指导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针》。在该方针中，伪满洲国表示：“对于国外的蒙古民族的指导，唯有依存日本，与满洲国保持亲善关系。支持现蒙古军政府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使其成为国外蒙古民族的经略基石，逐渐向新疆方面扩大。但不允许国内蒙古民族的离满解体运动。”
从此方针中“支持以蒙古军政府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的表述可以看出，伪满洲国对待蒙古民族的分裂行为是支持的，但需建立在亲日亲满态度的前提下，这完全是遵从于日本以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殖民系统的意愿。
一、在伪满与蒙古伪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中，最为突出的是德王三次访满
1、德王第一次“访满”
在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听从日本建议计划与伪满缔结协定，德王第一次“访满”活动就此开始。
德王等人分乘两架飞机到达新京，先后访问板垣征四郎、张景惠、张燕卿等人，相互间进行来往与宴会。随后就伪满与伪蒙之间缔结协定事项进行会议商讨，过程中伪满与伪蒙双方仅就“军事问题”产生争议，争议的核心是伪满支援伪蒙后何时撤军问题。
其实，关于何时撤军这个问题，决定权最终在于关东军而非伪蒙与伪满双方。最终双方“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
“满蒙协定”的签订表明伪满与伪蒙确立“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开始进行更为密切的“外交”往来。
“满蒙协定”签订后，德王又会见了溥仪。德王是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蒙古贵族，传统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他本人在自述中曾谈及：“我年轻时期，因受封建社会遗毒很深，忠君思想至为浓厚。但我承袭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之后，已入民国时代，无君可忠，就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仪的身上。”
此前在天津德王曾拜访过溥仪，此次访满缔结协定本来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进行的，但由于德王的“忠君情节”，见到溥仪时仍行跪拜礼。德王回忆这次会见时说：“但念过去的关系，对溥仪个人仍愿以君上事之，以臣属之礼相见。因此，当我单独见到溥仪时，还是行了叩拜礼。”
而后两人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在此次“访满”之行的最后，德王还参观了兵工厂并到大连参观访问。德王的“忠君情节”被日本人得知，日本希望借此拉拢德王，以便于日本更好地控制伪蒙，于是便有了德王第二次访问伪满。
2、德王第二次“访满”
德王被告知溥仪将封其为亲王，最终定为“武德亲王”。伪蒙汉奸金永昌表示：“封为武德亲王最适宜，因为武是采取成吉思汗圣武皇帝的武字；德是采取德王的德字，把武德二字结合起来，是表示德王继承成吉思汗伟业的意思，一定适合德王的口胃。”
日本也同意这一建议，于是就有了德王在自传中所言：“溥仪又召见我，亲自授与武德亲王《钦任状》，我即拜领接受，表示谢恩。”
而此《钦任状》也有明显的日本操纵印记，德王在描述这个钦任状时表示：“我返寓后，仔细看看这个《钦任状》，上面还有溥仪的署名，我很奇怪，怎么皇帝封号还自己署名呢？认为不合前清封王只盖大印，皇帝不署名的惯例，足见这个不伦不类的《钦任状》是出于日本人的指使，不是溥仪近臣的主意。”
日本此做法的目的一是拉拢德王，二是密切伪满与伪蒙的关系，显然加强双方的联系能够辅助日本建立其所希望的殖民体系，也有助于在表面上形成双方“独立国家”间的“外交”假象。
3、德王第三次“访满”
德王第三次“访满”正值伪满建国10周年之际。德王此次“访满”的目的一是参加伪满建国10周年活动，二是对伪满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德王等人于1942年4月21日到达新京，稍事休息后会见记者，并发表有关于此次访满的声明。第二天，溥仪正式接待德王，德王也在此次与溥仪的会见过程中表达了代表伪蒙疆政权统治下的民众对伪满洲国给予“支援”的感谢之情。
下午，德王拜访关东军司令官梅津，表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创建以来对关东军难以计数的支援的深深感谢。”
接下来，德王又拜访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此次“访满”于24日结束，随即返回张家口。而伪满方面为答谢德王的来访，于1942年6月派遣于琛澂等11人进行为期三天的“访蒙”活动。
代表团于6月9日到达张家口，第二天受到德王的接见，李守信与大桥忠一均出席，当晚德王宴请伪满代表团一行人，于琛澂等人于11日访问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后返回新京。
德王的三次“访满”每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却均是在日本授意下进行的，所谓的伪满与伪蒙之间的“外交”活动不过是遵从日本的意愿，两傀儡政权相配合出演的一场闹剧而已。
二、伪满给予伪蒙巨大的“支持”
1942年秋天，伪蒙还派遣了五十余人的大型代表团前往新京访问。代表团“以‘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为团长、‘绥西保商督办’蒋辉若（上将）为副团长”。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被日本视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所以，在伪蒙“建设”、“发展”过程中，在日本授意下，伪满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伪满洲国就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获得援助这一事实曾吹嘘道：“该政府建立以来始终受到满洲国的仗义援助，并且对于关东军的深厚友谊支援，蒙疆全体官民呈现出深深的感谢之情。”
除在物质方面的供给，伪满派遣大量人员到伪蒙担任政府中重要职位。
在扶植伪蒙政权方面，早在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时，就与关东军有一份交换公文，其中第二条规定：“本委员会最高顾问、参议、顾问及委员会职员中主要者，请由贵军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充当。三政权内日满系顾问亦参照上述内容。”
这份秘密文件无疑是将人员任命的权力完全交给关东军，即把实际权力转让，其规定和《溥仪致本庄书》全无异样，均是直接交出核心权力。可见，日本在建立各个伪政权的方式上所采取的策略大抵一致，因此，这些伪政权之间的联系被日本控制也就顺理成章了。而略有不同的是，由“日满两国”人员担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重要官员，伪满在伪蒙政权运行过程中受日本安排担任重要角色。
在日本掌握人员任命权力后，将伪满人员派至伪蒙政权中进行统治：“就最高顾问而言：首任金井章次原为伪滨江省次长；第二任大桥忠一原为伪满参议、伪外交部次长，第三任神吉正一原为伪满间岛省省长。”
除最高顾问外，曾在伪满任职的人员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担任着其他重要职位。例如，两任总务部长：“关口保原为伪满首都警察副总监；沼田不二男原为伪满交通部第一司长。”以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下属伪机构人员：“伪晋北政府最高顾问前岛升原为伪满参事官，伪察南政府最高顾问竹内元平原为伪满热河省专卖署副署长”等。
这些人员有着丰富的统治伪满的经验，他们的到来，便于将伪满制度套用于伪蒙疆政权，从而维护侵略者的统治。
伪满与伪蒙之间的“外交”往来，虽涉及双方共同签订的协定与条约，但纵观两伪政权“外交”往来活动，不难看到双方的基本目标一致，即服从日本对于傀儡政权的控制；双方对于彼此地位的设定一致，即同一宗主国控制下的“盟友”，对于彼此要相互“扶持”及“提携”。伪蒙政权的元首德王三次访问伪满，足以看出伪蒙对于同伪满“外交”关系的重视程度。双方的“外交”往来频繁程度与涉及的内容，比伪满同伪冀东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更为广泛。
参考文献：
卢明辉著：《蒙古“自治运动”始末》
费正、李作民、张家骥著：《抗战时期的伪政权》
王文锋：《伪满洲国对外关系研究》
吴晓亮：《评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外交”》
Hash:4a66b49688a3f9b9982f66a5352d1ea7aed8e760
声明：此文由 野谈历史 分享发布，并不意味本站赞同其观点，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kefu@qq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