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中“走出去”的分裂期院多重历史语境下的身份焦虑时期

中国纪录影像的生产与传播同自身风云多变的历史进程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首先,1905-1921年间,民族电影的发展呼唤民族资本的发展。1905年,任庆泰通过对京剧名家谭鑫培主演京剧《定军山》的客观记录制成了我国第一部电影(电影《定军山》是否存在、是否为中国第一部电影,2000年后在学术上存有争议且未有定论,此处仍按照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依据展开论述)。

据单万里所著的《中国纪录电影史》记载,1910-1913年间,我国制作的多部纪录电影大都是国人借助殖民者的设备及资金完成的,其间少有民族资本的介入。那个时期的中国纪录电影缺少独立完成影片摄制的能力和体制,仍处于“师夷长技”的起步期,纪录影像“走出去”尚处于呼唤民族资本和民族主体的孕育阶段。

其次,1921-1945年间,新闻纪录电影和抗战纪录电影迅速发展。1921年后,我国电影制作的主体建设逐步成形,民族资本和意识逐步融入影片制作中来。这一时期有两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制作影片。一种是以黎民伟为代表的本土力量。黎民伟提出“电影救国”口号,他所拍摄的影片曾被布拉斯基带到美国进行放映。这是中国第一部进行国际化传播的电影。另一种是以苏联史涅伊吉诺夫为代表的国际力量。

史涅伊吉诺夫于1925年来到中国拍摄并编辑完成纪录影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通过这一纪录影像,中国的战争形势迅速被国际知晓。抗战期间,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抗战特辑》在英国利物浦上映,这是中国纪录影像第一次有意识地走上“海外路线”并进行“国际宣传”。该片上映后,英国观众自发组织捐款3万余英镑支持中国抗战大业,这是中国纪录片第一次自主且成功地“走出去”的成绩。1939年,电影评论家夏衍发表了《中国电影到海外去》的文章,这标志着中国的电影实践与批评均具备了“走出去”的意识。由此,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理念与实践逐步确立。

再次,1945-1949年间,伪满映画协会的倒闭与人民电影的兴起。1937年,日本在伪满首府长春建立所谓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并在长春动工建立自称是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截至1945年,伪满映画协会在东北拍摄纪录片达200余部,这些纪录片是脚踩中国大地的日本人为自己侵华行径充当“喇叭手”而摄制的。

外加日本在东北实行的一系列文化进攻举措,使国人处于自我文化焦虑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双重困境。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正式接管伪满映画协会,并在晋察冀解放区相继组建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至此,始于1938年延安电影团的人民电影正式兴起。在人民电影的鼓舞下,我国的民族意识和自我认同重新得到确认。人民电影的兴起为中国人向国际持续发声奠定坚实根基,为新中国纪录片“走出去”提供了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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