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道台衙门

长春道台衙门建造时,长春除了老城区、商埠地外,俄国和日本还分别建立了“国中之国”的附属地,“道台衙门”选址在商埠地的最高端,北边毗邻满铁附属地和俄国附属地。晚清官员在这座衙署的选址和建造上,为抵御日俄势力可谓煞费苦心。事实上,道台衙门也起到了遏制日本满铁势力南侵的作用,其气势,也起到了震慑日本人的作用。然而,这样一座以气节起始的建筑,却见证了十四年屈辱沦陷史的开端。

清末,随着商埠地的建设,“道台衙门”成为本地中国建筑中最早安装电话、最早采用电灯照明、最早使用暖气供热的地方。辛亥革命后,随着道员这个清代的官衔的废除,道衙随之更名为“吉林西南路观察使署”。1914年5月23日,根据北洋政府公布的《道官制》各省道观察使改称道尹。这里也随之改称“吉长道尹公署”。1929年1月,东北政务委员会决定撤消东北三省的道级政权,令各道尹公署改为市政筹备处,后“吉长道尹公署”裁撤后改设“长春市政筹备处”与“外交部驻长春交涉员办事处”,这两个机关仍在此办公。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溥仪离津出关来到长春,昔日的道台衙门,成为溥仪到长春后的第一个住所,在特殊的历史节点,长春道台衙门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呢?

见证一:

溥仪为复辟清朝而离津出关

1932年3月8日,溥仪一行数人抵达长春,当天,进入“道台衙门”。此时的溥仪,已经感到自己被日本人“忽悠”了。这还要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说起。

事变后,日本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其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被多国指责。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当政者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一个中国人做傀儡,以此来掩饰自己昭然若揭的侵略行径。日本人最终选定溥仪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溥仪是清代的末代皇帝,有威望;加之,东北是满族的“龙兴之地”,溥仪就更加合适了。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很重要,就是溥仪不是军阀,没有可以控制的武装力量,更好被控制。而溥仪也想利用九一八之后的政治形势复建大清帝国,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军阀身上。因此,当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称“宣统皇帝一切都可以自主”时,他便动心了。尽管当时的蒋介石想用“每年400万银元”的优抚金作为条件,希望溥仪不要去东北,但也没能阻止他。

1931年11月11日深夜,溥仪登上大沽口外日本商轮“淡路丸”号,暗渡白河离津出关。自此,这位宣统皇帝已没有退路,却还幻想在困境中完成“中兴圣业”,希望在东北建立起“帝制新国家”。1932年2月16日,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四巨头”,还有赵欣伯、袁金凯等地方有势力的人物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在沈阳举行第一次“建国”预备会议,次日下午又在奉天省政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建国”和“推戴执政”等“重大事项”。会上,与会人员最终遵照本庄繁的要求,起草《建国宣言》,决定推戴溥仪为“满蒙新国家的元首”。1932年2月19日,溥仪听说正在沈阳开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东北建立共和制新国家,非常气愤,遂写下“复位正统系”的八条理由,主要内容有“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20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等。

本庄繁本以为溥仪失意已久,这次能够不费力气重登政治舞台,应该不会有异议,却不料溥仪对就任伪满执政竟强硬的提出了条件,如“欲让其出山,非纯粹为清朝复辟不可,仍称清朝,仍以宣统为年号”;“取消一切各机关路、局的日籍顾问”;“满洲不得驻扎日兵”等,让原本信心满满的本庄繁大惊失色,颇显狼狈,遂采用威迫手段应对。

1932年2月21日,溥仪派郑孝胥、罗振玉参加在沈阳召开的“建国会议”,指令他们要坚持“复位”的理由。郑、罗二人于午后3时30分到达沈阳,下榻大和旅馆,旋即往访张景惠,当晚8时30分又在翠山与各代表见面“密议”“建国”的重要事项。但郑孝胥并没有按照溥仪的“指令”做,反而向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保证“皇上的事儿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1932年2月23日,板垣征四郎在旅顺正式向溥仪提出即将在东北成立的“新国家”可以定名为“满洲国”,由溥仪出任国家元首,称为“执政”,然而溥仪坚持要当皇帝,不同意就任“执政”。

1932年2月24日,板垣征四郎向郑孝胥、罗振玉等说:“这一次东省的局势非皇上出来不可……军部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否则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这是军部最后的话。”郑孝胥向溥仪转达后希望他接受日本人的要求。罗振玉也建议,“事已至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即行退位。”溥仪只好同意,答应“暂定一年为期”,出任伪满执政。

1932年3月8日上午8时,溥仪和婉容从汤岗子出发赴长春,下午3时来到原清朝吉长道尹衙门。长春道台府,成为溥仪到长春后的第一个住所和“办公”地。

见证二:

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开启14年沦陷史

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的典礼在长春“道台衙门”举行,这里,见证了我国14年沦陷史的开端。当天,整个会场处于严密警戒中,正厅布置以花绒缎贴壁,正面突出,设“执政”座椅,有金色屏风。左侧为“满系”官员,右侧为“日系”官员。此外有各省文武官员和推出的“民众”代表参加。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各省区文武官员和代表,以及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等日本、伪满军政各界人士,在乐曲声中顺次入场。

3月9日下午3时整,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溥仪,以“满洲国执政”身份,由赞礼官前引,四名武侍从和四名文侍从护卫,走向原清朝吉长道尹衙门起居室门前“就任伪满执政典礼”的会场。全体向溥仪三鞠躬,溥仪一鞠躬还礼。他的傀儡生涯,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19项程序过后,就是“庄严隆重的进玺仪式”:赞礼官恭捧案上的黄色包裹转交张景惠和熙洽,张景惠进呈伪满洲国“国玺”,熙洽进呈伪满洲国“执政印”,恭恭敬敬地“捧呈”给溥仪。然后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代表致贺词,“执政”溥仪致答词,均由别人代读。

随后,郑孝胥代读《执政宣言》: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人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损人利己,而人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人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望其勉之。

最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读“执政答词”,“执政”就任仪式结束。清朝遗老遗少向溥仪恭行三拜九叩大礼,祝贺他就任伪满执政。

参加典礼的人员又来到道台衙门后院,在这里举行伪满国旗升旗仪式。在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后的合影纪念中,溥仪居中而坐,右侧为郑孝胥、张景惠、罗振玉、熙洽、臧式毅;左侧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独立守备队司令宫森等。当晚举行“庆祝”宴会。

见证三:

溥仪在长春道台府20多天中发生了什么?

溥仪在长春道台衙门改装的执政府里呆了20多天后,搬到原吉黑榷运局(今伪满皇宫博物院所在地)。这20多天的时间内,都发生了那些事件呢?

1932年3月10日,伪满执政府宣布,1932年3月10至12日,为“建国庆祝日”。东北各城市都扎了花牌楼,开了提灯会,以此庆祝“建国”;溥仪致函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将伪满洲国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并新路的布设,均委托给日本。

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后第一次任命“执政府”大员,主要人物有伪满“国务院总理”郑孝胥、“参议府议长”张景惠、“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参议府参议”罗振玉、外交部总长”谢介石、“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侍从武官长”张海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等15人。3月10日上午9时,这些人在“参议府”举行了就任仪式。

1932年3月11日,溥仪颁布了伪满执政府《政府组织法》、《政府组织表》、《参议院官制》、《国务院官制》、《监察院法》、《国务院各部官制》、《省公署官制》、《人权保障法》,以及《大赦教书》、《急赈教书》。当夜,溥仪召见陈曾寿,在卧室(原清朝吉长道尹衙门起居室)谈话。溥仪说:“我现在有三个誓愿: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在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继承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同日,溥仪以“执政”身份颁布《教令》,伪满执政府内务处长宝熙发出《执政生平放送词》。

1932年3月12日,伪满执政府在这一天,以谢介石“外交部总长”的名义,向日、英、美、法、德等十二国发出《独立宣言》,要求各国对伪满给予外交承认。

1932年3月13日,伪满执政府公布法制局官制、统计处官制、兴安局官制、资制局官制,并决定以征兵方式建立“执政直属的陆军”,每省配备一个师,另有“禁卫军”一个旅。

1932年3月16日,伪满执政府把作为“国都”的长春,改名为“新京”,并对外公布。

1932年3月25日,伪满民政部签署发布《国务院院令第二号》:“嗣后各学校课程着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

1932年3月26日,制定并公布了“对15岁以上男子进行调查”的所谓“户籍法”。

1932年3月29日,郑孝胥签署国务院院令第三号,内容为“新国家成立以后,所有警察管辖权限亟应明令区划俾兹遵守”。

1932年4月3日,伪满执政府迁入新修缮的原吉黑榷运局大院办公。

来源:长春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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