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林 ‖ 朱德在成都的一段往事
王安林
20多年前，成都昭觉寺为纪念朱德，把八仙堂改为思德堂。应昭觉寺要求和单位安排，笔者对“应世人间”匾有关情况及朱德与周官和关系进行调查研究，先后走访了但懋辛先生的女儿但功澄女士，周官和先生的儿子周隆渊先生、女儿周蔓萝女士，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杨诗云先生，收集整理上世纪20年代朱德如何进昭觉寺，与同学好友周官和酬答昭觉寺送匾的有关资料。之后，笔者把有关资料和照片交送昭觉寺，后因工作原因，没再过问此事。
成都昭觉寺（图片来自网络）
近年，笔者看到昭觉寺观音阁门前已恢复当年颜楷先生手书的“应世人间”匾。旁边解说栏称：“朱德元帅当年在昭觉寺避难时胜缘，并派秘书周官和赠”应世人间“匾，以报昭觉寺之恩”。笔者就此询问昭觉寺，当年收集的资料，足以说清朱德与周官和两人的关系，为何还如此解说？昭觉寺有关人员说资料照片已不知在何处。为此，笔者梳理过去的笔记，重新查找资料，寻访了在泸州的周官和小儿子钱代富先生，得到他的帮助；查找云南、四川等地文史资料，颇有一番收获，大大超出以前对朱德在成都那段往事的认识深度和范围。同时看到围绕那段往事诸多的传说——多有误传，谬传，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观点，澄清一些事实，就教于方家。
1919年朱德成都昭觉寺赠匾（王安林 供图）
一、从“应世人间”匾说起
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成都昭觉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放。1986年，昭觉寺请书法家洪志存先生手书（见照片，以下简称洪匾），各方人士已不完全记得“应世人间”匾的原貌。2004年，根据杨诗云先生提供的，藏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36年出版的《良友画报》，从中找到“应世人间”匾的照片。昭觉寺据照片复制了原匾（见照片），但两块匾面貌、形制、题款相去甚远。原匾题款：上款——民国辛酉冬月吉日献。下款——下民朱德周官和立。洪志存所书上款——民国八年岁次乙未穀旦。下款朱德周官和敬献。有一段说明：1919年朱德委员长避地昭觉寺赠匾，悬于观音阁正门。
从两块匾之情况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朱德与周官和不是长官与秘书的关系。
据李根源先生《曲石文录》卷二云南承华圃陆军讲武堂同人录：曩在堂中，辑有《同人姓名录》，摹印无多，流传日少。乃复以旧本复印，以应四方同人之求。庶几执是篇者，亦如荀息所云：“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则余今日之所望也。朱德为丙班学员，周官和为甲班二期学员。二人算是同学。朱德在讲武堂先期毕业，后参加云南“重九起义”（1911年10月30日），后一直在滇军任职，直至1922年逃离昆明，然后去德国留学。
1950年，朱德看望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先生及夫人（王安林 供图）
周官和，又名周昕，周行，字璧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四川省合江县王家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成都陆军小学。因有反清思想，在校两年零4个月后，与28名同学一齐被斥退。不久在成都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同学朱德交谊深厚。于讲武堂毕业后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任陆军干部学校监督。1912年冬回川，任熊克武川军第5师19团3营营长。1913年，熊克武率部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周官和也被通缉，逃往海外。后熊克武从南洋回上海，与但懋辛联络革命党人，周官和先期到云南观察联络。1916年1月，与熊克武、但懋辛随蔡锷的护国军第一梯团进至宜宾，任第一梯团游击队长。稍后改任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长。熊克武督军四川，周官和任但懋辛第一师参谋长兼团长，并代理成都卫戍司令。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军长金汉鼎），参加北伐，征战山东，河北等地。1933年后，先后在四川任28军（邓锡侯部）顾问，29军（田颂尧部）中将参赞兼绵阳保安处参谋长。周官和是但懋辛的妻兄。其妹但周梅君，又名周梅君（《合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周梅君传略》）。周官和之大女儿周曼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做地下工作，改名周楠。其夫君何均，延安时期至建国后十余年间，为朱德的政治秘书。
当时云南讲武堂只招收云南人，朱德以蒙自人应考（王安林 供图）
1952年，周官和曾给朱德去信，要求做些工作。朱德亲笔回信。朱德委托李大章（时任川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给以安排。1952年，周官和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54年，任合江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6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江县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后被划为右派，撤销县政协副主席，省文史馆研究员，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60年病逝。1980年，中共宜宾地委决定撤销对周官和的处分，恢复其政治名誉。
声称周官和为朱德秘书一说，源于《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颜楷事略》：“护国之役时，朱德任滇军旅长驻成都，嘱其秘书周官和，请颜楷为书成都外北昭觉寺观音阁匾额。楷用佛经观音偈语，书成‘应世人间’四个大字。”这一段估计为听说而已，不足信。朱德任滇军旅长时，没在成都驻军，周官和从未做过其下属。为啥两人要给昭觉寺送匾额呢，这一说没有史实根据，不足为信。
2．原匾与洪匾相比较。
原匾蕴含送匾之原委，以及朱周二人感激之情，明确送匾之时间。从匾上看，朱周二人同为送匾人，意味着都是当事人，为同一件事感谢昭觉寺，如果周官和仅仅是受朱德委托办理送匾之事，根本用不着也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周官和一定与朱德入住昭觉寺有不可缺的作用。从辛亥革命以后川滇两军之间的关系看，朱德当时在成都一定有非常之事（下节再来分析），不得已，才求助于同学加好友的周官和，寻求一个较为隐秘之地，这个地方又不失方便，有利于开展工作。昭觉寺就是这么一个好地方。20世纪初的成都昭觉寺是清初恢复的一座十方丛林，由于处于成都郊外，占地22万平方米，布局严整，整个建筑掩于密实的树林之中，有“十里听松风”之说。地处川陕道之旁，进出成都市区都很方便。以周官和的身份和交际范围，与昭觉寺商议，容纳朱德住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所以，周官和就帮助朱德张罗，把朱德送进昭觉寺，选择了一般僧人和居士不常去的八仙堂，个中细节无法猜想和说清。从匾上用语“吉日”“献”下民”“立”可看出，朱周二人对昭觉寺方丈了尘及寺院僧众充满崇敬之情。听周官和女儿周曼萝介绍，周官和早年信奉佛教，研究佛学，喜爱谈禅，也说明周官和与成都佛教界有交往。
周官和（王安林 供图）
二 朱德什么时间，因何入住昭觉寺
朱德入住昭觉寺时间有1916年说、1917年说、1920年说3种。
1
1916年说。
前述《颜楷事略》：“护国之役时，朱德任滇军旅长驻成都，嘱其秘书周官和，请颜楷为书成都外北昭觉寺观音阁匾额。楷用佛经观音偈语，书成’应世人间’四个大字”。似乎给人感觉朱德驻成都与昭觉寺有交往，才嘱其秘书送匾。其实，护国战争前朱德没驻成都，结束后更没有驻成都，而是驻泸州。
《朱德年谱》：6月之前率部作战，6月奉令率部进驻泸州。《伟大的道路》：朱德说“我的身经百战的第十团得到了首先开入泸州的荣誉。”“蔡锷被抬到朱德司令部附近的住所里，医生命令他卧床静养，禁止见客，等稍好一点就去成都。蔡锷到成都就住不过十天，就不得不把督军的职位让给他的参谋长和一向依为左右手的罗佩金，动身到日本作最后的和枉费心机的治病。他带着医生和护士顺水而下，到了泸州，在朱德家中休息了几天，继续前进。朱德看他那情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朱德必须弓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话。终于到了蔡锷启程的那一天，朱德和孙炳文以及其他军官在码头送行……”几乎就在同时，朱德年轻的妻子从云南来到泸州，9月底，蔡锷离去后不久，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保柱。大家正为婴儿呱呱落地而高兴时，11月18日，蔡锷在日本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朱德受到沉重打击，几乎连妻儿都忘掉了。蔡锷下葬不久，朱德年轻的妻子得了类似赤痢的奇怪热病，不幸去世。刚把妻子下葬，在朱德家中静养的少年时代的学友吴绍伯也因肺病去世。在此之前，朱德不知悲哀为何物，如今面临三重打击一起袭来，使他心灰意冷。
《朱德自述》：因为讲了和，我带了一团人进了南北军六个月争夺的泸州。不久，我就当了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的旅长。在自流井、叙府、嘉定一带，又打了很多仗，和刘存厚打了半年。
综上所引资料，可以说，朱德在护国战争前后没有住在成都，也就谈不上与昭觉寺的交往，送匾一说无从谈起。
朱德手迹（王安林 供图）
2
1917年入住昭觉寺避难说。
内容如下：1917年正是硝烟弥漫的军阀混战时代，朱德在讨袁护国军之役任某师支队长（亦有称为旅长）。入川后驻皇城坝（今成都天府广场北四川科技馆一带），川滇两军丁巳蜀战（1917年4月中旬，川军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混战）之时，川军炮轰皇城，滇军伤亡惨重，在危及万分的形势下，朱队长率部突围，来到成都北郊。当时，后有追兵前有阻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率部进了昭觉寺，得到该寺方丈果尘（又号了尘）和尚的保护，隐居于观音阁临近的八仙堂内，才解脱了险难，转危为安。（见1986年12月3日《四川日报》）。
《朱德年谱》中无朱德到过成都的记载。当时驻扎在成都的是罗佩金率领的滇军顾品珍的第六师。参与刘罗之战的是王秉钧旅何海清旅。朱德所属滇军是赵又新的第七师，驻扎于川南一线。这一年6月，朱德与陈玉珍结婚。8月，为响应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滇军改靖国军，朱德所部改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任旅长。11月奉命率部和其他3个旅及1个团一起抵抗从隆昌、永川向泸州进攻的川军，云南靖国军战败。22日，泸州失守，朱德率部掩护部队向纳溪撤退。12月14日攻占泸州。朱德参战的这一段是与1917年“刘罗之战”“刘戴之战”紧密相关的，是“刘罗之战”“刘戴之战”在川南的继续和发展。
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护国战役亲临记》杨如轩说，“刘戴之战”时，滇军驰援，“刘云峰，韩凤楼为第一，二路司令，率所部朱德，金汉鼎，陈天相，马鉁，兰馥等，分道由自流井，叙府出发，在占领嘉定后向成都进攻……黔军竟退出成都，并沿途遭受川军截击，官兵四散奔溃。戴戡与熊其勋旅长均死于乱军之中。经此变故，滇军援戴计划大受影响，而韩，刘两部攻眉州城时，又连日遭逢暴雨，思蒙河上的浮桥被山洪冲断，陈天相团长被水淹死，官兵伤亡甚多，军实辎重亦损失不小，如再攻成都，有师出无名之危险，滇军乃退回原驻地。
《伟大的道路》一书也没提到朱德率部驻成都。朱德后来回忆说，他在泸州驻扎5年，间或出征，都又返回泸州。川南一线是滇军的保障屏障，泸州是滇军在四川的战略支撑，保证滇军在四川退守自如。可以想见，在川滇军仅有两个师，咋可能全放在成都。这里不再引述史料。
朱德像（王安林 供图）
3
1920年说。
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刘学民先生所持看法。他所著的几本书都说到朱德1920年“龙泉驿战败，避难昭觉寺”（《朱德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朱德历险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11月；《朱德与了尘法师》，载《纵横》1996年第3期）。目前看，从时间来说，是接近朱德在成都这段往事的，但时间的准确度和入住昭觉寺的缘由还是有些问题。总的来说，刘先生之文章，传说的成分较重，未经考察核实，并翻查史料稽对。三本书均未见注释说明资料之渊源，比如说，那块匾的尺寸“一块长丈余，高五尺的大匾”依据何在？还是没有追索周官和与朱德之关系，尤其没考虑如果周官和仅仅是受人之托，就把自己名字贸然加上，于理于情说不说得过去。
刘先生把1920年川、滇、黔军阀混战的时间搞混了。“川滇黔战争前段至7月10日熊克武以犒军为名，离开成都退守潼川后就停止了。东中两路部队，均在集中。吕超、叶荃等部尾追至潼，即在城外发生激战。熊又率部退集保宁，滇军久战力疲，亦有待补充整顿，又值时疫流行，不利战斗，双方均停止动作。初期军事，至此遂结束。”（邓锡侯《一九二零年川滇黔军阀混战前后》，引自《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后段战事起于8月底刘存厚率军由陕入川始。9月5日已有刘成勋部进入成都。川军云集成都北西南三面，滇军退集东道，由此拉开龙泉山争夺战及反攻成都大血战。9月21日，川军已完全击溃成都近郊之滇军。此次战役，在龙泉山血战七昼夜，在成都近郊鏖战5天，双方伤亡均极惨重。朱德旅是在反攻成都及追击战中被击溃的（见傅渊希《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与滇黔军之战》，引自《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刘先生把这一段战事提前两个多月，而且朱德旅溃败不向驻地简阳县贾家场太平场方向退，以及更远的泸州退，反而向川军之地的成都北面走，只身到昭觉寺，难以想象。
1919年朱德成都昭觉寺赠匾（王安林 供图）
唐继尧《致顾品珍，赵又新嘱力维现状静待合议进行电》（一九二零年十月五日）：“万分急。泸州顾军长、赵军长，并转耿、项、朱、金、田、胡、杨纵队长，叙府邓纵队长均鉴：军密……”唐继尧《致李烈均，王文华请迅即进攻隆昌，以解泸城之围电》（一九二零年十月十八日）：“……朱，项，金各旅，于怀德镇附近抵御富顺之敌……”这两份电报，进一步证明朱德并没有滞留某地，大战后还在军中带队伍。刘先生之文说“朱德在昭觉寺住了月余，等外面一切平静之后，才踏上归途，去川南追赶部队”，这种说法谬矣。
朱德是入住了昭觉寺，也是1920年，但不是受伤或被追兵追赶，不得已误闯昭觉寺，闹得不得了，而是事先安排好，有准备悄悄进去的。根据以下史料不难做出判断：
《赵又新致顾品珍派朱德赴成都观吕超部内容并告对敌方略电》（一九二零年八月七日）：“……故汉群约会赴省，遣朱德代往，亦是虚与委蛇，借观吕之内容耳。拟请兄处亦派一人前往，以资联络，一致进行。再关于川事处置，及我军对敌方略，就鄙意所及者，特与我兄商榷之：（一）因玉阶赴省后，谓吕氏对联军，尚示诚意，现拟取消四，八师，以除内患，先取消刘禹九，龚襄编一旅，归朱统帅。陈国栋之一旅，隶属联军，并有陈洪范决不为我敌，惟求我军开一旅兵力至仁寿之藉田铺附近，以作声援，伊即以明令改编，请示办法前来。查陈，刘终为我害，能先事消除，亦良好机会，惟不宜因此惹起他方战斗。并吕之是否有确定把握，已令朱切实商覆。此举明知为吕利用，但能切实改编，借此去刘，于我未为无益”。
此电文发出之时，朱德已至成都几日了，姑且算为7月底8月初之时。就此电文看，朱德的任务委实不轻。当是时，川滇黔军队彼此之间都有同学、同乡、部旧等诸多关系，错综复杂，不难揣测，赵又新可能还要求朱德利用各种关系，打探诸色人等人心向背，已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朱德未必完全按照赵又新的安排行事，因为他于7月15日、8月1日两次通电，呼吁停战，出兵北伐。他的心情后来反映在《朱德自述》中：“熊克武当了督军以后，四川又来赶我们，他们搞成了一个大的四川联盟，转到封建集团，与滇黔军对立起来。最后一仗打得很厉害……熊克武原是滇黔军扶助起来一起干，结果他起来就打我们了。他以为这样驱逐滇军，是会得到四川军队的拥护而离开革命。那时大家都抱着地方的观念，我们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带着滇军来打四川，人家还很怕—实际上这时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窝里，却是为了革命打仗。”
赵又新致顾品珍告梓潼失守电（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顷接朱玉阶由省来专函：梓潼于皓日午后六时失守，王军退驻石牛铺，占领阵地，距绵阳七，八十里，敌军田颂尧部约三团，虽不甚强硬，尚能团结，向育仁调集中江军队约一旅以上拒守绵阳。”
顾品珍，赵又新致王文华请派军策应电（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顷接朱玉阶有日由蓉来电：刘存厚主力于有日占据绵阳，并有联合三师邓旅协攻成都之计划。四、八师密约，候刘存厚之兵由绵阳出发，即进攻成都，现该军距省廿里。闻刘湘，杨森亦到绵阳，大集各军于川西坝，以乘我军未集中时击破之。”
从这三段电文看，朱德依据成都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置，在川滇军队中的关系，打探诸多情报，信息，发给赵又新；利用人际关系把握利益关系的变化，提出对人对事的判断。从时间上看，差不多用去一月时间，与以后所传朱德在昭觉寺待了一月有余之时间是吻合的。
成都昭觉寺关于朱德赠匾的说明文字（王安林 供图）
朱德也是一个喜欢舞文弄墨、寻幽问古的军人，在泸州、昆明等地驻扎时，多有文墨留下。但在昭觉寺待的一月之久，偏偏没有留下，说明当时一来时间紧，任务繁重，二来来去隐秘，不声张，也没与寺内僧人有过多交往。朱德离开昭觉寺也是静静的，时间约为9月初，“吕超以所部彭，王两旅既先后溃败，而向部又已完全易帜，乃向顾赵乞援。赵于九月一日到成都，与吕会商，主张吕守成都，滇军在外围夹击。顾赵的计划是：先让川军互攻，藉熊刘力量消灭卢，吕部队，置重兵于龙泉，以逸待劳。挫败熊，刘劲旅后，再挥兵进占成都。熊，刘两军既已逼近省垣，九月五日，赵先行，吕，卢亦率部出走。”大战在即，任务已完成，朱德或随赵又新军长归队，或先或后自行归队。至此朱德在成都的一段往事结束。
【参考资料】
1.《新编曲石文录》，李希泌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
3.《朱德自述》，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
4.《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
5.《朱德的非常之路》刘学民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
6.《朱德历险记》，刘学民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11月。
7.《史沫特莱文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新华出版社，1985年4月。
8.《澄溪口河坝》，钱代富著，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1月。
9.《合江文史选辑》第十一辑，《周官和传略》，作者：袁寿昌。
10.《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二辑，四川文史研究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1983年4月。
11.《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辑，第11辑，第15辑。
12.《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辑。
13.《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辑，第8辑 。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 王安林（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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