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0︱旧石器考古：以“石”为基，回望来路探起源✅

202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时，世界各国政要的新年致辞不约而同地提到，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段之一。在痛苦焦虑继而奋斗克坚、充满希望之余，天灾还是人祸、人类未来命运如何、怎么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并不新鲜的话题，被重提并热烈讨论。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但随着文明的出现和扩张，人类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这个家园的主人。数百万年漫长的人类演化历程相比于地球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类组成而非主宰地球。借古鉴今，探究人类与地球相处的历史和模式，对于未来意义非凡。疫情没有打断考古研究探寻人类历史的脚步，2020年的旧石器考古，继续平凡而精彩。

苦寒的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并不鲜见。2020年的旧石器遗址，包括洞穴类型和旷野类型。北山洞遗址为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一处洞穴遗址，文化遗存分属六个文化时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鲜卑早期，以史前时期为主。为探索大兴安岭地区狩猎采集者的活动特点和生计方式提供了基础性认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的蘑菇山北遗址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砍砸器和刮削器，形体普遍较大。四分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逊克县，调查发现细石核、细石叶、石叶、两面尖状器、端刮器、锛形器为石器组合，属于典型的以石叶、细石叶为代表的工业类型，年代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

河北泥河湾盆地因持续数百年万年的旧石器考古学文化序列和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2020年新披露的发现集中于盆地西侧，南坡遗址埋藏于桑干河二级基座阶地前缘，是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的地理位置最靠西的细石器文化遗址，细石核均为船形石核且修整底缘，个体较小，为典型的“细石器文化传统”，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末期。同样位于大同的墅城遗址也埋藏于桑干河二级阶地，试掘发现遗物181件，两个文化层分别为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和小石片石器工业，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天津地区旧石器考古的空白自21世纪初被填补以来，新发现不断。朝阳洞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州区，是天津考古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原生层位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年代初步判断应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陕西西安东郊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沙河沟遗址，器类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石锤等，文化面貌上是中国华北地区石片—小石器文化的传承与继续推测，年代约为距今7～3万年。

天津朝阳洞遗址图片来自：王春雪

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开展的抢救性考古调查与发掘，促进了汉水流域的旧石器发现与研究。大土包子遗址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镇，出土石器包含以砍砸器、手斧为代表的大型工具制作体系，以及以刮削器、凹缺器为代表的小型工具制作体系，年代推断属于中更新世早中期。坑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和少量动物化石，根据出土遗物推测遗址的性质为短期活动营地。周家坡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安阳镇，埋藏于汉水支流龙门河右岸第二级阶地，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为主，其次为刮削器，手斧只有1件。二者年代推测遗址属更新世晚期。

除此之外，南方的湖南和广东均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十里岗旧石器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澧东乡十里岗村。文化遗存埋藏于澧水左岸二级阶地的上部覆盖堆积。发掘出土石制品包括砾石、石锤、石砧、石核、石片、工具和各类废品，主要为小型和微型，工具组合以片状毛坯为主的刮削器占绝对优势，可归属于小石片石器工业传统。年代测定距今约3万年左右，空间分析表明遗址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临时营地。广东省英德青塘洞穴遗址遗址发现有连续多层的文化堆积，探方出土以及地表采集了大量砾石制品、种类丰富的动物遗存、以及若干件早期陶片，为探讨中国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大陆地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期的砾石石器工业之联系提供新证据。

除了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工作也填补多地的旧石器考古空白。通天洞遗址是新疆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旧石器考古新发现，在阿勒泰地区开展的专项调查、新发现和复查遗址6处，包括以勒瓦娄哇技法为突出特征的莫斯特工业和以压制法为主要技术的细石器工业两种文化面貌。东北地区则在黑龙江穆棱河流域、牡丹江—绥芬河流域以及吉林东部地区调查发现一批新的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旧新石器过渡时期。文化面貌包括石片时期、石叶、细石叶等。山东宁阳、枣庄均实施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并取得突破，宁阳的新发现证明了汶、泗流域存在典型的细石器文化，枣庄则发现了石片石器和细石器两种文化传统，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山东新发现细石器图片来自：李罡

以田野考古收获为基础的研究是探索远古人类生存、演化模式的最重要手段。2020年的旧石器考古研究涵盖了基础材料研究、技术研究、专题研究、理论探索等几个方面。

甘肃陇中盆地、河南郑州地区、宁夏水洞沟地区均是近十几年来开展持续、系统考古研究的区域，2020年相继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水洞沟遗址是中国经过最为系统发掘、研究的旧石器遗址之一，因其出土较多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过渡期特征的石制品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牛东伟、张佩琪等分别对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和第2地点出土的石制品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第7地点出土石制品的技术分析为水洞沟遗址区技术演化序列的构建，尤其是探讨似勒瓦娄哇技术在该地区的存续时间，以及为不同技术体系的时空提供新的材料和参考。第2地点2014年出土的石制品整体文化面貌表现为典型的中国北方简单石片技术传统并有着较低的石核利用率。

徐家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陇中盆地庄浪县，埋藏于水洛河第二级阶地前缘上覆的马兰黄土中，2020年出版了阶段性发掘和研究报告。通过对石制品进行应用原料分析、打制实验、技术分析、原料最小单元、拼合分析，对遗址的原料采集和利用策略、石制品技术、形成过程和技术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徐家城遗址的综合研究为陇西黄土高原晚更新世古人类的技术演化和适应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也为了解晚更新世东亚北方地区古人类行为的变化和适应模式提供了新视角。

近10年来郑州地区的一系列发现、发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登封方家沟和新郑赵庄两处遗址的发掘报告2020年相继出版，同时近年来发表的郑州地区旧石器考古的研究文章也结集出版。赵庄遗址遗物的空间分布特征可能指示了类似原始宗教崇拜的观念。方家沟遗址晚更新世居民生活空间呈现复杂化的发展趋势。这些遗址的石器工业反映出中原地区MIS3阶段石片石器工业的共同特征。该时期是现代人扩散至东亚地区的关键时期，上述发现与研究为探讨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石器打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的“第一生产力”，反映了人类当时的“科技水平”，是旧石器考古最基础和重要的对象。阿舍利技术与手斧一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研究的重要内容，广西百色地区发现的遗存与之联系紧密。广西百色盆地发现的大型石核和大石片标本，并认为其制作技术与国外阿舍利大石片第二类生产技术类似。广西杨屋遗址的石制品也含有阿舍利文化因素。勒瓦娄哇技术作为一种外来技术，经常被认为代表着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交流。关于贵州观音洞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是否代表了东亚最早的勒瓦娄哇技术遗存，学界颇有争鸣，很可能观音洞遗址石制品组合仅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复合体，不存在勒瓦娄哇技术，中国目前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不早于5万年前。我国北方地区在旧石器晚期偏晚阶段加工复杂且修理精美的两面器，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观音洞石制品图片来自：李锋

技术也能够指示文化的差异性。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检视越南和平文化石器，将之与海南三亚落笔洞石制品比较，可知后者并非和平文化石器工业范畴。该研究对于深入探索华南、东南亚晚更新世至全新世过渡期人类石器技术与文化的交流、传播等问题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从石器技术角度探讨东南亚和平文化石器工业与华南砾石石器工业之间的共性与多样性问题奠定了基础。

单面器图片来自：李英华

进入全新世后，石器依然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磨制石器、盘状器均出现于旧石器时代，却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石器类型，二者一起建构了人类的石器生产与使用系统。磨制石器分为磨刃石器和研磨石器，二者的概念设计、功能、制作机理差别显著，旧大陆东部的磨刃石器出现时代明显早于西部，早期磨刃类石器分布于环西太平洋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北部等多个地区。这种差别很有可能是更新世中晚期旧大陆东西两侧狩猎采集人群适应新的生态-社会环境开发出不同的技术策略。

此外，2020年度旧石器考古研究还包括，通过石料研究解读当时人类的认知和活动能力；通过废片分析复原遗址形成过程；通过微痕分心、残留物分析等推测器物功能；通过空间分析探讨人类的空间利用行为。高星系统阐释了火在人类生存、演化过程中，对人类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重大影响。全面梳理了人类用火起源的假说理论，以及早期用火行为的判定和研究，认为用火方式的演化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紧密相关。

2020年旧石器考古研究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涉及内容广泛，以石制品的技术、文化研究为主，辅以实验。但都涉及了文化遗存的地质背景、环境背景、年代背景等等。或从年代、环境的角度切入，探讨这些领域的研究手段对探寻人类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疫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阻隔了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但是线上论坛、讲座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学术信息。2020年末，丝路沿线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暨甘肃发现旧石器100周年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深入探讨旧石器时代人类扩散与交流这一重要学术问题。这一学术盛会为2020年的中国旧石器考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澎湃新闻网）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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