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遗址的两次发掘与成就知多少?

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系列报道

——庙底沟遗址的两次发掘与成就

种坤

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庙底沟遗址不仅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命名地,也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诞生地。它不仅展示了仰韶文化的鼎盛风貌,而且彻底阐明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承接关系,第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有序和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庙底沟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鼎盛期,谱写了“早期中国”璀璨辉煌的文明篇章。

▲庙底沟遗址第二次发掘现场鸟瞰

首次发掘,命名了两种考古学文化类型

1957年4月13日,万里黄河第一坝——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工建设。为了保护、抢救黄河两岸淹没区的文物古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任命夏鼐先生为队长,安志敏先生为副队长,从北京大学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抽调部分学员,组成若干分队,分赴豫、晋、陕、甘等省,开始一系列大规模的考古工作。而在三门峡水库一带的考古调查发掘则是重点工程的重点项目。

▲庙底沟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

早在1953年秋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队就到豫西陕县灵宝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即将到达陕县车站时,安志敏先生从车窗中看到南壁的断崖上暴露着许多袋形灰坑的剖面。下车后,他不顾旅途劳累,也顾不上吃饭,就直奔遗址而去。经过实地调查,确定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人员根据从地面采集到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判断,这里以仰韶文化为主,也包括龙山文化和东周及其以后的遗存。

1955年10月,新成立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再次到三门峡库区普查,庙底沟遗址更是勘查的重点。根据这两次的考古调查结果,鉴于庙底沟遗址面积较大,文化遗存丰富,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便决定在这里摆开战场,开始了考古“大会战”。

1956年9月30日,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拉开了序幕。安志敏先生是庙底沟遗址工地的负责人,他后来撰文写道:“从遗址的发现到发掘,我有幸参与了全过程,在个人的考古生涯中也是一次重要经历,至今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兴奋不已。”庙底沟遗址发掘工地像一所培训考古干部的学校,是三门峡库区开展发掘工作以来集中干部人数最多与工作规模最大的一次。尤其是第一期共有75人参加,除考古所人员以外,还有文化部抽调各省文管会和博物馆的干部20人参加,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员还是初次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经过这次田野发掘培训后,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各地文博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因此,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无论从工作规模、干部培训上,还是从学术意义上讲,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都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发掘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1956年9月30日开始,至12月6日结束。第二阶段于1957年3月26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通过两次工作,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共发掘了280个探方,揭露面积达4480平方米,共清理仰韶灰坑168个、房址2座、墓葬1座,庙底沟二期文化房址1座、灰坑26个、窑址1座、墓葬156座,以及一批东周、汉唐文化遗存。另外,还发现有较薄的东周文化层及少数汉唐墓葬。

▲庙底沟遗址T1区龙山墓葬分布情况

这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命名了两种考古学文化类型。一是命名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阔,延续时间长,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又出现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庙底沟类型因其遗址首先在庙底沟村发现而得名,它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一个类型,分布的范围可以说遍及中原大地,延续的时间达千年之久,它是独霸中原、一统天下、最繁荣强盛的仰韶文化,没有任何一支文化在中原与之并存抗衡,这是庙底沟遗址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二是命名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类型。在庙底沟遗址,发掘出介于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虽不及仰韶文化遗存那样丰富,但也占了相当的比例。由于它具有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过渡性质,可作为龙山文化的早期代表,因此,考古人员将其命名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它不仅阐明了龙山早期的文化性质,更重要的是其来龙去脉也为中国远古文化的渊源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线索。这是庙底沟遗址对中国考古学的第二个重大贡献,也是庙底沟遗址的第二块“金字招牌”。

再次发掘,揭开史前氏族聚落面纱

2002年年初,根据三门峡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国道310线城区段急需拓宽,不可避免地要从庙底沟遗址北部边缘穿过。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2002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庙底沟遗址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发掘领队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樊温泉研究员。这次发掘共开10米×10米探方222个,发掘面积18000平方米,发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及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保存较为完好的房基10余座、灰坑和窖穴800多座、陶窑20座、墓葬1座、壕沟3条等遗迹,同时还发掘清理了200余座唐宋元明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目前,第一本发掘报告《三门峡庙底沟唐宋墓葬》已经出版,第二本著作《华夏之花》是一部研究庙底沟彩陶及彩陶工艺的考古图录,公布了新发现的200余件彩陶,这是从庙底沟遗址千余件彩陶器物中,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器类、不同图案挑选出的。这批彩陶不仅弥补了遗址过去出土彩陶的不足,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整体认识,也再次启发人们对于史前艺术的思考。揭示庙底沟遗址的第二次考古成就的发掘报告正在整理之中,预计年底出版发行。

▲庙底沟遗址第二次发掘场景

庙底沟遗址的第二次发掘规模之大、发现之多、收获之丰,在全国文化遗址发掘中极为罕见,在学术研究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考古发掘可知,庙底沟遗址早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聚落结构的雏形。庙底沟遗址东有此龙沟,西有庙底沟,北有青龙涧河,形成天然的防御设施。不仅如此,考古人员还在遗址的东部西部南部发现了仰韶时期的3条人工挖掘的壕沟。西部的壕沟呈东南—西北走向,口宽底窄,口部最宽处达12米,深5—8米。遗址南边的壕沟,长560余米,宽16—22米,深4.5—5.3米,从庙底沟沟沿一直延伸到此龙沟沟沿。从两次发掘的遗迹分布情况观察,这几段壕沟相连,可能构成当时的围壕。从壕沟的特征推断,壕沟在当时已具备了防御野兽侵袭、防止聚落间战争以及防洪排水等功能。可以说庙底沟遗址是一个拥有天然和人工的“双城壕”的古代氏族部落。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盆

▲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罐

从考古遗迹现象来看,庙底沟人的居住区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中部和西部,在圆形的半地穴式和方形的浅地穴式房址之间,大量散布着窖穴和灰坑。制作陶器的陶窑也集中分布在遗址的西部,说明当时已有了专门的制陶作业区。从出土的生产工具种类看,仍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同时还有渔、猎、采集和手工业工具,由此可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结构状况。从出土的数量众多、绚丽多姿的彩陶和一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高超的手工技术和充满浪漫色彩的丰富的想象力。庙底沟遗址的花卉图案影响范围极广,可谓遍及大半个中国。根据苏秉琦先生的研究,这些花卉应主要是以菊科和蔷薇科两种花卉的花瓣为母体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庙底沟的先人们是以花为其图腾的。还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花卉图案可能与华山和华夏族的得名有关。

在这次发掘中,考古人员有了新收获,还发现了早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晚期相当于西王村类型时期的遗存。尽管发现的遗迹、遗物不是很多,但它的意义却非同一般。从文化内涵上看,它仍属于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存,可是其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如灰陶、篮纹等,却开了龙山文化的先河,因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填补了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庙底沟二期文化类型发展的空白。

庙底沟遗址总面积36万平方米,前后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也只有2.2万余平方米,可谓“冰山一角”。藏在庙底沟遗址上的辉煌,尚有待于一代甚至几代考古人员去艰辛探索。

考古发掘报告,跻身世界考古经典之列

1959年9月,凝聚着考古人员心血和智慧的发掘报告《庙底沟与三里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安志敏先生在书中首次指出仰韶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存在承袭关系。他将以庙底沟一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部报告的第一版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快销售一空,之后几十年,一直成为大学考古系学生的必读书籍。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在重读《庙底沟与三里桥》之后,给予这部著作“中国古代文化连续发展的标杆之作”的美誉。

▲《庙底沟与三里桥》

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成果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从1980年开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波西尔和美自然博物馆的瓦特·费尔赛维思博士,在征得了安志敏先生的同意后,合作翻译了《庙底沟与三里桥》一书,并联系了出版社,准备出版中英文双语版,还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著名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写了序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没有出版。直到2011年,为筹备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得到渑池县相关部门的资助后,这本书的中英文双语版才得以出版。出版时,仍采用了张光直先生在1980年为该书写的序言,并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我国著名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陈星灿博士译成了中文。张光直先生在序言中称:“《庙底沟与三里桥》,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庙底沟与三里桥》一书的英文版“无疑将有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经典之列”。陈星灿先生在后记中称:“《庙底沟与三里桥》是第二部被美国考古学家翻译的中国考古报告,至今还经常被人引用,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价值毋庸赘述。”正因如此,庙底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字。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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