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三十里铺》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人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三十里铺》是一首叙事型陕西民歌,曲调属于信天游。歌中讲述了一个叫四妹子的陕北女娃，思念她那去远方参军的三哥哥的故事，通过回忆送别时的情景，刻画了女娃淳朴真切的爱恋之情。

好歌印记——

说不尽的《三十里铺》

文/ 赵乐

中国地名的来源各种各样，有的以地理上的山河命名，有的以政治因素命名。“铺”是古代官方传送命令和文件的驿站，宋代称邮递驿站为铺，元代以后驿站制度更为严密，州县间凡十里设一铺，多叫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等。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有个三十里铺村，或许你不知道这个沟壑纵横、梁峁交错的小山村与那首广为流传的民歌《三十里铺》的不解之缘，亦不清楚“四妹子”和“三哥哥”被岁月尘封的那些往事……

不同的演唱版本演绎同样的爱情故事

从百度地图上看，三十里铺村位于绥德县城东30里处，紧挨着307国道，是个依山而建、依水而立的小山村。“好歌印记”采风组到绥德采风之前，查阅过不少有关“三十里铺”的背景资料。挥笔泼墨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三十里铺》的创作源头就在这里。

三十里铺的“四妹子”和“三哥哥”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缘于民歌《三十里铺》，绥德三十里铺村名扬海内外；缘于一曲信天游，小山村演绎了一段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又因“四妹子”王凤英，这个本不起眼的村庄成了媒体一直追踪的焦点。

站在三十里铺村的界碑前，环顾四周，七沟八岔，梁峁交错，心中禁不住有些诧异：此地和陕北其他村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就释放出了声震黄土高坡的天籁之音？

《三十里铺》究竟是什么时间编写出来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有关这首歌的产生和传播，至少有三个版本。

一种说法是：大约在1937年春节前后，三十里铺村的男娃郝增喜(即歌中的“三哥哥”)与邻居王凤英(即歌中的“四妹子”)双方相爱，私自定下终身。这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旧中国，无疑是违背礼教和大逆不道的，是一种有损体统的不端行为，于是村里村外流言四起。郝增喜的父母知道后，极力阻止他们来往。村里有人便借题发挥编了几段顺口溜，这便是《三十里铺》的雏形。当年三十里铺村有个骡马大店，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很多，小曲一下子就唱开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唱越酸……其后的背景故事也越来越模糊，演绎出了许多民间版本。

另一种说法是根据真人真事编出来的。1940年农历2月，三十里铺村的郝增喜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去参军。动身时，爱恋他的凤英站在自家硷畔上依依不舍，流着泪为他送行，增喜也是一步一回头，泪如泉涌。此情此景，深深地触动了本村编曲唱歌能手常永昌的灵感：“提起我家来家有名，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他是奴的知心人……”他很快编出了《三十里铺》的前几段歌词，后经众人添油加醋，形成了许多段、许多版本的“酸曲”。

第三种说法出自艾克奇撰写的《民歌<三十里铺>的真实故事》一文。据三十里铺村的王富堂讲，《三十里铺》肯定是常永昌编的，编唱的时间要比郝增喜参军的时间早几天，而且当时就三段歌词。不过，要说郝增喜和王凤英两人没有任何瓜葛，也不现实。事实上是他们两家住在同一个村里，而且是上下硷的近邻，两家孩子两小无猜地交往是很正常的事儿。旧时陕北的小孩都叫小名，没有大名，长大后才给起大名。凤英家的父母叫增喜“三儿”“三娃”，在凤英跟前也说“你三哥”，“叫你三哥嗑”，“又跟你三哥啦死嗑兰”；增喜的父母叫凤英“四儿”“四女”“四娃”，她妈在增喜跟前也常说“叫你四妹嗑”，“又跟四女子啦串嗑兰”等等。

在三十里铺村口，见有几个村民蹲在路旁拉话，笔者走上前去，想跟他们打听王凤英的往事，没想到的是，他们却摆摆手撅着嘴巴，谁也不愿意提起那些陈年旧事。

“都是永昌瞎编的！”村头小卖部门前坐着几个老头和老太太，我们借故买饮料凑过去向老人们探问“三哥哥”和“四妹子”的事儿，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都是瞎咧咧，害得人家一辈子抬不起头。”

在三十里铺村探访期间获悉，现实中的“四妹子”和“三哥哥”的确没发生过歌曲中难舍难离的“爱情”故事，这是村中知情的老人们公认的事实。可他们二人心里是否暗暗有过爱的萌动，谁又能说得清楚？

为了摆脱困境，1938年，郝增喜在父母的包办下与邻村一个叫常秀英的女娃结了婚。

绥德汉子常永昌随口编出《三十里铺》

在陕北，与“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齐名的，要数《三十里铺》这首民歌了。

　 经过调查考证，可以肯定地说，《三十里铺》的初创版本出自常永昌之手，是他编写和描绘了这个似真非真众人很难厘清的爱情传奇，有意无意中，让凤英和增喜尝到了“躺着中枪的滋味”。

寻访期间，搜集到许多常永昌编歌的故事。《三十里铺》最初的歌词是常永昌随口编的，当时也仅有三段歌词，没有歌名，套上《骑白马》曲调，就在赶牲灵的人群中传开了。“常永昌那时在我村骡马大店干活，接触到不少南来北往赶牲灵、拉骆驼的后生。他编的这几段顺口溜，大伙觉得很好听，有意思，都喜欢传唱，后来大伙还凭自己的想象编出了长长的段子。”在三十里铺村孙玉民老汉的印象中，常永昌是个多才多艺的男娃，是邻近周边有名的伞头，能随编随唱，而且嗓音极好，会唱很多信天游。

其实，在陕北，像常永昌这样能编词会唱歌的人还真不少，如《赶牲灵》的张天恩、《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孙万福、《绣金匾》的王庭有，还有《东方红》的李有源。农民孙万福当年在延安边区政府见到毛泽东时，就突发灵感，根据《光棍哭妻》曲调随口唱出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些编歌者都大字不识几个，“可编出的歌词有鼻子有眼，传唱范围很广。”

常永昌编唱《三十里铺》的初衷，无非也就是排遣寂寞和打发时光，并无伤害他人之意。《三十里铺》起初是以“酸曲”的形式传播开的，歌词最多时曾达到42段，如：“三哥哥上了奴的身呀”，“咬了奴家的舌头根呀”，甚至“棉花地里带芝麻，三哥哥走了没盛法，前半夜来了后半夜走，撂下个四妹妹谁来搂……”这些接近色情的荤段子，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不得而知。可它迎合了人们消遣、猎奇、探秘等心理，却是不争的事实。

陕北信天游的特色就是，一首歌越唱越多，越传越多，少则十几段，多则几十段，上百段。真是：“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就无法解忧愁。”

可以想象，这些无中生有的段子让凤英的家人有多恨常永昌。王家曾放出话要打断常永昌的腿。常永昌有口难辩，这样的词的确不是他编的，可他说得清吗？他被吓得逃跑了，躲到崔家湾十多年不敢回村。其实，王家也并没有真心打他的意思,只是气急说说狠话吓唬吓唬他罢了。凤英出嫁之后，这事也就慢慢淡了下去。这些都是后来坊间的传闻。

三十里铺村是王凤英的娘家，歌中的另一个人物原型“三哥哥”郝增喜和编歌词者常永昌都是三十里铺村人。“郝增喜从部队回来后，一直在家务农，1997年病故。”编歌词的常永昌，也早在1990年就去世了，他的故居，现在已成了绥德县的文物保护地。许多过去没有解开的“三十里铺”之谜，恐怕以后也要成为很难解开的谜团了。

《三十里铺》已成为中国新民歌的代表作品，传播度也非常广泛，但很少有人提及这首民歌的最初编词者常永昌，查阅众多媒体报道资料和音乐出版物，均未见到常永昌的署名。

面对纷扰一生的痛王凤英始终保持沉默

《三十里铺》这首歌叙述的爱情故事不知曾经感动过多少人，可谁又能想到，歌曲的传播却给王凤英带来了沉重的苦难、无尽的烦恼和令人难以承受的世俗歧视。

绥德县辛店乡黑家洼坐落在深山中，分为上坬村、中坬村和后坬村，距三十里铺村10公里之遥。9月25日，采风组驱车沿着蜿蜒起伏的混凝土水泥路向山里行驶，途中的山坡及沟沟里长满了苹果树、梨树以及玉米、谷子等农作物，时不时见有几处农居散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穿过一片枝头上挂满红枣的枣树林，可以看到一处四孔窑洞的院落，那就是王凤英老人的家。

走进窑洞，只见老人正在坐着烧火做饭。见我们进来，老人一边麻利地站起来，一边和我们打着招呼。当得知我们是专程从北京来看望她老人家时，她却异常平静地说：“人上了年纪，身上毛病不断，腿脚也不灵活了。”

今年89岁的王凤英，1927年生于绥德满堂川乡罗家沟村。老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个利索人，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倾诉着岁月的沧桑；那饱经风霜的脸上，记录着辛酸的往事。“人人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那个曾经是妙龄少女的“四妹子”，如今变成了眼前这位慈祥的精神矍铄的老太太。

据王凤英老人回忆，上世纪30年代末，日本侵略者攻占山西柳林后，与中国陕北驻军隔黄河对峙。为躲避战火，她的父母带着他们几个孩子从罗家沟迁到三十里铺来讨生活，和“三哥哥”郝增喜家成了邻居。 在王家排行老四的凤儿（凤英小名）和郝家的三儿子歪儿（增喜小名）成了两小无猜的玩伴。

“您是什么时间嫁到黑家洼的？”待老人渐渐平静后，我们慢慢地聊起了往事。

“16岁那年正月初八到这个村的，15岁订的婚，16岁就嫁过来了。”老人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老汉比我大五岁，人很实在，不在好多年了。”

“您知道《三十里铺》这首歌吗？”

“那是常永昌胡乱唱的，没有的事！”老人嘴唇哆嗦、情绪很激动地说。

“那个郝增喜你认识吗？”

“认识，他家离我家不远，比我大三岁，俺俩没关系。那些事啊，全是瞎编的。可这歌唱出来后，俺名声就不好了，在家没法呆下去了，腊月里有人来说媒，父母就赶紧把俺嫁到这深山沟里来了。” 陈年往事，凤英老人仍然记忆犹新。

从民间传唱的许多有关“四妹子”的信天游小调和那些添油加醋的“酸曲”里，不难想象，对于生存在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弱女子而言，受到的伤害有多大。善良的凤英被套上了沉重的名誉“枷锁”，她的人生由此步入了漫长的黑夜，在无尽的痛苦中度日，以致在2004年前，近60年中，从未走出过大山。她不想听任何人在她面前提起这事，艰辛地拉扯着几个孩子长大成人，生怕自己的事再殃及子女。她的子女们也非常警觉，只要陌生人一进村，马上就将老人“看护”起来。至今为止除了极少数媒体外，许多想接近她的媒体记者或者研究民歌的专家学者，不是被生生地挡在门外，就是在围攻中落荒而逃。

几十年来一直不愿同媒体正面接触的“四妹子”却在我们的镜头前显得很平静很健谈。

脸上刻满沧桑的王凤英，在两只耳环和一对银手镯的衬托下，多了几分福态。令大家惊奇的是，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竟然耳不聋、眼不花。从她的脸上，人们仍能看到“四妹子”当年俏丽的模样。

聊到如今的生活，老人脸上写满了幸福。据了解，老人儿孙孝顺，四世同堂。勤劳的她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而且每月还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1200元的生活补助，医药费实报实销，逢年过节还到城里走走亲戚。

拉话的时间过得挺快,不知不觉已经下午3点多钟。临走时，王凤英老人抓起晾晒在窑洞前的红枣送给我们。“这些枣好吃，你们多带点吧。”

作为民歌《三十里铺》的人物原型，这位“四妹子”，面对纷扰的一生之痛，竟然在半个多世纪中始终保持着沉默。

去俗存精再整理赋予《三十里铺》新生命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当中国音乐艺术举步维艰之际，陕北民歌却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唱民歌，闹革命”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潮。延安大学刘育林教授告诉采风组，那个时期所产生的民歌被称为“陕北革命历史民歌”，是陕北民歌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十里铺》这首语言直白的信天游随着无数南来北往赶牲灵的后生们越传越广，越传越荤，直到1943年经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删改润色后，才变成现在版的新编陕北民歌。

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

《三十里铺》被改编成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历史歌曲，应该从当年鲁艺工作团到绥德说起。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贺敬之、刘炽、何其芳等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陕北民间，对陕北民歌进行搜集和整理。鲁艺工作团1942年12月2日到绥德，1943年4月9日离开，历时4个多月。工作团的艺术家们一边为群众演出，一边挖掘、搜集、整理、加工民间艺术作品。陕北革命历史民歌中很多歌曲都是鲁艺与民间结合的产物。

起源于三十里铺村的这首“爱情歌曲”原本没有歌名，是鲁艺工作队的收集整理者经过去粗存精、去俗变雅的改造加工，赋予了它新的生命。此后，这首歌就有了自己的名字——《三十里铺》。同时歌曲的内容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民间传唱的恋爱“酸曲”变成送郎参军的革命歌曲。内容的改变使其表演风格也随之改变。歌曲中，“四妹子”爱恋的“三哥哥”，是去当红军的陕北男娃，而听着这首歌奔赴前线的红军战士，心里似乎有个美丽的女子在家乡深情地期盼着。

1945年，由鲁迅艺术学院教师何其芳、张松如（公木）负责编辑出版了第一本《陕北民歌选集》，经过鲁艺艺术家改编整理的17段《三十里铺》歌词被刊登出来了，这是《三十里铺》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面世。

这个时期被称为《三十里铺》的第二个创作和传播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王方亮从17段歌词中挑选出6段歌词作为标准版本传唱。使这首爱情故事的“信天游”得到了丰富、提高与推广，成为与《兰花花》并驾齐驱的经典民歌。

《三十里铺》不仅影响着中国大江南北，在国外也享有盛誉。1957年7月，在前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中国民歌合唱队演唱的《三十里铺》荣获了金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歌坛西北风劲吹，“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崄畔上灰塌塌，有心拉上两句话，又怕人笑话”的通俗、摇滚演唱版本的《三十里铺》风靡大街小巷。之后，有关这首歌背后故事的各种版本的小说、散文乃至歌舞戏曲题材的文艺作品，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和舞台上。

2004年11月5日，“原声黄河西部十大歌王歌后”演唱会在北京海淀剧场拉开序幕，当演唱民歌《三十里铺》时，王凤英老人被主持人请到舞台上，全场观众纷纷起身，热烈鼓掌，欢迎歌中的“四妹子”……

其实，在《三十里铺》歌曲中，三哥哥和四妹子已不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人了，它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追求爱情与幸福的青年男女的表征。

（选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2015年11月赵乐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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