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毕生辉煌在殷墟，隔海相望被遗忘，最后一本著作叫《安阳》
他，聪明好学，留美期间，5年内拿到了3个学位，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他，任教于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五大导师”。
他，年轻时就曾言：“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却刨坟掘墓、断碑寻古，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成了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只不过去的是河南、山西和山东。
他，便是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一个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相当重要的名字。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却在大陆销声匿迹。
▍我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济的父亲升迁到北京任职，不仅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对李济的学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李济在《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中写的：“我的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是幸运地被包工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混凝土的一份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
1918年，品学兼优的李济由清华学堂派遣留学美国。
在美国一呆就是5年，5年内，李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就连假期也全部是在图书馆或讲习班中度过。
前两年，李济获取克拉克大学的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学位。后三年，李济转入一流的哈佛大学，攻下了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据说，李济的父亲不知道何为博士，有一阵子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博父”，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一时传为佳话。
1923年，李济回国后，先在南开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之后，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他应邀来到清华。由于资历尚浅，任“特约讲师”，但是工资与待遇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一个标准。
▍从人类学家到考古学家的转变
李济是人类学博士，但他一生从事的主要是考古，虽然考古学常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分支，但李济在哈佛从事的是体质人类学研究，与考古无多大关系，怎么就成了中国考古第一人了？
其实，这一转变源自一次山西的考古发掘。
在那个年代的传统学界，谁都不相信“掘一个坟，寻一块骨头，里面就会有了学问”。大多数理解的考古多为金石学，偏重于考证文字资料。
在李济眼里，有一个很大的遗憾，甚至可以说是惭愧，那便是“与中国古史有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
1926年，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前往山西省夏县，开始了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
这次发掘是由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联合进行的，发掘成果让仰韶文化呈现在世人眼前，也让李济成为了第一位挖掘考古遗迹的中国学者。
▍人生最辉煌的一页在殷墟
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后，李济辞去清华教职，受傅斯年邀请，来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
1928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便极力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学。
建所之初，发掘安阳殷墟便被列入重要计划之一。同年秋，董作宾被派往安阳，开始了殷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但是，由于缺少考古知识，这次挖掘跟盗墓差不多，只是往下挖坑，只顾捡拾甲骨，其他的一概不管。于是，有考古经验的李济被人推荐，成了殷墟考古发掘的不二人选。
1928年12月，李济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殷墟考古迎来了“掌门人”。
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殷墟考古一共进行了15次挖掘，从第二次开始，李济便领导了整个发掘工作，他的名字跟殷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李济不仅进行科学挖掘，还立下规矩：“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人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
10年间，他们发掘出大墓11座，方坑1个，小型墓和祭祀坑1200多座，还有大量的建筑基址、刻字甲骨、陶片、青铜器、玉器等等。
这10年的发掘，印证了传说中商王朝的存在，把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
证实了安阳就是盘庚迁都的殷，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证实了自盘庚迁殷至纣王亡国，商王朝后期历经8代12王、273年的历史，解除了《竹本纪年》与《史记》关于盘庚迁殷后历时相差500年的疑惑。原来，司马迁也有失误，让殷商多了500年。
如今，矗立在安阳的殷墟博物苑和殷商王陵，无时不见证着那个年代中国考古的辉煌和荣耀。
▍海峡相隔，此生再也未能见殷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被迫南迁，从长沙到昆明，再到宜宾李庄，李济他们带着殷墟文物在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
这期间，李济还组织了川康考察团，对四川、西康两省的古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发掘。
抗战结束，李济回到南京，本以为这下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3年后，又是一次大迁移。
1948年11月，李济受命押运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的一批文物，前往台湾。
在李济眼里，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国哪个地方都无所谓。所以，文物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这种似乎“没有立场”的姿态，为他招来一些骂声。
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因为不舍得同济大学未完成的学业，在台湾住了55天后，执意返回了上海。
本以为暑假还能回台湾与父母团聚，谁料时势变化，父子二人却是长久的隔海相望，不得团聚。
1959年，大陆考古界对李济发起猛烈的攻击，李光漠收藏了当时的一期《考古》杂志，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因为“政治上选择错误”，李济的名字消逝在我们的视野中，连殷墟考古介绍也都避而不谈李济。
在台湾，李济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一批享誉中外的考古学家，还不断地发表殷墟研究成果。
台湾当局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史语所也受到影响，李济再三要求学术与政治分家，史语所成为“中研院”在办公时间惟一没有公开政治活动的地方。
李济一生还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的就职邀请，根本原因就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下来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
身不能回大陆，心却系殷墟。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在殷墟，让他魂牵梦萦的也是殷墟。
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安阳》的英文版出版。
1989年，中文译本《安阳》首次在内地出版。
参考书目：《民国风度》《李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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