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出土的一石碑，各国考古学家无法翻译，后来用“汉语”解开了
埃及出土的一石碑，各国考古学家无法翻译，后来用“汉语”解开了
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4号展厅里，收藏着一块长方形的黑色玄武岩石碑，它顶部上有着断裂痕迹，碑身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符号，看上去庄严而又神秘。
这块石碑，就是名闻遐迩的 罗塞塔石碑，它是古埃及王国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文物，距今已经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也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罗塞塔石碑上所刻着的文字符号，是早已失传的古埃及文字，如何破译它，难倒了无数考古学家们。
最后，是一位潜心专研过中国文字的法国学者商博良站了出来，他从中国文字中得到启发，最终用“汉语”的逻辑破解了这段文字。
罗塞塔石碑文字的破解，也奠定了研究古埃及语言与文化的基础，由此更诞生了古埃及学这门历史学科。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
罗塞塔石碑虽然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但它最早是由法国人发现的，而它的出土，和法国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拿破仑离不开关系。
1798年的6月份，正是拿破仑在欧洲暂露头角的时候，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的他，在意大利北部击败了奥地利帝国后，名声鹊起。
当时法国正与英国在中东争夺殖民地势力，拿破仑被派往中东，以遏制英国的扩张。
拿破仑的远征军首先抵达了埃及，攻占了亚历山大城，驱逐了英国势力，很快就基本占领了埃及全部陆地领土，进展十分顺利。
年轻的拿破仑雄心勃勃，除了希望在军事政治领域夺取更大的权力以外，他也希望在历史文化领域建立自己的名声，作为军人的他，还特意为自己取得了法国国家研究院的院士身份。
这次远征的目的地埃及，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拿破仑从法国带来了一百多位知名学者，组建了埃及研究院，希望也能叩开埃及历史文化研究的大门。
这次远征也果然有了令人惊喜的收获，在1799年的8月，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工程兵军官布夏尔中尉，就在偶然之中，发现了一块珍贵的石碑。
当时，为了防御英国军队的进攻，拿破仑的军队，正在尼罗河入海口西边支流三角洲上的拉希德城堡附近修建工事。
布夏尔带领着士兵和民夫们拆除了地面的房子，沿着战线挖掘壕沟，正在忙碌之时，有下属向他报告，发现了一块刻满看不懂的符号的石碑。
此时正在战事的紧要关头，本来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和普通石板一样，成为法军防御工事的一块地基了，所幸它遇到了对考古略知一二的布夏尔。
布夏尔知道埃及有着渊源流传的古代文明，这块石碑可能大有来头，因此赶紧报告了上司，最终，拿破仑下令把这块石碑运往开罗。
在开罗的法国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们，立刻被这块石碑震住了。
只见它顶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已经断裂不见，留下的部分高约1.1米，宽75厘米，厚28厘米，上面刻着的碑文分为三部分，各自是不同的文字，其中最下部的是可以辨认的古希腊文，而上面的两种文字在当时无人知晓。
这些碑文在地底埋藏了多年，出土后依然清晰可见，而整块石板留下的文字足有上百行，如此长篇的完整碑文在考古发现中也极为罕见。
学者们立刻意识到这块石碑的巨大价值，有两位专家还专门从法国巴黎赶来，用石膏把石碑上的文字复制下来，制作成拓片，方便研究。
法国在埃及发现一块珍贵古石碑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按考古学界的惯例，本来应该按它被发现时所在的拉希德命名，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的法国士兵将拉希德误译成了罗塞塔。
从此这块石碑就有了罗塞塔这个流传至今的名字，而原来的拉希德城堡也因此被改名为罗塞塔。
随后，法国本土发生了政局变化，急于夺权的拿破仑匆匆赶回来法国，英国趁势打败了留在埃及的法国军队，重新掌握了埃及的局势。
在驱赶法国军队离开埃及时，向来喜欢搜刮各国历史文物的英国人，要求法军把在埃及发现的所有文物移交给英国人。
知道罗塞塔石碑价值的法国人，并不想放弃它，偷偷把它藏在一艘撤离的船只上，想要蒙混过关，把这块珍贵的石碑运回巴黎。
已经听到消息的英国人，也早就盯着法国人，在严密的检查下，装有罗塞塔石碑的法国船只，在起航前的最后一刻被拦截了。
英国人找出这块石碑后，将它作为战利品运回了英国。
从此，罗塞塔石碑就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展厅，一直展览到今天。
得意的英国人，还特意在石碑展出时的标签上，写上“大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炫耀着他们在埃及的胜利。
始终无法破译的石碑铭文
罗塞塔石碑最终花落英国，而关于上面碑文的破译，则刚刚开始。
根据考古学家的鉴定，罗塞塔石碑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它到底属于哪个朝代，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就要靠上面的碑文来告诉我们了。
罗塞塔石碑的碑文分为三种文字，最上面的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因为顶部已经残破，留下来的只有14行。
而中间保留下来的完整碑文，是古埃及的另一种文字： 世俗体铭文，又被称为埃及草书，共有32行； 底部的文字是54行的古希腊文。
三种文字之中，古埃及象形文字和草书，都已经失传很久，当时的历史学家们都读不懂其中的含义，而幸运的是，欧洲学者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古希腊文。
底部这篇完整的古希腊文，就讲述了石碑的历史由来，原来这块石碑是在公元前196年所刻。
当时正值古埃及的 托勒密王朝，年幼的 托勒密五世即位后不久，对埃及的祭司群体十分优厚，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取消了神庙所欠的税款，还拨款重修了神庙并赠送了谷物。
如此的恩典也自然得到了埃及祭司们的拥护，在公元前196年的春天，全埃及的祭司集中起来庆祝托勒密五世登基一周年，并把歌颂他的祝词用三种文字刻在石碑上。
而在最后一句，还专门点明，将用神圣的文字（即埃及象形文字）、本国的文字（即世俗体铭文，又被称为埃及草书）和希腊的字母把同样的内容刻在硬石碑上。
这也为破译石碑前面两篇文字留下了一把钥匙，虽然两种文字都已失传，但我们已经知道它们记述的内容和希腊文一致，可以通过希腊文的内容来还原翻译。
而通过破译石碑文字，也能帮助我们掌握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及草书这两门已经失传的文字，重新解读埃及已经沉寂泯灭两千多年的文明。
就这样，欧洲各国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们，纷纷投入到破解罗塞塔石碑文字的工作中，而法国事先将石碑上的文字制作成拓片广泛流传，也为破译工作提供了便利。
首先取得一点进展的，是法国著名的 东方学家萨西，他精通中东的叙利亚语、迦勒底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众多的古代阿拉伯语言，也被认为是破解罗塞塔石碑文字的不二人选。
萨西反复专研了第二段的世俗体铭文，觉得和自己研究的阿拉伯字母很像，因此断定世俗体铭文有着字母的成分。
因为，他从已经知道内容的希腊碑文中，挑选了几个特定的词组，希望从世俗体铭文中找到相对应的单词，以此来进行破译。
但他的进展并不顺利，除了确定了极少数的几个称呼名字的词组外，比如托勒密和亚历山大，其他的词组依然毫无头绪。
萨西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但 他的学生阿克布拉德倒是又取得了一些进展。
阿克布拉德是一名瑞典的外交官，他业余跟随萨西学习东方学，尤其对古埃及的铭文研究兴趣浓厚。
从师父萨西那里拿到罗塞塔石碑铭文的他，在萨西的基础上，又在世俗体铭文中找到了几个能和希腊文对应上的词组，最终确定了16个专门的单词。
但他的研究也和师父一样，很快就陷入了瓶颈，单纯用字母比对字母的方法显然没办法洞察埃及古语言背后蕴藏着的规律，没有办法攻克罗塞塔石碑的。
而且萨西师徒的研究，都只局限在第二部分的世俗体铭文，对于第一部分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毫无头绪。
这时，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为破译罗塞塔石碑带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他就是 英国的托马斯·杨。
托马斯·杨是我们中学物理课本上杨氏双缝干涉实验的发明者，他是一名兴趣广泛的学者，除了物理学以外，他在医学、古文字学都有着精深的研究。
托马斯·杨在1814年拿到了罗塞塔石碑的拓片，开始了他的研究，他也把物理学的严谨与细致用在解读古埃及文字上。
研究时，托马斯·杨将石碑上的三种文字分组进行对照研究，先是掌握了86个古希腊文字和埃及世俗体铭文互相对照的词汇，进而又总结了218个世俗体铭文与200个象形文字的对应关系。
在此基础上，他又确定了象形文字的正确阅读顺序，以及石碑铭文上人像、鸟和动物符号呈现的不同朝向特征。
1819年，托马斯·杨将他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布，被称赞为埃及学的创世之光，洞穿了遮盖埃及象形文字多年的黑暗。
虽然托马斯·杨将罗塞塔石碑的解读推进了一大步，但依然只能碎片化地解读部分词组，无法破译整个古埃及语言体系，石碑上的铭文依然遮盖在黑暗的迷雾之下。
罗塞塔石碑，最终还是等来了破译他的真命天子，法国人商博良。
破解罗塞塔石碑的商博良
商博良出生于1790年，从小就极具语言天赋，而神奇的是，他的相貌也极具东方色彩，被人称为宛如古埃及法老转世。
商博良在11岁时就初通拉丁文和希腊文，1802年来到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学校就学，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以及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迦勒底语这三种闪族语言。
也是在1802年，他结识了曾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著名学者傅里叶，在傅里叶家中，他第一次见到了罗塞塔石碑的拓片。
傅里叶曾担任埃及研究院的秘书长，长期主持埃及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而无人能读懂的罗塞塔石碑铭文，一直是他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听说了罗塞塔石碑的由来后，年轻气盛的商博良，发誓一定要读懂上面的碑文。
在这之后， 为了积累语言学的基础，商博良又刻苦攻读了众多东方语言，比如希伯来文、巴比伦文、波斯文、梵文、中文等，而其中的中文也成为了他后来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关键钥匙。
为了破解古埃及文字，他还特意学会了埃及的一种方言科普特语，这种语言是被认为是和古埃及语言发音最为相近的一种语言。
商博良从1808年开始正式研究罗塞塔石碑上的文字，中间因为政局动荡和个人病痛而历经坎坷，但也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这个突破，来自于他纠正了研究古埃及文字学者们的一个共同错误。
说到这里，就要说起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区别了，表音文字是由纯粹表示读音的字母构成，书写的文字不能直接对应含义，而表意文字则由表达含义的图形演变而来，书写的文字与读音无关。
以往的罗塞塔石碑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上面的古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与表音无关。
托马斯·杨的研究要更进一步，认为其中有着一定的表音符号，但他也认为只有其中的外国人名才是表音的。
而偏偏是这个误区，导致始终没法建立古埃及语言的整个语音和语法规则。
商博良是在一次偶然的对比中，发现其中象形文字的符号数有1419个，远远多于希腊文单词的486个，而如果埃及象形文字是全部表意的，一个符号代表着一个含义，那么与希腊文单词之间的数目应该大致是相等的。
从两者悬殊的数字差异上，商博良推断，埃及象形文字的字符既有表音符号，又含有表意符号或其他符号。
而这时，以往学习过汉语的经历，帮助他更好的理解了这种独特的结构。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一开始是由图形组成的象形符号，渐渐由图形转变为笔画构成的方块字，而在演变过程中，原来表意的象形文字逐步变成了兼具表音表意的文字， 最终汉字具有了形象、声音和含义三种结合一体的独有结构。
而古埃及文字和汉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既不是纯字母表音文字，也不是纯表意文字。
它的书写体系中，除了作为限定词等特殊用途的符号之外，主要由两大类符号构成，即表音符号和表意符号，这是一个复杂的，同时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体系。
商博良在汉语的启发下，成为了识破古埃及文字这一结构的第一位学者。
在1822年，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会议上公开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发了学界轰动，两年后，商博良正式出版了专著 《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摘要》，彻底破译了罗塞塔石碑和古埃及文字体系，这本著作被称为古埃及学的开山之作。
随后，商博良还带队专程赴埃及进行考察，当地的居民争先恐后的来看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
为了纪念商博良的贡献，他幼时所居住房屋的地面上，也刻上了罗塞塔石碑的铭文，以供游客们瞻仰。
罗塞塔石碑上文字的破译，也帮助我们丰富了对古埃及文明的认识，这一切，也有着中国汉语的功劳。
参考资料：
《古埃及罗塞塔石碑解密始末》，《大众考古》，2014年3月
《再现古埃及辉煌 罗塞塔石碑：揭秘象形文字的钥匙》，《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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