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西湖丨那是牵绊东坡一生的地方
疫情的原因没能亲自去西湖,只好看看唐宋名家眼里的西湖,借以领略其风采。不料却被《西湖文学史》苏轼篇打动,因此决定深挖苏轼与西湖的故事。
苏轼的人生是宦海浮沉的一生,而这宦海浮沉的一生却因与西湖所结下的不解之缘而充满诗意的浪漫。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县人。少年得意,金榜题名,意气风发,与新党不和,自请外放杭州,此为一起一落;而立之年,神宗即位,欣赏苏轼,调任回京,在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后改为开封府推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奉命通判杭州,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此为二起二落;高太后掌权时期,苏轼在五十岁后达到仕途的最高官职,即翰林院侍读,后哲宗即位,苏轼被一贬再贬,直至天涯海角的儋州,到六十五岁才被赦,从海南岛渡海北还,第二年卒于常州,此为三起三落。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
在杭州西湖苏东坡纪念馆和广东惠阳的惠州东坡故居,都有一块金安清所题黄冈东坡故居的对联:一生与宰相无缘,始进时、魏公误抑之,中岁时、荆公力扼之,即论免役、温公亦深厌其言,贤奸虽殊,同怅君门违万里;到处有西湖作伴,通判日、杭州得诗名,出守日、颖州以政名,垂老投荒、惠州更寄情于佛,江山何幸,但经宦辙便千秋。
这幅对联概括了苏轼一生的仕途坎坷和不幸遭遇。一是其因才被嫉之苦,二是其因屡遭贬谪而去的文学与精神上的成就,两者相对照,也算是苦中有乐。下联的“到处有西湖作伴” 句是说凡苏轼做过官的杭州、颖州、扬州、惠州都有叫“西湖”的湖来作伴。
单说这杭州的西湖,苏轼对杭州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甚至将杭州视为自己的故乡,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
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
据统计,苏轼前后两次来杭州的五年时间里,写于杭州的诗共有三百多首,其中歌咏西湖的诗就有一百六十首,还不包括离杭后怀念西湖之作。杭州山水的阴晴雨雪,昼夜晦明,四时变换;无论是秀丽的、清幽的、壮阔的、雄奇的,乃至怪异的、万象纷呈、变幻无穷的西湖景色,都会引起苏轼的兴趣,触发他旺盛的诗情。
-遗爱湖苏东坡纪念馆-
苏东坡在杭之日,十分欣赏西湖的月光水色,常常荡漾西湖之上,有时作 竟夜之游。他十分向往在月夜观赏钱江怒涛,有“夜湖留向月中看”之句,更喜欢皓月当空泛舟湖中,有“唯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之句。有时,他在湖上赏月寄情,遥想别离的亲人:“今年还看去年月,露冷遥知范叔寒。”“范叔”这里借指他所系念之人。有时悠然自得,仰卧船舱,在银光蟾魄的映照下,似乎四围青山在俯仰中,随舟徘徊飘荡:“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有时在舟中抬头静看新月:“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异色。娟娟到湖上,潋潋摇空碧。”而《夜泛西湖五绝》则更加完整地记述了他月夜游西湖的情景。
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桓。
今夜吐艳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特奇。
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
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
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惟有菰蒲声。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
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
这是熙宁五年初夏芙蓉盛开的季节,苏东坡月夜西湖,作竟夜之游的生动记录。他在暮色降临、明月将出未出之时,开始泛舟。随着落花飘香,湖边寺院灯光的闪烁,亲眼望见吐艳如长虹的初露新月,照得半壁江山通明。三更时,明月渐重,景观尤奇。一直到东方未明将明,湖光非鬼非仙,启明高照,月落西方,才茫然归去。
-西湖夜色-
实际上,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尤其是夜游西湖时,常常特意追寻一种幽赏探胜的境界,以作为他精神上的某种寄托。“三百六十古精庐,出游无伴篮舆孤。”“微月半隐山,圆荷争泻露。相携石桥上,夜与故人语。”因为他觉得:“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闹中取静,寻求幻境,才是高人心胸。后来,苏东坡在总结自己游湖经验时,也强调要“寻幽”、“心领”,好摒去骑从,才能洗却烦恼,独专山水之乐。
苏轼两次任职杭州都是为险恶政治环境所迫,因而他的“ 西湖诗” 中不时流露出对政治的厌倦和对田园山林生活的向往: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须留。”
“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
“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
“宠辱吾久忘,宁畏官长诘。飘然便归去,谁在子思侧。 ”
苏轼于诗中申明了自己不甘同于流俗的情操:
“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
赴杭前苏诗中早已表达出这种情绪,如
“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何时归?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
只不过这种情绪在西湖诗中才大量而集中地倾泻出来,西湖的山水使苏轼压抑的情感得以缓解。
-灵隐寺-
杭州本是晚唐吴越国重镇,钱氏曾盛极一时。《五代史· 吴越世家》:“ 钱氏自唐末有国,兼有两浙几百年。宋兴,俶朝太祖,厚礼遣回国。太平兴国三年,召俶来朝,俶举族归于京,国除。” 钱氏的富贵荣华顷刻间灰飞烟灭,一切如昨梦前尘,一国尚且如此,何况短暂的人生?徜徉于西湖岸畔的苏轼在自己的人生感怀中融入了深沉的历史兴亡之叹:
“ 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
“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屋堆黄金斗量珠,运尽不劳折简呼。四方宦游散其孥,宫阙留与闲人娱。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
“不到百年,池台化为草莽,兴废匆匆,真是“ 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
西湖诗中虽有大量释道情怀的流露,但那只不过是苏轼获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他毕竟是“奋厉有当世志” 之人,虽然处境艰险但终未能归隐:“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苏轼在杭州期间,与他的上司、同僚和助手,开诚相见,相得甚欢,亲密合作,情同手足。这与他在京都时备受党争倾轧的境遇完全不同,使得他可以施展政治才能,在拯灾救荒、设置病坊、治理六井、浚湖筑堤等方面取得了千古传颂的成绩。苏轼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官吏,为官期间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东坡别志》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币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苏轼在杭州的政绩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对西湖的治理,不仅解决了杭州市民的饮水问题而且使西湖恢复了往日的秀丽。苏轼的这种民胞物与情怀在其西湖诗中也得到展现: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熙宁五年(1072)夏,苏轼雨中游览杭州城西的天竺寺,当时正是蚕快要作茧,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可天公不作美,偏偏淫雨成灾,贻误了农时,端坐在高堂之上的“ 白衣仙人” 平日里接受农人的供奉朝拜,此时却毫无作为,所以激起了苏轼的不满。
-苏堤春晓-
杭州百姓对苏轼也爱戴有加,当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的消息传开后,钱塘百姓为他作解厄道场,希望他消除灾难,逢凶化吉。苏轼第二次离开杭州,钱塘家家有画像,吃饭前必祈祷,并作生祠纪念他。钱塘百姓通过种种形式,感念苏轼的功绩,追思他的恩德。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大起大落,却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苏诗孕育于西湖美景,苏轼也成就了西湖美景。人生的潮起潮落正如变幻莫测的西湖的水光山色,波谲云诡、光彩照人,引发无数浪漫遐思。
END
图片丨网络
文字丨陈琳
编辑丨吕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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