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黍的起源与早期南传

提及我国的农业地理格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都会是南稻北麦。与之直接相关的，便是饮食结构方面，我们普遍认为，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人则偏好各类面食。然而，麦类作物原产于西亚，这种为我们所熟悉的农业地理格局，大体是汉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完全的确立甚至可能晚至隋唐时期，是由种植制度、作物加工工具、食物种类等多种变化共同促成的。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起源于我国北方的粟和黍一直是本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南稻北粟是中国本土作物的原始分布格局。

正如秦岭—淮河并非真的泾渭分明地分出了两个自然地理区域一样，农作物和饮食习惯的分布也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历史上乃至近现代的南方地区，小麦的种植都相当广泛，而米饭与面食也早已在南北分立的二元格局之下，渗入到对方的分布范围之内。同样，近年的植物考古研究也证明，新石器时代南稻北粟的作物格局，形成不久便逐渐被突破，起源于北方地区的粟黍曾经由不同通道传入南方地区，并被广泛种植利用。

粟黍起源与分布

基于上述手段，已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其中较为重要者包括内蒙古赤峰兴隆沟，北京房山东胡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济南张马屯、月庄和西河，河南新郑唐户，陕西临潼白家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这些遗址年代最早者可到距今9000年，但大部分的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7500年前后。

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粟作农业已经在包括内蒙古东部、华北、山东、中原、关中和陇西的这一广大地域内普遍出现。大地湾、兴隆沟等遗址出土人骨和狗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粟黍在当时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资源。

囿于材料和研究手段的局限，目前对于粟黍驯化的具体过程仍缺乏了解。结合各方面的考古证据，北方地区粟黍的驯化、农业在生业经济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似乎是与定居的出现密切相关，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一次系统性转变。上述提及的近十处遗址，大体上框定了我国北方最初的农业区范围，其后随着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农业扩张和区域间交流，北方地区适合作物种植的大部分区域至晚在距今6000年前后都完成了农业化过程。

中部路线

大体与粟作农业在北方地区的扩张同时，南北方农业区的交流也已经开始。湖南澧县城头山是南方地区最早发现新石器时代粟作农业直接证据的遗址，年代大约为距今5800年前后。其后，两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粟类遗存，有力地证明了稻粟混作的作物结构至少自距今5800年开始在当地出现，并一直得以延续。

结合距今6000多年的稻作遗存在中原和关中地区出现的相关证据，经由南阳盆地贯通的交流通道应当是南北方作物早期传播的重要线路之一。不过，这条线路是否继续向南影响到湖南南部，因为缺乏证据尚不清楚，但其未能突破南岭影响到两广地区，则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西部通道

从甘肃南部经由川西进入云南的这条通道，是粟作农业传播的另一条重要线路。2000—2006年，位于岷江上游地区的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表明，马家窑文化人群在距今6000—5500年向南扩张到了川西北地区，该遗址出土的大量粟黍是农业向西南地区传播初期的直接证据。不过，后续的研究表明，这条通道所影响的四川、云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除了来自甘肃的粟黍之外，普遍见有稻作遗存。这也就意味着这里的早期农业存在着另一个来源，长江中游是可能的区域之一，汉水上游的陕南地区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

无论源自何处，稻粟黍混作是西南地区早期作物结构的重要特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根据盐源皈家堡、宾川白羊村等遗址的研究结果，这一组合大致在距今5000年前后传播到了川西南地区，稍晚在距今4600年前后甚至更早，已到达了滇西洱海地区。此外，四川盆地和西藏南部地区早期农业的出现，均是这一通道支线的影响结果，东南亚大陆农业的出现也可能与这一通道有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前面提及的中部线路是两个农业体系的新石器人群之间的相互交流不同，这条西部通道所影响的区域原本没有任何新石器人群。因此，这里的农业传播过程是伴随着整个新石器生活方式和技术体系的传播共同完成的，既是当地的农业化过程，也是新石器化过程，人群迁徙可能是这一过程实现的重要方式。

东南传播

粟黍向东南地区的传播问题，某种程度上受到我国南方地区是单纯的稻作农业区这一观念的影响，加之这些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的长期缺乏，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与这一方向上农业传播相关的考古发现，最初来自台南地区的南关里东遗址。该遗址在2002年开始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作物遗存，包括稻粟黍三种。

由于临近的福建等地一直被认为是单纯的稻作农业区，研究者将寻找台湾早期农业来源的目光投向了其他地区。根据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物组合，同时结合山东和南关里东都出现有拔牙现象的证据，有学者提出，台湾地区早期农业的出现应当源自山东地区沿海路的传播。直到近年，随着福建明溪南山、霞浦黄瓜山、屏风山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较为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一观点才逐渐被重新审视。

根据现有证据，农业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传入福建地区，作物组合包括稻、粟、黍三种，这种作物结构一直在本地得到延续，在距今4500年前后传播到台湾地区，进而到达菲律宾的吕宋岛等地。福建这一作物组合的直接来源应当是临近的江西地区，进一步追溯的话，有湖北和安徽两个可能的源头。

关于这一路线的具体传播过程，目前仍有很多问题，均有待于江西、安徽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才能逐步解决。不过，从江西新干牛城、广东五华县狮雄山等商周秦汉时期遗址的线索来看，这些地区确有可能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稻粟黍的作物结构，而且经由湖北、安徽传入江西的粟黍不仅进入了福建，可能还向南到达了广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传播线路涉及的福建、广东、台湾等地，在此之前已经居住着能够制作陶器和磨制石器，但过着渔猎采集生活的新石器人群，这一农业传播过程是这些地区的生业经济的转变过程。在农业化的同时，当地的文化面貌、生活习俗乃至人群结构也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这一点与前述两条线路又有所不同。

综观上述三条主要传播路线和涉及的区域，不难看出，唯有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始终保持着单一的稻作农业经济。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南方的其他农业区，均在稻作之外种植一定比例的粟黍。这种现象的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与这些地区的地形条件有关。我国南方地区山地、丘陵所占比例很大，在人类改造地形的能力和灌溉技术等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区域并不能实现大规模的稻作农业生产，而粟黍的引入则能利用很多无法种植水稻的田地，从而保证足够的粮食供给。此外，当时南方很多地区的稻作农业，到底是水稻还是旱稻实际上也是存在疑问的，这些都需要今后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来解决。

（作者：邓振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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