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中国考古新纪元从山西这个地方开始！现场报告：西阴遗址的两次发掘

▲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黄帝的妃子嫘祖养蚕，是中国丝绸传说中的起源。而从科学上来印证，需要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一个叫西阴的小村子说起。

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和考古学先驱袁复礼来到夏县西阴遗址，主持了由中国人独立开展的首次考古发掘，发掘出了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该蚕茧距今6000年左右，成为中国丝绸文化古老的见证。而西阴考古的价值，不仅如此，这次发掘是首次由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标志碑”。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也是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9月23日下午，“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运城召开。

该研讨会也称“西阴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山西省文物局、运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局、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承办。

▲研讨会现场

循着李济的足迹，来到运城大地

“运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集地，珍存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最完整的印记。相聚河东大地，共同寻溯源远流长的血脉基因。”在论坛上，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王志峰说。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书记、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宋建忠，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等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处长白雪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王晓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考古文博机构、高校共50余家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 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卫龙主持论坛。

山西运城地处黄河之畔，华夏文明核心区。除了有西阴遗址外，同时期还有芮城东庄村、垣曲东关遗址，较早的有西侯度遗址，夏商时期还有东下冯、垣曲商城遗址。近年还发掘了师村、西吴壁等重要遗址，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华夏先民生产生活的核心地区。宋建忠说，总结西阴遗址95年的收获及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贡献，不仅有历史意义，同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沿着李济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贾兰坡、苏秉琦、徐旭生等一批中国考古先贤，驻足晋南这片历史底蕴深厚的土地，探索人类之起源，追寻中华之发端，求证古史之真实，拉开了晋南考古序幕。”于振龙认为，西阴遗址乃至每一个考古遗址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考古先辈，在考古人心中都具有独特的意义，是学术自强、民族自信的根基。要进一步传承发扬“西阴遗产”，深入推进山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志峰表示，此次研讨会是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回望考古学发展历程，聆听考古学者真知灼见，要为中国考古学发展持续贡献运城力量。以此次研讨会为新起点，支持考古工作发展，继续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持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合理利用；不断巩固、拓展和利用考古研究成果，把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为运城高质量转型发展提高无尽的精神源泉。

▲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年）

西阴，永远的西阴

西阴遗址北枕鸣条岗，南临青龙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遗址最早发现于1926年，当年的10月至11月，李济先生主持发掘了该遗址。1994年10月至11月， 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为576平方米，发现了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是山西南部仰韶中期的中心之一。

“西阴遗址”乃至每一个考古遗址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考古先辈，在考古人心中都具有独特的意义，是学术自强、民族自信的根基。

▲西阴村遗址位置图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主持了西阴遗址的第二次的发掘。研讨会上，田建文先生以发现西阴、首掘西阴、再考西阴、成就西阴、永远西阴为题，分五部分系统梳理回顾了西阴遗址的两次发掘历程及学术研究，全面解读了它的前世今生。

“李济和袁复礼1926年10月10日到达西阴村，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工作，而且它还体现着中国考古学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也是考古地层学中国化的开始。”田建文回顾说。

田建文还重点阐述了西阴出土的那半个蚕茧，“李济还请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看过，1928年还将这件蚕茧带到美国，专家们也鉴定为家蚕老祖先，后来李济在多本论著中都提到过。”

2019年至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单位联合对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其中就有距今6000年前4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蚕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不但是仰韶早期养蚕和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也给西阴蚕茧的出土提供值得信赖的空间。”田建文评价说。

西阴，也不仅是西阴

多名与会者围绕西阴遗址与百年中国考古、晋南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梳理总结西阴遗址95年的收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可以有力推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工作的挖掘、整理工作，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期待的考古学，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书记、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宋建忠说。

“西阴遗址”乃至每一个考古遗址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考古先辈，在考古人心中都具有独特的意义，是学术自强、民族自信的根基。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说，中国近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即将步入新的发展历程，站在历史交汇点上，考古人的使命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的肩上担负着探寻民族渊源、树立国人文化自信的光荣重任。总结百年研究成果、深化学术认识、凝聚共识，我们期待与全国考古同仁一起，传承发扬“西阴遗产”，扎实推进考古中国、文明探源等重大项目，我们共同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挖掘好、阐释好、展示好、传播好。

“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系列学术活动还包括在运城博物馆开展的两个专题展览 “古河东·考古进行时Ⅱ——‘十三五’考古成果展”“与华相宜——晋南西阴文化特展”，以及出版《文物世界》“纪念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学术专刊。

接下来推出的是，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田建文研究员

在本次论坛上所作的汇报全文

西阴遗址的两次发掘

1926年10月15日到12月初，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有史以来，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开辟了中国学者在自己的土地上，考古工作的先河。从此，中国在考古学界特别是中国古代史领域，有了自己的声音！

1994年10月2日至11月2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又一次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1991年5月以来山西考古人，建立了枣园文化经北撖遗存到西阴文化生成，这一完整的文化序列链之后，有必要进一步认识西阴遗址的文化面貌。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

一、文化自觉 发现西阴

李济1926年发掘西阴村，得从1914年受聘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说起。

安特生与仰韶村

安特生发掘了仰韶村，证明中国存在史前文化，并且中国文化的根可以追寻到仰韶文化时代，但他同时提出仰韶村的彩陶是来自较早的中亚土库曼一带的安诺文化和特里波列文化。

为了证明西方彩陶早于甘肃，甘肃彩陶早于河南的交通线路，他1923年6月用了18个月的时间，在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1925年写成了《甘肃考古记》，将甘青地区的古文化分为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共6期。

本来是一次考古学术活动，恰与17、18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认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相呼应，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学术界，是李济发掘西阴村的主要原因。

1923年前的李济

李济(1896年～1979年)，字济之，湖北钟祥人，1911到1918年先后在清华学堂中等科、高等科读书之后，1918年赴美留学，进入麻州克拉克大学读心理学、人口学，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完成《中国民族的形成》并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当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青铜器，10月2日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丁文江先生邀请李济到新郑看看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李济10月11日到达后准备发掘一座古代墓葬，但因土匪干扰，24日便草草收兵。他又回到南开大学。

▲意气风发的李济（1918年美国留学初期）

初露头角，1925年的李济

1925年，李济应邀加入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中国考古发掘队，暑期后应聘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特约讲师，清华大学已经来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时年李济29岁。

12月下旬，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建议李济做点野外考古工作，李济想在发掘之前做田野调查，最后商定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做调查，以确定有无进行考古发掘的可能性。

同行者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此时他正要汾河流域进行地质学的田野调查工作；之前他与安特生一起发掘仰韶村，并参加1923、1924年开始甘肃、青海考古活动，此时已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地质学家了。

▲李济（前排左一）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1926年，汾河流域调查，发现西阴村

汾河流域的调查从1926年2月5日开始。

先到太原办了手续后南下，路过介休、临汾，3月2日去尧陵，5日在浮山交头河发现第一个“仰韶期遗址”，后来又到了翼城、曲沃、绛州（今新绛），22日到达夏县，调查夏朝的王都和传说中许多大臣的陵墓。

24日，袁复礼首先发现了西阴村遗址。李济说：“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采集了86片陶片，其中14片的带彩的。

发现了面积大、陶片多西阴村遗址，26日便结束了这次长达50天的旅行。

——据1927年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缩写

西阴村的地理位置

夏县位于运城盆地东部，西北枕卧鸣条岗，东南依偎中条山，其间有涑水河的支流青龙河，两岸分布有不少遗址。

西阴村位于夏县县城北略偏东8公里处，西南8公里为战国、汉河东郡古安邑即“禹王城”遗址，亦处河北；东北5.8公里为同属西阴文化的崔家河遗址，地处河北；8公里处为以龙山、夏商时代遗存为主的东下冯遗址，地处河南。

▲西阴村位置图（1925山西省地图）

发掘西阴村遗址，李济的“小小的怀抱”

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和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所以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那贯串一切无味的发挥；我们的急需是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作一个专题的研究。

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动机。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中美联合发掘西阴村的协议

李济发现西阴村后大病一场，直到秋天才痊愈，可以进行发掘了。

毕士博先生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先生商量了几条合作的条件，其中最要紧的是：

1、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

2、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尔艺术馆承担；

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

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永久保存。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二、彩陶蚕蛹 首掘西阴

1926年西阴村第一次发掘，不但使李济获得“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赞誉，而且还培养出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层位学的里程碑之作”之一的梁思永。

▲考古学家梁思永（1904-1954年）

1926年西阴村第一次发掘

李济和袁复礼1926年10月10日到达西阴村，15日至12月初发掘西阴村灰土岭，面积约40平方米，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工作，而且它还体现着中国考古学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也是考古地层学中国化的开始。

西阴村发掘时，李济创造了一种“逐件把出土物的位置与参考点之间的三维距离记载下来”的“三点记载法”，这些基本的操作方法仍为现今的考古实践所遵循。

为了便于日后重新研究和检验地层，还在各方交界的位置都保留着“土尖”，并绘有探方的地层剖面图，这正是关键柱和四壁剖面图的最早的雏形。

▲1926年西阴村遗址发掘现场图

▲1926年西阴村探方平面图

▲11926年发掘后探方图

1926年西阴村发掘，成果运往北京

发掘收获很大，共装了76箱，每箱40公斤左右。运往北京时，由五、六十匹骡子和马，驾着九辆大车，走了九天，行程800里，来到榆次火车站接受检查。当检查人员看到一箱、一箱的陶片、石器、骨器时，觉得李济和袁复礼不太“正常”，就放他们过去了。

这是一段小插曲，实际上正反映了那时的中国，考古学还为一般人所不知的事实。

他们在1927年1月10日到达北京。

▲1926年运送西阴村发掘陶片等

上：李济 下：袁复礼

彩陶，1926年西阴村发掘收获之一

彩纹中最要紧的个形是横线，直线，圆点，各样的三角；宽条，削条，初月形，链子，格子，以及拱形也有。这些个形集合起来成就了好些不同的花纹。最简单的集合是直线，横线与圆点；这种只见于坑底。最有趣的集合是四个三角成的一个铁十字；这个铁十字与安诺及苏萨所见的全不样。那西阴纹的集合尤其是特别。别处没有见着这类似的花纹，所以我命名为西阴纹。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

▲1926年西阴村出土彩陶之二

▲1926年西阴村出土彩陶之一

彩陶，西阴纹

庙底沟文化（即西阴文化）彩陶中的弯角状纹，是一种典型的地纹彩陶。一般是周围以黑彩作地，空出中间的弯角。……它因为较早发现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而引起李济先生的注意，而且还特地称之为“西阴纹”。我们觉得这是中国史前彩陶中很值得研究的一类纹饰，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贴，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

——2008年王仁湘《彩陶“西阴纹”细说》

▲2008年王仁湘《彩陶“西阴纹”细说》图一，图二

李济注意到，

西阴村带彩和不带彩的陶片关系密切

据上列的解释，我们又可以看出那些带彩的陶片与那不带彩的陶片狠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先前研究的人没有充分注意的。假如我们要了解关于这带彩的陶器的演化真正的意义，我们应该把它当着全体陶业的一部分看，不应当把它们本身当着一个个体单位，提出来单单的研究。见于外国类似这一类带彩的陶器——如安特生及阿恩所引——自然值得我们极仔细的研究与比较。现在我们要认清的路头是：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

西阴村彩陶，与甘肃的比较

比较西阴村全体的遗存与安特生所分的六期，那西阴村的遗存最接近于仰韶期。

……

西阴村的陶人等到陶业发达到很高的程度方着手于加彩的实验，甘肃的陶人却在陶业尚粗陋的时候就加彩了。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甘肃先有带彩的陶器的证据。这种解释也与那西方起源说暗合。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那甘肃的作工是否到过西阴村最高的境界；那甘肃不带彩的陶器的种类是否有西阴村的多。这两点要没研究明白，那带彩的陶器的原始，及移动的方向，我是不能断定。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

彩陶，西阴村与其他彩陶的对比

这次我研究西阴村各陶片的结果一尤其是那不带彩的与带彩的关系，可以使我们看出来：这地方陶业的演化自成一个统系，并且那最高的境界是别处没得到的。要与别处的“对照”比较起来，西阴村的带彩的陶片并不显着什么抄袭的痕记。换一句话，我们还不能反证：“西阴村带彩的陶片原始于西阴村”的这个可能。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

蚕茧，1926年西阴村发掘收获之二

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记；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当着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着第二个。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

蚕茧，在西阴村发现的意义

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单说这夏县丝业存在的缘故，也值得我们过细考求一番。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著的《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产品的差异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蚕茧，古今、真伪之争

西阴出土的蚕茧，李济还请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看过，1928年还将这件蚕茧带到美国，专家们也鉴定为家蚕老祖先，后来李济在多本论著中都提到过，但也有人质疑。

2019、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单位联合对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其中就有距今6000年前4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蚕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不但是仰韶早期养蚕和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也给西阴蚕茧的出土提供值得信赖的空间。

▲2019、2020年夏县师村出土

石雕蚕蛹和西阴村蚕茧、西王村蛹形陶饰

李济与安特生因西阴村而见面

安特生1926年返回瑞典，但不久因瑞典皇储要到中国访问安特生又来了，而且是先来后走，一直到1927年4月25日之后才离开，他曾与李济在1927年春天因西阴村发掘而见过面。

有好多很整齐的石箭头，大半是燧岩作的，也有石灰岩及骨头作的。燧岩作的尤为整齐，有十个整个的。它们的形状虽不一律，但是大概是属于一个统系。安特生告诉我说，他向来没找着过这样的箭头。他的报告中所叙的箭头是由页岩、骨头或贝壳作成的，它们的形状也不同。在我的收集中，有一个石灰岩的箭头是两面带槽下部有齿。骨头箭头的形状或是三廉形或是圆锥形。那三廉形的骨头箭头与在安阳找出来的完全相同。”

——1927年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

梁思永对1926年西阴村第一次发掘的评价

梁思永(1904年～1954年)，广东新会人，1923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27年短期回国后以研究西阴村遗存为自己考古生涯的开始，返美后完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硕士学位论文他首先指出这次发掘的不足：

大体说来，这次成绩相当令人失望。虽然他曾发掘出60多箱陶片，但没有一件完整的陶器，并且在石器和残存人骨方面，发现也极少。

但是不可能，同时也绝对没此必要把上万的出土陶片的准确位置都标记下来。所以李氏用常用的“分层法”来补充X—Y—Z坐标。

——1930年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梁思永对1926年西阴村第一次发掘的肯定

他也肯定西阴村发掘的意义，

“就结果而言，我们可以说发掘这一遗址所用的方法未免过于琐。但是因为在西阴村遗址发掘以前所有各次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都是草率从事，从科学观点上，确可以说至少有一次精密的发掘了。”

——1930年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梁思永发现西阴村和仰韶村陶器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陶器组合如何能经历这样悠久的堆积，在西阴和仰韶两个相距遥远的地域里维持下来，而且很少变化。仰韶的较为丰富多彩的纹饰说明它较西阴时代为发达，而且时代略晚，仰韶的高足及竖把手可能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一样，是受来自东方影响的结果。

——1930年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三、东西融合 再考西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西安半坡、河南陕县庙底沟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仰韶文化被分为半坡、庙底沟类型或文化，是同时还是早晚，山西南部始终是一个重点地区。

继1958年调查垣曲下马、发掘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之后，1994年第二次发掘西阴村遗址；

同时，西阴村遗存与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关系，考古学家们的展开讨论。

1962年杨建芳提出：西阴村类型

1962年杨建芳先生因庙底沟遗址包含着不同类型和西阴村的发现远较庙底沟早，将双唇口尖底瓶、曲腹盆、钵和彩陶以圆点、涡纹、弧线及弧形三角等为母体的远古文化称为“西阴村类型”。

西阴村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多，纹饰繁缛，主要母体为圆点、涡纹、弧线及弧形三角等。通常单独使用黑彩，红彩极罕见，而且不单独施彩，只是作为黑彩的陪衬。素陶中，双唇明显的小口尖底瓶，曲腹的盆钵、内带横耳的敛口盂、敛口小平底大陶瓮及釜灶等甚为流行，而鼎则极为罕见。

——1962年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

1963年严文明分西阴村遗存

为三类和不必另立：西阴村类型

一类有5片陶片，属于半坡类型或严先生以后提出的“东庄类型”；

二类是西阴村遗存的主体，器形有敛口彩陶碗、钵、卷沿曲腹彩陶盆、彩陶豆、小口尖底瓶（？）、灶、夹砂罐等，彩陶纹样有垂弧纹、凸弧纹、豆荚纹（及西阴纹，田注）、网格纹、花瓣纹、回旋勾连纹等，它们属庙底沟类型；

三类数量较少，有黑陶碗及饰附加堆纹的夹砂罐和一些矮圈足的器皿，似与河南王湾二期或秦王寨类型特征相近。

……

作为一个文化类型的典型遗址，总是以内涵单纯，特征明确为好。所以我还是主张保留庙底沟类型的名称，而不必另立西阴村类型那样的名称。

——1963年严文明《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

▲2006年10月15日

山西夏县西阴村李济先生纪念碑前，

从左至右：

范文谦（第二次发掘者）、考古学家严文明、

李济之子李光谟、田建文

1980年，严文明先生提出

类似半坡类型的“东庄类型”

以此为基础发展为庙底类型也就是西阴文化。

东庄类型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也划入这个类型，它的前身应是磁山文化的裴李岗类型。这个类型的遗址较少，堆积也远不及半坡类型丰富。陶器中既有尖底瓶，也有圜底鼎，但数量均较少。尖底瓶个体比半坡类型的细长得多。双耳筒形罐和镂孔钟形器是本类型中所特有的。绳纹较少。彩陶花纹以黑色为主，也有少数红色的，动物纹很少，仅见鱼纹一种；图案花纹中以豆荚纹（西阴纹，田注）最富特色，其它多与半坡类型相似。

——1987年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

1991年调查翼城枣园遗址，

提出庙底沟文化即西阴文化来源于枣园文化

1991年5月11日，调查发现了位于山西翼城县枣园村的一座房子，当时编号为早于H1，由此命名的“早于H1遗存”后来是枣园文化，到现在还是山西已确认的最早新石器文化，距今7000至6400年前。

枣园文化，主要分布在晋南和陕晋豫交界地带，是西阴文化的重要来源。从枣园到西阴，西阴文化在晋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兼容并蓄，迅速崛起并向四周辐射。

我们的意见是，庙底沟文化起源于晋南，庙底沟文化来源于枣园H1遗存，枣园Hl遗存受半坡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庙底沟文化，但半坡文化的影响是次要的，不占主要地位。

——1992年田建文等《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

▲山西翼城枣园遗址位置

▲山西翼城枣园遗址典型陶器

▲山西翼城枣园遗址调查者

▲翼城北撖遗址房址、合葬墓和陶器

发掘翼城北撖遗址

北橄遗存是庙底沟文化即西阴文化早期

1990、1991年，翼城北撖遗址发掘，面积535平方米，发掘者认为：

第一，北橄遗存是一支独立于半坡仰文化之外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直接前身是枣园H1遗存，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接受了半坡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

第二，芮城东庄村仰韶文化是半坡仰韶文化向东传播的媒介，它具有北橄遗存与半坡遗存的双重因素。

第三，盛极一时的庙底沟仰文化应当起源于晋南地区，北橄遗存正是这一文化的早期遗存。

——1993年《山西翼城北橄遗址发掘报告》

1994年张忠培命名：西阴文化

1994年张忠培先生在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将西阴村遗存命名为“西阴文化”。

现在，大家都肯定以庙底沟遗址上、下层为代表的那类遗存，确具独立的性格，依据考古学的惯例，实际上已分别名之为西阴文化和荆村文化。这倒不是为山西争名分，而是对那些考古学先驱以作出的成绩，进行必要的肯定。

——1994年张忠培《考古学史、“新考古学”与山西考古的几个问题》

▲1995年6月初，

张忠培先生考察1994年西阴遗址发掘现场

1994年第二次发掘西阴村

在西阴村遗址发掘70周年和李济先生百年诞辰之前，1994年10月2日至11月2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一次发掘了西阴村遗址，在第一次发掘地点南略偏西105～165米的取土场上，发掘面积576平方米。

发现西阴遗址以西阴文化为主，遗迹有半地穴式长方形和圆形房屋各一座、陶窑一座、壕沟一条、窖穴24座，复原陶器百余件，主要是素面陶和黑彩陶，器型有钵、盆、尖底瓶、敛口瓮、缸、釜、灶、夹砂罐等；

仰韶文化遗迹、遗物都较少；其次是庙底沟二期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圆形房屋和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窖穴各三座，出土遗物较多，陶器以灰陶为主，主要有釜灶、双耳壶、高颈瓶、钵、盘、罐、瓮、缸、器盖以及石刀、石锛等；也有仰韶早期文化和商代早期的居民在这里生活。

从此，我们能够比较彻底得认识西阴遗址的西阴文化了。

▲1994年第二次发掘地点（1/3000）

▲西阴遗址出土西阴文化典型陶器

从枣园文化到西阴文化1

1991年11月调查山西侯马褚村，共分四期文化遗存，其中褚村一期文化是枣园文化晚期。

就在这南北夹裹的晋南，褚村一期文化兼容并蓄，成功地完成了向庙底沟文化的跃进，翼城北橄一至四期将此过程体现得淋漓尽致，折唇口壶受杯形口尖底瓶诱发产生的折唇口尖底瓶成为庙底沟文化中最为典型的器物，传统的宽带彩受变体鱼纹影响产生弧边三角纹成为庙底沟文化中最富特征的纹饰，是半坡文化的影响导致了褚村一期文化的质变。庙底沟以文化中的钵、盆、夹砂罐、鼎则由褚村一期文化发展而来。

——1996年田建文《山西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从枣园文化到西阴文化2

庙底沟文化是以晋南、豫西地区枣园文化以来的传统文化为主体,接受了西部半坡文化的部分先进因素,甚至可能还受到北部后岗一期文化的某些影响而形成的。它根植于晋南至豫西这片沃土,吸纳了不同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晶。

——2003年薛新民等《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

四、南北传播 成就西阴

苏秉琦、张忠培、余西云，三代考古人，都给予西阴村和西阴文化，以极大的关怀。

1985年苏秉琦提出中国远古时期的“Y”字形文化带；

1996年张忠培发表《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2006年余西云出版《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这是他读张忠培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苏秉琦、张忠培1987年7月

在山西忻州观摩游邀遗址陶片

▲2011年9月23日，

张忠培、余西云在湖北随州大洪山

苏秉琦，中国远古时期的“Y”字形文化带

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双唇口)、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玫瑰花、菊花)、两种动物图案彩(鱼、鸟)，共两类六种。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的彩陶。

而仰韶文化“玫瑰花的完整图案是包括花、蕾、叶俱全的‘一枝花’。向东去，洛阳郑州间仰韶文化中的玫瑰花是‘一朵花’，而不是‘一枝花’；向东北方向，经过山西省境，到达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蔚县西合营一带（属仰韶文化传布范围）的玫瑰花则是‘一枝花’”。

——1985年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

苏秉琦，晋文化颂

为了扼要地向参加‘晋文化研究会’的朋友们介绍这个总概念，当时画过一张示意图，用“Y”字形示意图标明几处重要地点。还诌了四句七言诗……

华山玫瑰燕山龙，

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1986年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苏秉琦先生与《晋文公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办公室）

▲北方——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

（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图四，加了西阴村）

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撞击型

红山文化彩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鳞纹，其最早材料见于赤峰西水泉遗址，其演变有头有尾，与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并行，其向南延伸最远到石家庄、正定一线，与玫瑰花交错是在张家口……

经过工作，实际上看到了这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是产生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还包括玉龙的出现。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5500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

——1986年苏秉琦《文化与文明——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

▲河北蔚县彩陶盆、罐和内蒙古赤峰蜘蛛山彩陶罐

张忠培，仰韶时代中的西阴文化

自秦以前，由晚及早发于渭水的秦、周及西阴文化，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若包括商人的二里岗文化，则存在四个文化和政治相对统一的时期。其先行者，便是西阴文化。这时居民的分布区域，东部已扩展到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北部及郑州附近，西至青海省湟水，南达武当山北侧，北部进至前套及熊耳山地带。同时，对同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如大溪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乃至崧泽文化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约在公元前第4千纪晚期，西阴文化在不同地区演化成不同的文化。

——1996年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余西云，西阴文化空间分布过程

第一阶段，与西阴文化有关的遗存，主要分布在陕晋豫交界区,带有浓厚的半坡文化色彩；

第二阶段，西阴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陕晋豫交界区、嵩山周围、汉水中游、陕晋蒙交汇处；

第三阶段，西阴文化的触角进入汉水上游和渭河中上游、桑干河流域，嵩山周围地区成为西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第四阶段，西阴文化主要的变化是渭河中上游、晋中成为重要分布区，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陕晋豫交界区为核心,嵩山周围、汉水中游、关中西部、陕晋蒙交汇处、晋中环绕展开的态势；

第五阶段，嵩山周围、陕晋蒙交汇处有了质的变化；陕晋豫交界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空间结构大体以关中西部为中心展开，西阴文化形成时构筑的空间模式被彻底瓦解。

——2006年，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

五、文化自信 永远西阴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和山西省里支持课题“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有：

1、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翼城北橄、沁水八里坪、夏县师村等；

2、夏文化研究 芮城坡头、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绛县西吴壁、沁水八里坪、中条山矿冶遗址调查等；

3、商代及晋文化研究 闻喜酒务头、翼城大河口、垣曲北白鹅、闻喜上郭-邱家庄；

究其原因，西阴村所在山西南部，由于池盐和交通两项优势，历史时期处于华北平原大都洛阳和黄土高原重镇西安的连接线上，决定了远古时期就西阴文化的形成，和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地位；也凸现出保护西阴村遗址、研究西阴文化的重要性。

保护西阴村遗址，我们一直在行动

1962年11月17日，夏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5年5月24日，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夏县县委县政府启动了西阴村中国考古纪念馆保护性开发利用工程项目，包括中国考古纪念馆建设、西阴村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申报，聘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团队进行以上三项工作的规划设计工作等。

目前中国考古纪念馆选址已经完成，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正在进行考古纪念馆设计施工方案的编制。

研究西阴村遗址，我们一直在行动

2006年10月15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纪念西阴村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夏县召开，与会代表们一起为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田野考古发掘、自己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远古历史而骄傲，也从李济先生开始中国考古事业繁荣昌盛、新人辈出而庆贺；论述了西阴文化及仰韶文化在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地位。

纪念西阴村遗址，我们一直在行动

也是在2006年10月的“纪念西阴村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山西省文物局、运城市市人民政府为1926年那次发掘树立“西阴遗址发掘八十周年纪念碑”。

▲西阴村遗址发掘八十年纪念碑

纪念和研究西阴村遗址，我们正在行动

中国考古学会、山西省文物局与运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的“纪念中国考古100周年暨西阴遗址发掘95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在正在召开。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运城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与华相宜——晋南西阴文化特展”和“古河东·考古进行时Ⅱ——‘十三五’考古成果展”，将在运城博物馆开展，这些都是1926年发掘西阴村缔结的硕果。

文化自信，永远西阴……

新闻特写 / 现场图｜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胡增春

论坛报告及图｜田建文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实习生 王浩宁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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