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里的中国：祥光北拱，紫气东来✅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

头图｜图虫创意

祥光北拱，紫气东来！

清和在此衷心感谢广大社友对智本社一年来的陪伴，你们每一次的阅读、点赞、赞赏及分享已汇聚成一股理性的河流。

静水流深，沧笙踏歌！

清和借此文祝愿各位社友在新的一年里：大道行思深邃隽永，立业行远流光溢彩。

本文以中华文化标签“宗祠”为主题，追思国人日渐模糊的文化记忆，触摸家国情怀与市场文化撞击的底层温度，思考中国经济社会之时代变迁。

一、宗祠：文化之根，制度之源，信用之本

作为一个在严格宗族体系下长大的年轻人，我开始并不理解宗族文化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后来，离开家乡，上大学，参加工作，我才逐渐意识到，宗族文化的传统规矩、敬畏守正、严谨礼节、自律克己仿佛已注入我的基因之中。

宗祠，是我小时候与同族伙伴喜欢玩耍但又非常敬畏之地。宗祠里面供奉的祖先的牌位，庄严肃穆，油灯常燃，安静清凉。

平日我们只能从偏门溜进，常在一惊一乍中蹦出。每逢婚丧娶嫁重大活动，宗祠正门打开，场面宏大，仪式感极强。

只是那时不知道，宏大的活动仪式以及涓涓细流的文化教诲，实际上流淌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今天著史者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有将宗族文化很好地展现给后来人。中国朝代更替频繁，讲究推倒重来、斩草除根、灰飞烟灭，那么几千年的华夏文化又如何得以继承？

实际上，宗族文化起到了关键重要。城头变幻大王旗，不管谁当皇帝，各家姓氏宗族不会变，制度和道统都不会变。“直省中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陈宏谋言）

一个个宗祠里盛装着无数寻常百姓家的千百年往事以及一脉相承的血统，是最为真实、难能可贵的中国。

宗祠一姓一祠，是一套以姓氏血亲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宗祠是整个体系的核心，也是最高权力中心，家族的圣殿，象征着家族血脉延绵不息、香火不断；族谱，记录着宗族血脉关系以及家族的辉煌历史，是中国影响最为深远、最具历史渊源的书籍；族规，是宗族管理的制度、规则，包括有形的条文和无形的道德。

宗族历史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商周时期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处于“家天下”的阶段。

天子依靠宗法确立道统，明确政治特权和族群地位。只有周天子可以开设宗祠、祭祀，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大夫、士人都不得私自立宗祠，庶民和奴隶还没有姓氏。

唐代之后，宗祠才逐渐在民间兴起。宋代朱熹曾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明清时期，宗祠广泛分布于乡村，宗族体系完整，一些宗族势力强大。我并不清楚，孔子毕生所主张的恢复周礼，是否指这种宗法体系。

在秦末、“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几个关键历史节点上，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他们跋山涉水，分多次迁徙，逐渐在广东、江西、福建一带安顿下来，人们称他们为“客家人”。

几百年来，客家人与土著人展开长期械斗，兵戎相见。这种长期斗争反过来又强化了客家人的宗族文化。

在今天福建龙岩、广东梅州与河源、江西赣州一带，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结构独特而完整的客家民居，俗称“土楼”或“围屋”。

客家人聚族而居，以姓氏为单位共同居住一个围屋之中。一般围屋主体规模庞大，三五层楼高，形态完整，可容纳本族几十或几百人。

例如福建永定的“土楼王”承启楼，外围4层，三圈一中心，共有400个房间，最多时住着80多户、600余人。

不少圆形、方形的围屋，具有军事防御工事的作用。早期的土楼是用黏土夯筑而成的“夯墙”，厚度超过1米，非常坚硬厚实，外部不易攻破。后期有土砖、青砖砌墙，多以方形为主，常见于粤北、赣南。

为了预防敌人攻击，一楼一般不设窗户，二楼开设细长狭小的窗户，实则是枪眼。方形四角通常有塔楼或炮楼，作为瞭望、反击之用。主体楼的设计，还包含抵御水攻、火攻措施，楼内会开挖多口井和排水暗渠。

这群长期战斗的民族养成了很好的纪律性，他们服从族规宗法以及宗长（各地称谓不同）命令，捍卫族群利益，团结一致对外。

他们敬畏祖宗，强调饮水思源、寻根祭祖。对先祖的信仰带有宗教性质，宗祠是族权与神权的交织中心。广东、福建、江西各地供奉的神佛有别，但他们都共同敬奉自己的先人。研究宗教学者认为，中国人信奉的道佛等宗教过于功利，不灵就换。但中国对先人的信奉则一直都是坚持的、虔诚的。我想，这是否是中国文化最底层又最富生命力的部分？

宗族文化恪守孝道、族训，注重长幼有序、论资排辈、尊师重教、伦理秩序。在宗族里，你得记住几百号宗亲的辈分，大家皆以辈分称呼，乱了辈分是大忌。不管是大老板还是官员，不管走到天南地北，该叫叔的还得叫叔。

客家人的宗祠一般放在土楼中央，如今不少已迁出另建。宗祠大厅是本族重大事项议事以及举办仪式之地。两边分设学堂（私塾）和木匠、铁匠房，代表着耕读传家。客家人的文化强调，读书、做官、刻苦、勤俭。

非客家人的宗祠一般也是姓氏聚族而居之地，构造和功能类似。

宗祠极度讲究风水，一般大门前有块宽阔的平地，平地前面有口宽大的深水塘。宗祠后面最好有卧状群山，代表着“藏龙卧虎”、“上风上水”。中间的祭堂，是举行祭祀仪式或宗族议事之所，是整个宗祠规模最大、设计最考究之地。祭堂后面一般是安放祖先牌位的寝堂，放置着神龛和香炉。宗祠有时安放灵柩，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恐怖的事情。

从全国分布来说，私家宗祠多分布于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南方省份，北方存有少部分如太庙、晋祠等官家大祠以及纪念性宗祠。

其中，江西分布密集，不少地方一姓一村一宗祠，著名的有吉安富田镇王家村的王家大祠。安徽绩溪县瀛洲镇大坑口村的龙川胡氏宗祠人才辈出。另外，广东潮阳的贺陇老祠、福建龙岩新罗区的欧氏宗祠都是比较著名的宗祠。

《破冰行动》中的塔寨村“林氏宗祠”，取自中山市南朗榄边茶东村的“陈氏宗祠”。与不少南迁的广府人类似，茶东陈氏先祖也曾在韶关南雄珠玑巷停留。珠玑巷曾经是广府人南迁途径梅关古道的重要驿站。不少氏族曾经在此休养生息数年，然后继续南迁至番禺、佛山、中山、江门一带。

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闽南人大多数都是南迁的汉人，他们迁移的时间不同，与当地土著的融合程度有差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及文化。而大建宗祠、追思祭祖、注重道统，是他们共同的信仰。

《破冰行动》中令不少人感到震撼的是，宗族势力为何如此强大而顽固，胆敢未经国家审判自行处决族人。现代社会中，林耀华等宗族领导的做法定然违法，但在古代社会这是他们的一项执法权。

在古代社会，统治力量只能延伸到郡县一级，遍布神州的乡村容易成为行政权力的真空地带。这时，政府一般会授权地方宗族进行分而化之的管理。

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圣谕十六条》：“孰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教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康熙曾谕令试行族正制，作为政府与宗族发生关系的中介，并授予族正准官方身份。雍正四年（1726年），政府授予宗长承嗣权、教化权、经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对族人的生杀权等权力。

现在一些客家民居、博物馆都保留着各种“家法”、“私刑”。若有族人作奸犯科，如通奸、盗窃、纵火定然会受到族规的严惩。宗长、执法者会在宗祠内，在族人面前施行“家法”、以儆效尤。有时闹出人命，官家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严格上说，宗族制度是统治制度的一种延伸，也是古代成本最低的社会管控办法。宗族体系与郡县体系相结合，才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系。

在古代农耕社会，这种宗族体系具有相当的优势，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宗族体系内的人口繁衍的风险、家族衰败的风险、信任成本以及交易成本。

宗族是一个中心化的协调机制，宗长的权力所涉猎的是方方面面的，包括房屋、粮食分配，劳动分工，子嗣过继，婚配定亲，养老安排等。某个家庭出现了风险，一个宗族共同承担。孩子无人看管，老人无人照料，宗族体系内相互协调、协助是常有的事。若有人考上大学但无钱就读，宗族筹钱供其读书。

宗族的信用机制，甚至还承担了货币的交易功能。通常，某户人家青黄不接缺粮食或缺工具，会向另一户人家借，择日再还。这种借还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最早的交换关系（时间上的交换），也是最早的货币形态（债权债务型货币）。

这种观点与当年主流的货币起源论不同。这些年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备受争议）论证了这一主张。

如今的广东，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这三大群体语言不通、文化有别、曾互不往来，但都共同地保留着宗族文化。其中，广府人、潮汕人的宗族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比较好地融合在一起。

二、破冰：文明冲突，城乡冲突，利益冲突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以研究中国血缘地缘、乡土社会以及权力结构见长，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文化关系圈，有别于西方的火柴捆式的团体状态。

以血缘为核心的宗亲，是差序格局中的核心部分。它曾经坚不可摧、无比强大，但最终还是受到市场大潮的冲击。

宗族文化的瓦解，就像雪崩一样脆弱而迅速。有意思的是，所有人都习以为常，也无人为此感到惋惜或不安。

近代工业兴起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化为贸易关系或叫交易关系。人类社会从最初的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交易、协作、博弈以及相处的社会。过去熟人社会的习俗、制度、文化土崩瓦解，而基于交易的体系开始建立。这是过去4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转变，也是各种社会矛盾之根源。

宗族制度，作为熟人社会中最顽固、核心的组成部分，必然遭受到“陌生人”的冲击。当大多数年轻人都离开村子进城打工，当越来越多人不再回乡，当越来越多陌生人、“他姓氏”搬进村子，传统的宗族制度自然不复存在。

如今的中国，大量的自然村消失，基于市场交易、产业振兴的城市大规模兴起。

这一演变中，人的独立和流动是关键。

古代社会大多数时候，人都不具有迁徙自由，不能随意迁移。离开村子及宗族的保护，意味着面临饥荒、抢劫、被野兽袭击、被逮捕等风险。广府人、客家人多在战乱时逃难、逃荒南迁，路途凶险，生死无常，途中饿死、遭袭、淹死者无数。

现代社会，人获得了迁徙自由，可以在他乡扎根生存，这就给宗族体系以重击。大量人口迁移出村赶往城市，村庄变得凋零、空心。宗族制度也因人口迁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甚至有些人不再遵守族规、信用，大不了一走了之，永不回村。

早在十五六世纪，维京人、流民在欧洲大地的荒野上建立的集市逐渐演化为城镇。这些城镇的近代工业生产及市场交易方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逐渐瓦解了城邦领主势力。欧洲的近代历史更迭，我们看到的是，两股文化、权力以及生产方式的对立与竞争。

在中国，这完全是一边倒的潮流。主要原因是早已成熟的、强大的市场文化，对宗族文化构成全方位的降维打击。

最关键的是生产方式及造福方式的转移。宗族文化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城市文化则以工业经济及贸易为基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革新，社会文化也随之更迭。

从农业自然循环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及贸易，生产方式的转移带来的创富效应，对宗族社会的瓦解是最为直接的。

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都为交易而生。

亚当·斯密认为，交易是人类的天然倾向。虽然人很早就掌握了交易的技能，但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不充分的信息和稀缺的货币，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自力更生，而非以交易为生。

近代，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在西欧、北欧及英伦群岛兴起后，市场交易便成为了福利创造的最重要机制。交易在哪里兴起，财富就在哪里崛起。最近几百年，全球各种文化体系包括印巴文化、埃及文化、草原文化、华夏文化以及土著文化，都没能抵御市场交易的冲击。这说明市场交易带来的福利增长，合乎人性，符合人类的共同夙愿。

然而，这场乡村大逃离的历史中，绝大多数人发现了城市及市场的造福效应，却极少人发现乡村财富存在制度性压制。这实际上是一场历史性的财富偏差。

其次是城市对乡村的打击。

城市的就业机会、赚钱机会，像磁极一样吸走了农村的有生力量。城市享受了农村富余的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大部分农村大学生毕业后都来到了城市工作。之前，有文化的乡绅是一个宗族文化体系建设的关键力量。如今，有文化知识的人都留在了城市。

交易立城，产业兴城，城市成为了一个国家及社会的中心，乡村及宗族被边缘化。根据城市发展规律，会越来越多人放弃乡野生活，涌入城市谋生，参与交易求生。乡村不具有竞争力，更多人会在城市圈、城市群中生活。乡村、宗族，将成为这一代人最后的记忆。

过去四十年，乡土中国逐渐向混凝土中国迈进，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化大潮滚滚来袭。

不过，城市的功能应该超出产业及市场交易本身，城市最大的魅力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公共福利。与乡村相比，城市创造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是惊人的。今天的城市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最高水平，公共交通、公共网络、自来水、公园、博物馆、体育馆、歌剧院、公共教育及医疗等，将人们从乡村之野推向文明之巅。

在传统的宗族体系中，产权概念相对模糊，注重内部分配、调节余缺，存在一套完整的准公共用品，比如私塾、养老、抚育、安防等。在宗族体系内，没有公共警察，族人彼此相互照看，共同防御盗窃和外敌。但是，这套完整的准公共用品，建立在相对低下的生产之上，其规模及质量都非常有限。

不过，今天的城市公共用品依然非常紧缺，大量进城的乡村人并未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并未真正享受到所谓的城市化的福利。即使已在城市工作多年的白领，不少人依然挡在高房价的大门之外，儿女依然难以享受好的公共教育。

有些人只能选择在老家买房，让父母与宗亲邻近生活、互有照应。这是一种宗族体系下的养老方式。这就是“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住的城市”的尴尬与无奈。

第三是文明的冲突。

宗族文化，根本是农耕文化的核心，追求封闭、稳定、静态、道统、自然循环、自给自足、思想封闭、畏惧权威、崇拜权力、排斥风险、注重实用。

这种农耕文化最大的优点是，保障农业生产稳定以及文化传承。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生产力也是世界最先进的。在古代但凡宗族文化发达之地，农业都比较发达，粮食相对充裕。

市场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化，代表着开放、外向、动态、风险、不确定性，崇尚自由，敢于冒险，敬畏自然，遵守契约。在古代社会，海洋文化意味着穷困潦倒、饥不择食。

但是，正所谓“穷则思变”，为了生存，欧洲人不断地向海洋进发，不断地向外探索，不断地与陌生人做交易，最终摸索到了现代科学这把金钥匙，开启了工业经济之门。

近代社会，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文化上来看是海洋文化对农耕文化的胜利。海洋文化的开放、自由、平等，对宗族文化的封闭、权威、静态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作为在宗族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我，长期置身于中国市场文化最发达的深圳，对这两种文化冲突体会良多。

当一种文化摧毁了另外一种文化时，整个社会结构也就被颠覆。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被打破，一种基于市场交易的社会关系及制度体系却尚未建立。

以至于当今社会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和微妙，我们有血亲关系、老乡关系、同学关系、校友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生意伙伴关系、客户关系、社区关系。但似乎没有一种关系是稳定的。

当我们抛弃了传统的信用体系时，我们突然发现，基于市场交易的现代信用体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

于是，各种矛盾冲突便出现了，例如欺诈、跑路、构陷，利用宗亲关系搞传销。传统的社会信用根基被摧毁，现代信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中国的私人融资变得极为困难，私人关系也变得极为微妙。

这是新旧制度切换、新旧权力移交所引发的社会阵痛。

三、重建：信任成本，制度成本，交易成本

在一个市场交易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关系中，宗族文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过，我认为，宗族文化中的一些传统与品质，在今天依然非常重要，恰恰是今天这个社会所缺失的。

宗族文化与市场文化对立，但并非不能相容。

在德国，陌生人教育犯错误（违反公共秩序）的小孩极为常见。这一点，实际上与宗族文化是一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德或公序良俗。在宗族环境下，任何一位长辈都可以教育违背公德的晚辈，不管这孩子是否是自家的。孩子是在这种公共监督及教育下成长的。

现实中，潮汕、广府等商帮，他们正在使用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他们既使用宗亲，也聘请职业经理人；他们向银行贷款，发行股票上市，也向宗亲融资；他们引入外部合伙人，也有宗亲合伙人。这些都是宗族信用与现代市场信用的融合。

现代信用体系，并不是狭义的信托制度。实际上，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系列向市场释放风险的制度集合。有限责任公司、代理人制度、股票交易制度、信用货币制度、信托制度等等，都是在向市场释放风险。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反过来，管控这些风险制度的制度，才是真正的信用制度，例如职业经理人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货币发行纪律、监事会制度等。

信用制度与风险制度对冲，是抑制不稳定性的关键。当这些信用制度尚未完善之前，我们更多考虑风险与成本，在熟人社会与市场机制中权衡、抉择。

最近四十年，广东地区的广府人、潮汕人并未出现大规模的迁移。他们可以在广东省本土以产业、生意、投资为纽带，重新建立了一套重商的宗族关系。广府人、潮汕人的宗族文化依然保持的比较好，且对商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广州、深圳的潮汕人，喜欢抱团投资，共同经营某一个产业，分属各不同市场或产品类别。比如深圳的大部分地产商都是潮汕商帮控制。他们内部的信用成本极低，内部借贷、互助极为常见，企业内大量任用宗亲，职业化程度比较低。

在当下融资贵、融资难的金融市场中，他们习惯于内部融资，以宗族关系为信用担保进行融资，有助于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当企业遭遇风险时，宗族势力也可能拔刀相助，帮其渡过难关。这种案例也不在少数。

他们是如何做到将宗族信用与市场信用相融合？

最近几十年，潮汕人和广府人没有大规模迁徙到外省，这促使他们可以在当地保留人才与文化。潮汕人和广府人宗族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重商、务实与敢于冒险，有点海洋文化的特点。他们以实为本，思维活跃，敢于应对变化，更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偏向于保守的客家人，在商业上不如广府人、潮汕人成功。

在潮汕人控制的产业中，他们内部的分工、结算非常明确，真正做到“亲兄弟明算账”。在广府人的人际关系中，他们非常注重各自的经济独立，宗亲间合伙常立契约、字据在前。

除了广府人、潮汕人，福建人、温州人也有类似的商帮组织，多少都有些海洋文化的特性。当然，一些地方商帮严重排外是因为其经营产业涉及灰色地带的风险，如《破冰行动》中的东山塔寨以制毒、售毒为业。

潮汕人、广府人依然面临市场文化与宗族文化的剧烈冲突。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如何平衡宗亲势力和职业经理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些老板的头疼之事。一些企业，老板渴望改变，高薪挖来高级职业经理人担任CEO，但这位CEO常被财务总监卡死，最终愤而离职。

但是，建立高级职业经理人团队也绝非易事。尤其是传统实业，管理的深度、经营的难度要比虚拟企业更大，涉及到的事物更加具体，专业化程度更高，管控难度要大得多，信任成本极高。

这是中国企业管理的现实难题，也是中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难题。

在宗族社会中，个人的信用受到宗族的背书，信任成本非常低。但现代社会是一个大规模协作以及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个人信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资产及信用的经营。只有建立个人的信用制度，才能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

现代信用制度是整个社会的齿轮及构件，传统宗族关系则是润滑剂。

虽然宗族文化曾在特殊时期遭遇冲击，但依然保留着最底层的那点文化传承。如今市场文化大潮扑面而来，社会结构被颠覆，宗族的道统、敬畏、重孝等文化也被打落一地。这只能用大开大合、不破不立来接受。但破容易，立则难。

孔子说自己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但千百年后“周礼”还是在民间复兴。

“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住的城市”，古老的模式被打破，现代的器皿未建好，中国有一大波被释放的激流无处安放。这股激流或许是新的建设者，亦或是时代切换的沉没成本。

十几年来，我深刻地体会到宗族文化赋予我的力量，同时，我也身处在宗族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之中。有时感到矛盾、彷徨、无奈，但亦欣慰，至少我可以触摸到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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