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囚笼融入精神旷野 | 陈培浩谈《大野》

2018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授奖词

“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野》，以双生花式的精巧结构叙写当代女性的成长，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别、财富流转等诸多命题叠合在人物个体命运的遭际之内，如盐入水，融合无迹，语言精练有力，情节映花照水，冷静疏离的表象之下饱蘸磅礴的同情共感，显示出熟练的小说技艺和人性认知的深度。”

书名：《大野》

作者：李凤群

《大野》是70后实力作家李凤群的长篇新作。小说由“世界之间”和“遇见”两部分组成，前者双线书写，穿插并行，推动情节；后者补插倒叙，完整曾被隐去的节点，是两位主人公人生中宿命般的高光时刻。

作者将笔触集中于两个城镇出身、出生于“改革开放”起始时代的年轻女性——今宝和在桃，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她们辗转并行的人生际遇。性格两极，却同样敏感，对生活充满体察，她们循着不同轨迹，以迥然的方式对抗既定生活，缺少爱但又渴望爱、追求爱以及更高的自我实现。“自己是谁，将过怎样的一生”，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事关逃离和回归的“成长”，或许将伴随她们以及一代女性的终生。

如果说《大风》更多关注的是大的时代以及置身于其中的小人物的命运，那么在《大野》中作者的思想深度更多体现在对人物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剖析。物质生活逐渐充盈，但精神的提升并非一定能与物质的改善相同步。作者对社会现象和世情有着丝丝入扣的体察，饱含理解和同情心来书写，下笔精炼而不失细腻，读来令人共情。

从生活囚笼融入精神旷野

——读李凤群《大野》

陈培浩

读李凤群的《大野》，脑中陆续想起的作品有：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萧红《生死场》、王安忆《富萍》、毕飞宇《玉米》《青衣》、盛可以《北妹》等等。这显然是一个女性困惑和成长的文学谱系，《大野》以双生花式结构写在桃和今宝二个当代女性的命运磨砺和精神成长，这题材并不新鲜，它将如何在前辈及同代作家的包围圈中突围？从专业口碑上，它无疑已经取得相当成功：2018年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授奖词称“它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别、财富流转等诸多命题叠合在人物个体命运的遭际之内”；王德威教授称小说中“两个女子以生命演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在？”；严锋教授则指它“用鲜活的感觉连通个人与时代，以充沛的元气谱写生命的热烈与坚韧”。信哉斯言！《大野》获得的肯定当然因由有自，多方肯定也各有观照。但我特别想指出作品中人物书写的特色。当代文学不怎么谈人物久矣！但人物无疑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元素，《大野》证明，人物作为一个艺术要素尚能推陈出新。

《大野》的人物塑造跟小说结构是紧密联系的。论者已指出《大野》的“双生花结构”，有必要强调这并非简单指小说将在桃和今宝并置的双线结构。双生花的核心不仅是双线，而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互为镜像的人物设置，典型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两生花》（又译《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正是如此。所以，《大野》的妙处不在它将两个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当代女性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来讲述，而在于将生命在别处、一直在路上的在桃和紧贴大地、坚韧忍耐的今宝设置为一体两面的分身或互文性人物。作者自道：“每一个狂放不羁的在桃的心里都有一个今宝，每一个今宝的心里都依偎着一个在桃。像一对立在镜子正反两面的姊妹花，互相映照，互相取暖，却永不重合。”小说中，在桃不断给今宝写信，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今宝的故事则是由不在场的叙事人讲述。作者暗示着，今宝是在桃想象的人物，在桃虚构出一个今宝，既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也讲述着今宝的故事。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将在桃视为今宝的精神虚构。小说中，在桃代表着一种永不屈服的自由意志，她虽然出身卑微，却绝不接受生活的招安。邂逅公务员陈志高之后，在桃的美貌使她获得了进入安稳现世和“美满”婚姻的机会，但她逃离了，她的宿命正是“在逃”。遇到歌手南之翔，她低到尘埃里，卑微地仰望。可是，她终究是渴望平等爱恋，不可能被驯服的在桃，南之翔注定只是她生命的又一站。而今宝呢？她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那个县城，只去过一次上海。她克制隐忍，自觉地放弃了对生命高潮和意外的追求。作者说她“静默的生命获得了强度，她终究脱离了我，成为她自己”。如果说在桃代表着动的生命观，今宝则代表着静的生命观；在桃暴烈而今宝静穆，在桃阳而今宝阴，这对阴阳互嵌的双生花构成了女性生命内部的现实与想象，当下与理想。换言之，阴阳分身式的人物设置使《大野》获得了一般单线人物所不具备的涵盖性。

有必要看到：《大野》的人物塑造还执行了“理想性”原则，这是它有别于一般女性人物之处。不管是福楼拜写爱玛，还是托尔斯泰写安娜，人物的首先属性都是“现实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人物往往是个人和社会的双重结果。无论安娜还是爱玛，其行为和命运既是其自身性格逻辑的结果，也是她们所处的社会文化逻辑的结果。所以，批判现实主义作者也就得以循个人命运而勘探社会、批判现实。可是，“现实的”人物往往深陷于环境中，从“现实的”艺术逻辑出发的作家，由人物见社会，却切断了人物自我拯救的可能。“现实”之外另有一种艺术运思逻辑，那便是“理想的”。“理想的”艺术运思逻辑并非美化和矫饰，而是借助于想象的权力和相应的精神资源，用小说去想象人物从命运的惊涛骇浪中脱险的可能。《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是“现实的”艺术逻辑的结果，列文却是“理想的”艺术逻辑的产物。托翁给安娜同情，却无法认同；列文才是他寄予精神厚望的人物。很多现实主义小说只有“现实的”逻辑，却没有“理想的”逻辑，这其实是对“现实主义”的狭隘化。李凤群在想象今宝时，明确地将其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社会进程中，她知道作为一个类的代表，这个1978年出生的普通女性，“在不幸的事件中，她不会被落下”“恐慌一直跟随她，她像别人一样，逐渐老去”。可是“我不能这么写，我要她坚持下来。因为，我想结识一个沉默但却带有力量的、健康的女英雄”。这里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理想的”艺术原则。我们并不能在“现实的”和“理想的”两种人物运思原则上区分高下，事实上它们各有优胜：基于现实性原则塑造的人物，因为深刻地根源于某种社会环境而具有不可腐蚀的批判意志。但过分根植于环境的人物，往往失却其超越性，常常失却了拯救的可能。而基于理想性原则塑造的人物，着眼的往往不是现实的具体性，而是人类精神得救的可能。它更倾向于想象某种沉沦中的飞翔，废墟上的建设。“理想性”人物不是刻意拔高的高大全形象。事实上，余华《活着》中的富贵就是一个“理想性”人物，余华希望通过富贵去展示一种历经苦难，却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的生命态度。李凤群同样希望通过在桃和今宝这二个受过生活伤害的人物去揭示个人从命运伤害铸就的人性囚笼中走向精神旷野的可能性。

要言之，《大野》没有一般女性作者沉溺于小我闺房情趣和情感一己之私的逼仄，也没有很多女性文学在个人精神深渊中裹足不前的孤冷。它相当自觉地将人物的血肉接通了时代涌动的脉搏，并以敏感细腻的笔触勘探着时代烟尘中成就强韧精神主体的可能。

原载《北京日报》2019年5月7日

陈培浩，青年评论家、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特支人才计划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省作协签约评论家。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中国文学研究》《中国作家》《作家》《文艺报》《江汉学术》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多篇。论文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已出版《迷舟摆渡——陈培浩诗歌评论集》《阮章竞评传》《互文与魔镜》《岭东的叙事与抒情》《歌谣与中国新诗》等著作。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广东青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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