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于市,桐庐这一文人一侠客,被称“真隐典范”!

美丽的桐庐

历来是墨客隐士之钟爱所在

自传说中的桐君老人后

又有东汉严子陵之羊裘高义

今天

我们就来说说元末明初的两位隐者

其一为李康,其二为徐舫。此二人虽然名声少传于后世,但亦是得以记载于史册中人。

梅月处士李康

据申屠丹荣老师《梅月处士》一文记载:李康其人,字宁之,号梅月处士,出生年月不详,卒于1358年,元桐庐水滨乡(今凤川街道)人。事母笃孝,人称“李孝子”。早年随永康胡仲孺学习。善诗文,琴棋书画冠绝一时。对于古学之研究,造诣尤深。元至正二年(1342),郡守马九皋备礼聘他出来任职,辞谢不就。九年,张奉使闻其贤,又欲起用他,复固辞不应。十六年,宰臣塔失铁来县,备下厚礼,遣县令罗良迎他到县议事。康纵论得失,深入肤理。塔失铁欲委以官职,康以奉养老母为由辞归。十八年病终。高阳许瑗(明初授博士,官太平知府)、青田刘基亲临其丧,作诗文祭奠。遗著有《杜诗补遗》、《梅月斋永言》、《看山青暇集》各若干卷。所绘《伏羲像》被收入《晋唐五代宋元明清名家书画集》,原作则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李康一族李氏,世居于今天的凤川街道一带。据说是在北宋末年,南唐后主李煜的十世孙,左丞相兼枢密使李宗勉的后人从富阳辗转迁移至此,并定居了下来。从此,李氏就成为了当地村落中的一重要姓氏。而李康是个青史留名的孝子。他13岁那年,母亲病重,李康“割股和膳以进”,治愈了母亲的疾病,而为乡里所称道。学业上,他从师永康胡长儒,以古学自鸣。“书画琴弈,冠绝一时”。李康的交友面也比较广,浦江诗人戴良、号称“铁牛翁”的淳安诗人何景福、自号“句曲外史”的方外诗人张雨等都是他的文坛好友,有诗歌唱和。

李康善诗文及琴棋书画,乐与文人交往。家有一书室,以南唐李庭圭《藏墨诀》中“临风度梅月”句,定名为“梅月书斋”。李康淡泊名利,读书与一般读书人有所不同。他不读科举必读之文,只注重研读科举功名文以外的经史文学。对于古学之研究,造诣尤深。当时,青田刘基已辞掉元朝官职,在翙岗华林寺设馆授徒,与李康时相往来结成知心朋友。刘基曾写了一首《题梅月斋宁之读书处》诗:

乾坤清气不可名,琢琼为户瑶为楹。

轩窗晓开东井白,帘栊暮掩西山青。

玉堂数枝春有信,银汉万顷秋无垠。

夜深步月踏花影,梅清月清人更清。

对李康清雅的梅月读书斋作了如实的写照,同时也赞扬了李康的人品。

△李康松下抚琴图

桐江侠客徐舫

与李康同出一时代,并与刘基相交深厚,还有桐庐人徐舫。如果说李康是典型的文人隐士,那么徐舫则更倾向于隐居的侠客。《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隐逸》记载:徐舫,字方舟,桐庐人。幼轻侠,好击剑、走马、蹴踘。既而悔之,习科举业。已,复弃去,学为歌诗。睦故多诗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元秀,号睦州诗派,舫悉取步聚之……舫诗有《瑶林》、《沧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于家。

徐舫此人文武兼备;论性情,则又崇侠尚义。吴宏伟先生在他的《刘基与他的桐江挚友》一文中记载道,徐舫家道显贵,自幼习武,好驰马论剑,成人后,勤于读书,功业大进,可谓下笔为文,灿烂成章。徐舫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天资高迈,他并不自缚于科举之中,不久,他幡然悔悟,说:“是蠹书蟫,出入故纸中,何有终期哉?人生贵适意,曷习古歌诗以咏性情,庶几少遂其愿耳。”自此,曰吟咏,以诗人自居,潜心研究“睦州诗派”作品。后漫游江、汉、淮、浙之间,与名士相摩切,诗艺大进。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苏天爵闻其名,欲推荐他出任官职。徐舫拒绝说:“吾乃诗人,岂能受禄位羁缚?”竟避匿不出。在江边筑一室,日日吟咏于烟波之间,大雪天,泛舟独钓,终日恋恋,不忍离去,晃若与世隔绝,因此自号“沧江散人”。

据说徐舫平时从不喜怒于色,从无急步疾呼之举,给人以平和安详,从容不迫感,好侠义之举。据其墓志铭记载:安徽宣城有一罗姓人,曾率五百难民避于桐庐,徐舫不仅给他们提供衣食住宿,还给他们看病吃药,对于死无归所者,为之择地埋葬,等到兵乱平息,用巨舟送他们回家。诚可谓义薄云天。从此记叙来看,徐舫虽然为隐士,行为处事中却又有一股挥洒不去的豪侠之风。

在刘基文集当中,没发现当时刘基与徐舫有任何交往,但从其它史料中可以认定他俩在当时确实是同道好友。在《大明秘史——1368之刘基传奇:帝国第一谋士》中记载:苏天爵任江浙行省参政期间表荐徐舫出山,与刘基的推举不无关系。刘基文集当中有一篇散文名《樵渔子对》盖作于隐居桐江之时,文中之“隐者”相貌奇伟,神气盈宇,却以樵渔为业,或有劝其出山,“隐者”笑曰:“学古入官,试用有司,责任何弘,俸禄何微?苟虚名之日著,亦奚救于寒饥?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阚,妖服贾祸,先哲时鉴,是岂野人之所愿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钓清泠以自适;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尘,耳不受长官之骂;俯石泉以莹心,搴芳兰以为藉;荣与辱其两忘,世与身而相谢。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后人疑之文中“隐者”的生活原型很有可能就是徐舫。

据史料记载,刘基曾经蛰居于桐庐,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公元1360年春三月,刘基应朱元璋之请,与宋濂、章溢、叶琛等浙东名士,同时出山辅弼。途经桐庐时,刘基并没有忘记徐舫这位惜日的挚友,准备邀舫同行,为其举荐,然而却得到了一次欢快的诀别。当时的情景,同行舟中的宋濂在《故诗人徐舫墓铭》中记载最为详细: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绾青丝绳立于江滨,揖刘君而笑,且以语侵之。刘君亟延入舟中,叶、章二君竟来欢谑,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载上黟川,丈夫觉之乃上。濂疑之,问于刘君曰:“此何人斯?诸公乃爱之深耶?”刘君曰:“此睦之桐庐徐方舟也。”濂故闻方舟名,亦起而鼓噪为欢、共酌酒而别。

如此豪侠之风,无怪乎生性洒脱的刘基能与其惺惺相惜,结为知交,互赠酬答,引以为乐。此前刘基在江西担任过高安县丞,担任过江西行省职官掾史,但是这些小小的职位并没有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余地,反而因正直处处受到蒙古贵族的打压和排挤,心中郁愤,无计可除,无奈只得弃官,遨游海内,寄情山水。徐舫的澹泊名利,高蹈养晦自然成了刘基心中仰慕的偶像。徐舫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饱学之士,自然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刘基之像

李徐二公何以隐逸于桐庐

李康、徐舫二人,皆为有才之士。然而,他们又为什么选择归隐江湖,不问仕事呢?

中国古代出仕的人比较多,也比较推崇出仕,但也有一些文人雅士开始了隐居生活。他们,或为了博得名气,或真心归隐。因而,这些隐士也就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分成了十种类型:完全归隐,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仕而后隐,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此外还有半仕半隐、忽仕忽隐、隐于庙堂、似隐实假、名隐实官、以隐求仕、无奈而隐、真隐而仕等等。正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而李康、徐舫二人,正可谓隐于市的真隐典范。

而李徐二人的隐于市,其实又是元末明初的政治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在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与元末明初是隐逸文化大行其道的两个年代。而回顾这两个年代,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局的动荡,以及政治的腐败。自东汉末到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整个华夏之地战乱频繁,时局动荡不安。这种动荡的时局对于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造成了隐逸思想的滥觞。同时,这一时期也是门阀政治达到顶峰的时代。大批有识之才因为门第不高而受到压制,这也是当时隐逸之士层出不穷的原因。而在元末明初,政治环境亦然。首先,元末兵戈扰攘的时局和明初以猛治国、刑用重典的政策是这一时期隐逸盛行的社会原因。其次,元代由于是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在对士人的重视程度上远远不如前代。因此,也造成了一大批人才无法抒扬其政治才能的状况,而当时的士人普遍有以道自任的精神传统,这也是元末明初隐逸兴盛的思想原因。最后,元政府对文化思想的控制较为松弛和明初尚无系统的文化政策是该时段隐逸兴盛的文化原因。正是因为这种政治环境成为了李徐二人隐居桐庐的原因。

本篇图文由杨露萌与县档案局共同整理

编辑:戴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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