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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意义非凡的石碑，它的出土曾经轰动了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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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块石碑意义非凡，它的出土曾经轰动了整个欧洲。这块石碑也历经沧桑磨难，几次面临被毁坏的命运，最终都奇迹的保留了下来，如今它藏身于西安碑林之中，仍然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西安去寻找这块石碑，他们大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块石碑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中国最早的基督教

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这个考证上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东汉之时，在西域就有基督教传入中国，天主教会也有另一种说法说的是汉明帝梦到胡人白马，其实是耶稣弟子多玛。当时他在印度传教，此后汉明帝委派使者却错误的带回了佛教。（卫匡国《中国图记》）

有记载可以考证的就是唐代阿罗本带来的聂思托里分派基督教思想，当时聂思托里分派从印度传来，由于聂思托里分派不承认圣母玛利亚的神性，被罗马教廷宣判为异端而被迫东逃，在印度在稳下脚跟开始传教，聂思托里分派神父阿罗本此后前往大唐，在此传教，受到唐帝国的热烈欢迎，从而在长安落足，唐朝政府允许他传教授业，并且在全国兴建十字寺作为教堂。最为繁盛时期，十字寺多达十万多座（碑文记录）聂思托里分派在中国也被称为景教，与明教（即摩尼教）、拜火教（即袄教）统称为三夷教。此后景教也逐步佛教化，很多解释也脱离了基督教的理论。唐武宗时代灭佛兴起，会昌法难，景教也受到了严重的牵连，最终灭亡。

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即大名鼎鼎的吕洞宾）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道教上师吕洞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

第二次基督教传教而来是在蒙元时期，蒙元少量贵族信仰基督教，因此将基督教再度带来了中国。但是此次传播十分有限，汉人几乎无人信仰此宗教，随着蒙古人被汉人赶走，基督教也再度在中国消亡。

第三次传入，就是在明朝末年了。耶稣会士利玛窦先生远方来华，进行传教，结交儒士，终于打开了大门，利玛窦的传教较为成功，尽管基督教徒数量稀少，但是获得了当时士大夫的广泛认可。利玛窦与徐光启之间也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此后耶稣会派遣大量传教士来华传教，在利玛窦的安排以及当时的朝廷大员的安排下，各地开始兴建教堂，传教士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曾德昭——石碑的见证者

传教士来华后，他们一方面将中国记闻的所见所感写下来带回欧洲，一方面留在中国寻找基督教曾经的痕迹，不过明朝末年时期，距离前两次基督教传入历史太久，很多历史遗迹渐渐散去，其中曾德昭神父就在这项工作上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曾德昭，葡萄牙人，本名奥伐罗·塞默多，耶稣会传教士。他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崇祯年间回到欧洲，在华26年，不仅亲身经历当时南京教难，也是石碑出土后的第一见证人，他还是李之藻的好友，杨廷筠受洗入教时的见证者，可以说在基督教早期传播上付出了汗马功劳。

曾德昭神父汉服像，他是第一个见到石碑的传教士

曾德昭在其著作《大中国志》中描写道：

在这里找寻基督教的遗迹真不容易，我们发现很多人在出生的孩子头上用红笔划上十字，也有人吃肉时或者在门框上画十字，当我们询问他们缘由时，他们普遍说是祖先就有的做法。有些线索指向基督教曾经在华传播，可是那些又是什么呢？（第二十五章：出土了一块证明基督教传播的重要石碑）

············

中国除了摩尔人（即穆斯林）还有犹太人，一位在北京的犹太人看到了我们的教堂，他看到了圣母像，却较为固执的认为主是天使米迦勒或者摩西，庞迪我神父随着他前往了开封，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很是古老，庞迪我神父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也参观了会堂，但是他们始终不肯拉开帘子让神父看他们帘子后的圣经，但是一位懂的圣经的小伙子告诉我们，他们的圣经和我们的一样，中国的犹太人谦卑有礼不像我们那里的那么固执，他们一直为自己不再认识祖先的文化感到哀伤，这次我们的到来可以帮助他们构建新的信仰（第二十四章：中国的摩尔人和犹太人）

就在此时，大明天启三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出土。当时的县令恰巧与李之藻是朋友，看到了碑上的十字架，他将信交给了李之藻，李之藻受到信件后，火速派人去杭州请来数位传教士，曾德昭也在其中。听闻这块石碑的出土，曾德昭十分兴奋，经过请示后最先赶了过去。

感谢天主的鸿福，冥冥之中庇佑他的子民，这块石碑的出土令我十分激动，恰巧leo（即李之藻）博士的朋友将要上任，我便与他一起前往西安去考察这块石碑，刚到西安后，我们得到了当地曼达林（即官员）的热情招待，天主的鸿福让他允许我们在这里建立一座教堂教化这里的子民，我前往石碑出土的地方，他们将它保存好，放到了一座和尚庙里，我当天下午就赶过去了。在那里我几乎什么事都不想做，我看它读它，只要一有时间就去阅读。我拓片了很多张，我很惊喜它的碑文居然保存的那么好，上面有个十字架托在云朵上，就和我在印度看到的一样，石碑上都是描写细致的中国字，也有一些别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拉丁语，此后我回教廷述职时途径印度，见到了当地耶稣会的主教，他精通亚洲各国的文化学术研究，他告诉我这是叙利亚文……

——曾德昭《大中国志》

享有盛名——遭遇浩劫

石碑传到欧洲引发了狂热的兴趣，各地的学者都在谈论这块石碑，当时著名学者基歇尔收集大量史料研究这块石碑，发表学术论文，轰动了欧洲。至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欧洲一直备受显赫的关注。

碑文拓片

然而明王朝灭亡后不久，清廷即传下禁教之令，传教士的活动区域仅仅被局限在皇宫内，这块名贵的石碑尽管多次被申请保护，却逐渐被人遗忘。时间过去了两百年，清末时期，随着国家羸弱，盗贼横行，各地汉学家来到中国大肆盗掘国内文物，久负盛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被觊觎。当时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传教士与当地基督徒对于保护石碑，付出了很多努力，可是当地官员一直不予重视。最终基督教徒集资与咸丰年间，由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100两银子，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

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为了给大英博物馆寻觅至宝，悄悄准备买下石碑运往英国。他瞒过了所有的传教士与基督教徒用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这件事被当地基督教徒得知后，迅速上报。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当时石碑已经装车，就在最后时刻，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赶到现场，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

经历风风雨雨，石碑总算保住了，如今在西安碑林中，它还矗立在那里见证中国基督教变迁史的历经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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